【文章內容簡介】 是指任何我們（或者我們正在討論的作者）不打算提出任何異議的陳述。但它可以是我們（他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命題，也可以是我們（他們）假設或假定的命題。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可以提出異議的“法則”，這種法則的出現、運用或誤用，必須仔細考慮：例如我們常說報酬遞減”法則”或者凱恩斯的消費傾向“法則”，實際上這些都是假定：也說馬克思主義的利潤率遞減“法則”，這是馬克思認為他已經確立了的一個命題。① ，裁縫可以隨心所欲地裁衣服；但他們當然要力圖按照顧客的身材來剪身乃是人們感到興趣的東西），而只是為了證實有興趣的結果而鑄造的器械或工具。而且鑄造工具并不是經濟理論家所做的一切，就像鑄造統計學的假說也不是統計理論家或任何理論家所做的一切一樣。同樣重要的是設計其他小用具以便于從假說中搞出一些結果來——所有的概念（例如“邊際替代率”、“邊際生產力”、“乘數”、“加速因素”）、概念之間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方法，所有這些都沒有什么假說的成份在內。②而正是這些零星用具的總和——包括關鍵性有用的假定在內——組成了經濟理論。用羅賓遜夫人無比巧妙的比喻來說，經濟理論是一個工具箱。這種經濟理論的概念，和其他科學部門一樣，道理也很簡單。經驗告訴我們，某一類——經濟的、生物的、機械的、磁電的和其他的——現象，實際上都是個別發(fā)生的事件，其中每一事件發(fā)生時都顯示出它本身的特性。但是經驗也告訴我們這些個別發(fā)生的事件有某些共同的性質與共同的方面，如果我們對這些性質與方面及其所提出的問題索性一次加以處理，那么在心力方面將實現很大的節(jié)約。為了某些目的，有時的確需要對個別市場上個別的定價情況，每種收入形成的情況、每次經濟循環(huán)、每一筆國際貿易等等加以個別分析。但即使征這種場合，我們也會發(fā)現，我們每一場合都在使用對全體分析時所出現的概念。其次我們發(fā)現所有場合，或者至少大部分個別的場合，都顯示類似的特點。這些特點及其含義可以合在一起用定價、收入形成、循環(huán)、國際貿易等共同的圖型來加以處理。最后我們發(fā)現這些圖型并非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的，所以上升到“一般化的抽象”的更高水乎很有好處；在這個水平上我們可以建立經濟分析的一種復合的器械、引擎、或研究方法——雖然我們已經知道，并不是唯一的一個——，無論我們把它轉向①什么樣的經濟問題，它在形式上都會以同一方式發(fā)揮作用。理查德坎梯?、诘闹魇堑谝徊恐鳎瑥闹锌梢郧逦乜闯鏊褜@個道理有所覺察，雖然經濟學家們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才認識到它的所有可能性——萊昂瓦爾拉是第一個這樣做的（請參閱下面第四編第六章第5b 節(jié)）。雖然我們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進行一次經濟學的認識論的探討，同時與這方面有關的一些課題在本編的以下各章和所有以后各編中還會受到注意，但在這里插進幾點意見，借以減少我自己與讀者之間可能的隔閡，將會是有益的。首先，對于前面關于經濟理論的性質與功能的論證，應該加上一個修正。這個論證的措詞，至少大部分可以適用于所有那些具有任何通用分析工具的學科。但是這種類似性也有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可由下列兩件事實來說明。經濟學不能像物理學那樣從實驗中得到好處——當經濟學家談到做試驗時，他們所指的和在實驗室條件下的試驗完全不同——但另一方面卻享有一種物理學所得不到的信息來源；那就是人類對于經濟行為的意義的廣泛知識。這種信息來源也是爭論的根源，在我們的征途中將反復找我們麻煩。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F在例如當我們說裁。② 舉例說，理論力學從一套假定（就這種意義來講或者稱之為假說）出發(fā)，但顯然這許多假定并非理論力學的全部，而當它們明確地匯集在一起時，僅能構成理論力學的第一章。① ，他說每種（理論）科學都是省力的一種方法。② 見下面第二編第四章第2 節(jié)。到可以激勵個人或集團起來行動的動機時，我們的信息來源大致與心理方面有意識或下意識過程的知識是一回事，對這種知識不加利用是愚蠢的，雖然我將繼續(xù)不斷地強調，這與侵犯心理學專業(yè)的領域不同——就象我們陳述土地報酬遞減法則并不意味著侵犯了物理學的領域一樣。不過我們對于意義的知識還有另一種解釋的方法，與邏輯比較接近。例如我說——在一定的條件下——一個企業(yè)的瞬間利得最大化的產量，是在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入的一點上（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邊際收入等于價格）?？梢哉J為我是對這種情況和一個結果建立邏輯關系，也和一般邏輯的規(guī)則一樣，不管是否有任何人的行為與之相符總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有一類經濟定理，它們是邏輯上的（當然不是倫理或政治上的）理想或規(guī)范。它們顯然與另一類直接以觀察為根據的經濟定理有區(qū)別；例如說，對于就業(yè)機會的預期對工人在消費商品方面的支出有多大影響，工資的變動對結婚率有多大影響等等。如果同時把邏輯上的規(guī)范解釋成為從觀察來的資料或必要時從共同經驗下意識地積累起來的觀察中“凈化”的普遍規(guī)律，則無疑有可能把這兩種類型的理論融合為一。不過，整個說來，最好不要這樣做，而應該坦白承認我們有或認為有能力去了解意義，并以適當構造的圖型來代表這些意義所隱含的東西。第二、上述解釋也許可以使我免于沾染“科學主義”色彩的嫌疑。這個名詞是哈那克教授①曾經用來指出某些人不加批判地抄襲數理物理學的方法，他們同樣不如批判地相信這些方法可以普遍適用，并且是所有科學活動都應該遵循的金科玉律。整個這個歷史將可解答一個問題，就是實際上是否有這種不如批判地抄襲數理物理學方法的行為，而這些方法僅在發(fā)展它們的科學的特殊形態(tài)范圍之內才有意義——當然除去綱領性的詞令，自從十七世紀自然科學取得今人敬畏的成功以來，這些詞令已經夠多了，但并無多大意義。至于原則性問題，哈那克毫無疑問是對的——所有十九世紀在他之前提出類似抗議的人也是對的——那就是他認為經濟學家以在別的地方運用成功為唯一理由而任意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這是不允許的；同時他認為，那些實際上這樣做了的極個別和次要的事例，應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幸這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在我們能夠提出什么叫做不合法的借用以前，首先要問一問什么叫做“借用”。在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到與馬克思主義者相似的一種錯覺，這種錯覺使得他們在談到未來的社會主義秩序時不愿使用像價格、成本、貨幣、土地勞務的價值、或甚至利息之類的名詞；這些名詞雖然是一般經濟邏輯的概念，對他們來說，似乎僅僅因為它們也用于資本主義社會，就沾染了資本主義的氣味。同樣，“高等”數學的概念與程序確實最先是和物理學家的問題相聯系而發(fā)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數學這種特殊語言有什么特別的“物理主義”的屬性。①但這也適用于物理學的某些一般概念，例如平衡位勢或振蕩器、靜力學與動力學等等，它們也和① 哈耶克：“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見《經濟學》1942 年8 月號、1943 年2 月號，1944 年2 月號。這一篇論文——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亞于一篇論文——我要極力推薦，不僅因為它是深邃學識的產物，而且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子，說明在這類討論中真理與謬誤是怎樣緊靠在一起。① 哈耶克的導師，奧地利效用學派的理論家們在運用邊際效用概念時，實際上發(fā)現了微積分。把他們的推理正確地用公式表達出來，不能算是什么罪過。方程組一樣出現在經濟分析中；例如當我們使用“振蕩器”這個概念時，我們所借用的只是一個詞，別的再沒有什么。不過有兩種情況結合起來加深了那種錯覺。一方面，當物理學家與數學家首先碰到那些一般概念時，不僅對它們加以命名，而且還搞出了它們的邏輯。只要這種邏輯沒有引進什么“物理主義”的東西，我們不加以利用就是枉費氣力。另一方面，學生們碰到一個問題時，要了解其中的經濟學內容不如了解一個實物的類比來得容易；所以教書時常常要用這些比喻。因此，我們被指控借用的那些東西似乎只是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我們大家，物理學家也好，經濟學家也好，僅有一種類型的頭腦可以運用，而其活動方式，不管擔負的任務如何，在某種程度上原來都是相似的——所謂“科學統一運動”就是基于這一事實而產生。這并不牽涉任何機械論、宿命論，或其他什么“主義”的錯誤，也未忽視這一事實，即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所謂“解釋”是有些不同含義的，同時也沒有否認經濟分析史的歷史性質的含義。第二、如果經濟理論如我所表述的是這樣一種單純而無害的東西，那么讀者會奇怪，自從它引起人們注意（大約從重農學派的時代開始）直到今天，那種伴隨它的敵意究竟從何而來。我在這里只列舉一些主要標題作為答案，而以后的敘述將會充分加以說明：（1）從每個時期的要求來判斷（而不是用以后的標準判斷以前任何時期的理論狀態(tài)），那么在所有時期，包括現在在內，經濟理論的成績總是落后于人們合理的期望，并受到正當的批評。（2）不能令人滿意的成績從來都是、現在也是與不公正的要求相伴隨的，特別是人們不負責任地把理論應用于實際問題，而這些問題過去和現在都超過了同時代分析工具解決的能力。（3）雖然經濟理論的成績從未達到標準，沒有達到它可能達到的一切，但同時又超過了大多數感興趣的人們的掌握能力；這些人不了解它，同時對于任何進一步改進分析工作的企圖都抱有反感。讓我們仔細區(qū)分這種反感的兩個不同因素，一方面總是有許多經濟學家惋惜大量事實的喪失，而實際上這些事實在任何抽象的過程中都是會喪失的。如果談到應用，那么這種反感通常是很有理由的。可是另一方面有些人缺乏理論頭腦，他們對于不直接與實際問題有關的任何東西都看不出有什么用處。或者，比較不客氣他說，他們缺乏評價分析工作的提高所必須具備的科學修養(yǎng)。讀者應該牢記這兩種（有理的與無理的）對經濟理論的批評的奇怪結合，本書將在通篇對這一點反復加以強調。這足以說明對經濟理論的批評實際上總是從兩種人那里來，一種人是在他們那個時代的經濟理論水平之上，一種人則在其下。（4）從這些方面來的敵意常常因為反對大部分理論家堅持要形成的政治聯盟而更為強烈。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十九世紀經濟理論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聯合。我們將會看到，這種聯合有時足以使政治上自由主義的失敗變成經濟理論的失敗。在那個時期，許多人極端痛恨經濟理論，因為他們認為經濟理論僅僅是用以吹捧他們反對的政治綱領的一種計策。這種想法很容易產生，因為經濟理論家自己也持有錯誤的政見，他們盡力使自己的分析工具為他們自由主義的政治綱領服務。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們放縱自己愛管政治閑事的強烈痹好，販賣政治秘方，自命為經濟生活中的哲學家，同時卻忘記他們有責任把自己引進經濟推理中的價值判斷交代清楚。類似的情況很多，而現代經濟理論不過是又一個值得悲嘆的事例而已。（5）有人認為，經濟理論是要把未確定的、推測性的假說，裝在上面區(qū)分的兩種意義中第一個意義的框架內；在上列標題的一項或幾項之內雖已隱含了這種看法，但我們仍以單列一項為宜。因此，在經濟學家或其他社會科學家中常常出現一種傾向，就是把經濟理論排斥在嚴肅的科學領域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傾向①并不限于經濟學。艾薩克牛頓首先是一位理論家，可是他對理論，特別對于建立表示原因的假說，一貫抱有明顯的敵意。他真正所指的不是我們第二類的理論或假說，而不過是證據不足的推測。也許在這種敵意中還有點別的什么，那就是真正的科學頭腦對于使用這個帶有形而上學氣味的“原因”一詞的厭惡。牛頓的例子也可以用來說明一個真理，那就是在實驗性科學領域內不喜歡用形而上學的概念，絕不意味著對形而上學本身的厭惡。[熊彼特原意是想把這九段縮進去的材料用小一號的字體排印，以便一般讀者容易把它們省略過去。][]讀者會注意到我們的三個基本學科，即經濟史、統計學與統計方法、以及經濟理論，雖然基本上可以互相補充，但還不夠完善。在。寫經濟史的時候，確實有些陳述根本不應該加上去，除非有屬于經濟理論的推理部分能夠予以適當的證實：例如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該世紀末英國經濟的大發(fā)展同谷物條例與所有各種保護措施的撤銷聯系在一起，就是這樣一種陳述。經濟理論圖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發(fā)生作用的，而這種制度的框架則來源于經濟史，只有經濟史能告訴我們這種理論圖式所適用的社會過去屬于哪一類，或者現在屬于哪一類。然而不僅是經濟史對經濟理論有這種貢獻。顯而易見，當我們介紹私有財產制度、或自由契約制度?；蛘吡硪环矫娉潭却笮〔灰坏恼苤茣r，我們實際是在介紹一些社會事實，它們不僅是經濟史，而且是一種普遍化、典型化或類型化的經濟史。這一點更加適用于一般的人類行為方式上，這種行為我們假設是普遍的，或者只存在于某些社會條件下。每一本經濟學教科書，如果不限于傳授極其嚴格意義上的分析技巧，就會有這么一章有關制度方面的導論，其內容屬于社會學而不是經濟史。所以我們借用德國的做法，引進第四門學科以補充另外三門的不足，這是很有用的；雖然在這個領域內的努力會超出純粹經濟分析的范圍而進入“經濟社會學”的領域。用一句適當的話來說，經濟分析所討論的問題是人們在任何時候怎樣行為以及產生什么經濟效果：經濟社會學處理的問題是他們怎么會這樣行為① 享實上僅僅根據這一理由，某些同行的經濟學家所使用的“經濟理論”一詞本身就會有貶低的氣味，這也沒有什么奇怪。不過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態(tài)度單純是由于我們在知識上的口味與能力各不相同，大家自然各接其偏好進行研究。過高地估計自己的研究方式，低估別人愛好的方式，這也不過是人類的天性。如果說無論在科學或其他生涯中，假使我們不是已經從事了某一事業(yè)，我們將永遠也不會做我們正在做的這一事業(yè)，這也許不算過分吧。的。①如果我們把人類行為的定義下得廣泛一些，不僅包括行動、動機、偏好，而且也包括與經濟行為有關的社會制度如政治制度、財產的繼承、契約等等，那么這句話就把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包括在內了。當然必須指出，這種區(qū)分是我們?yōu)榱俗约悍奖愣龅?，并不意味著我們將要碰到的作家們自己作過這種區(qū)分。空談不如實干，因此現在我不準備為之作任何辯護。[]上面我們分別闡明的歷史、統計與理論三方面方法技巧的總和，連同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