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法價值的養(yǎng)成(編輯修改稿)
2024-07-25 21:26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時候，司法遭遇倫理的詰難而仍然能保持無動于衷，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司法價值會在司法者“良知”的作用下，出離客觀?！ ×晳T因素。“習慣是社會生活中，長期實踐而形成的為人們共同信守的行為規(guī)則?！钡挛锏陌l(fā)展，有時最頑固的阻力也往往來自于習慣。習慣最初也都是習得，重復的次數(shù)多了，在抵消力相對較弱的情況下，便成就了一種反射現(xiàn)象，時間一長，甚至會成為具有一定約束力的民間規(guī)范，被稱為“習慣法”。比如定親，它并不是婚姻關系的法定程序，但在講究這一習慣的地方，如果跨過這一程序而直接結婚，就會承受很大的輿論壓力。習慣是法律的淵源，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法律，這證明習慣與法律的聯(lián)系是較為緊密的。其實，這種轉化的實現(xiàn)，也說明習慣對法律是一個吸收和滲透的過程。司法在習慣與法律之間的選擇也是一個難以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爸灰祟惿幌?，只要社會的各種其他條件還會(并且肯定會)發(fā)生變化，就會不斷地產(chǎn)生新的習慣，并將不斷且永遠作為國家(只要國家還存在)制定法以及其他政令運作的一個永遠無法掙脫的背景性制約因素而對制定法的效果產(chǎn)生各種影響”，因此，“盡管當代中國制定法對于習慣采取了某種貶抑、有時甚至是明確予以拒絕的態(tài)度，但在司法實踐中，習慣還是會頑強地在法律中體現(xiàn)出來，對司法的結果產(chǎn)生重大影響，實際上置換了或改寫了制定法”。嚴格講，司法并不是習慣的執(zhí)行者，除非習慣已經(jīng)轉化成為法律。司法對習慣的遷就通常只出于功利的目的，如為回避法律上的難題，為解決眼前的糾紛和矛盾，為使案件易于執(zhí)行等。如果運用于司法的習慣不能有效地促進相關規(guī)范的形成與完善，那么司法權就有滑向濫用的嫌疑，畢竟司法并不當然具有對何為“習慣”這一問題的定義資格，況且在依習慣作出判斷的時候，司法的法定性實際則進入了“休眠”?！ 〉鼐壱蛩?。這是一個與文化相融合的重要因素，這里突出“地緣”，主要考慮“地緣”是“文化”前置的“因”，而“文化”是“地緣”衍生的“果”。這方面對我們有所提示的是：為什么同樣是歐洲大陸的法律傳統(tǒng)，在歐洲培植出來的是“成文法”，而到了美洲則發(fā)展出了“判例法”。我國推行司法改革以來，在接受西方法治發(fā)達國家先進司法理念的同時，我們也曾希望將他們成熟的司法制度移植過來，但實踐中，我們發(fā)現(xiàn)問題并不簡單。以審判方式改革為例，起初的要求是從“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變，案件“一步到庭”，“當庭舉證、當庭質(zhì)證、當庭認證”，最好再“當庭裁判”，以形成兩造對質(zhì)的訴辯交鋒氛圍，法官僅居中裁判，人民法院考核法官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當庭宣判率”。但是，實踐中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尷尬局面，一些當事人面對這種新型的審判方式感到茫然無措，尤其是偏遠農(nóng)村，當事人甚至根本弄不清何為“質(zhì)證”，在法庭上的陳述常常偏離法官歸納的焦點。在這些當事人看來，起訴到法院，就是要讓法官給斷出個公道，怎么還要自己在庭上費這么多口舌呢?此后司法改革漸漸又被放入了一個新的語境——“國情”。于是開始強調(diào)構建“審前程序”以便“證據(jù)交換”，同時要求法官要“當庭釋明”，判決書后面甚至要寫上“判后語”，案件辦結了還得“判后答疑”。發(fā)展到近年，司法改革已不是如何面對現(xiàn)實的問題，而是進入了對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積極構建期，此時的司法價值觀也已經(jīng)有了新的變化，如在方式上提倡“調(diào)判結合”，在結果上追求“勝敗皆服”，司法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zhì)上都以“和諧”為衡量標準，“調(diào)解率”重新成為考核法官的重要指標。除了與國外的地緣差異，處于經(jīng)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我國國內(nèi)，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的地緣差別相當大，當?shù)鼐壱蛩卦絹碓奖恢鲃蛹{入司法的考慮當中，不僅在個案的司法上會出現(xiàn)比較大的主觀差異，在地方性司法政策的決策方面，也會出現(xiàn)比較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在應對了“地方性”問題的同時，也可能讓司法的價值預期變得不確定起來?！ ?二)現(xiàn)實因素 權力因素。在法治社會，權力不僅由法律授予，而且受法律規(guī)范的制約，有著較為明確的邊界。司法的品質(zhì)要求司法只應當服從法律，但從我國司法所處的制度環(huán)境來看，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行使司法權的國家審判機關人民法院是雙重責任主體。一方面作為國家審判機關，要對憲法和法律負責。另一方面作為政法部門，要對上級黨組織負責?；谌嗣穹ㄔ旱男再|(zhì)，負有這樣的雙重責任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問題在于，能對司法行使權力的這兩條主線，其權力本身是否能有效地納入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范中來，能否依法解決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沖突，這是決定能否在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好兩者關系的關鍵。任何權力，一旦僅憑法律以外的理性便可影響司法，即使這樣的理性確實促成了實質(zhì)上的正義，司法的公平也仍然丟失了，因為司法理性是由一套法定的程序和規(guī)則決定的，而只有建立在司法程序和規(guī)則上的理性，才能讓人們對秩序有規(guī)范意義上的預期?！肮币辉~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是公平，二是正義。沒有公平衡量的正義會缺失正當性，甚至有可能轉化為非正義。當權力基于合理的要求影響司法時，它可能只強調(diào)了司法某一方面的價值而忽略司法其它方面的價值，這突出了司法功利的一面，讓正義真正成為了一張“普洛透斯的臉”。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指權力因素在我國不可簡單理解為與司法權完全分離的那些權力，實際上，有些權力之所以能有效影響司法，正是由于它已經(jīng)滲透并溶合進了司法，比如行政權。我們的法官既是司法者，同時又是國家干部，作為司法者他們要服從法律，作為國家干部他們還要服從行政權力。法官的司法行為在法院還接受著庭長、院長等行政層級的領導，其行政權與司法權糾纏在一起，有時很難加以量化區(qū)分，而司法價值在這種混合權力的作用下，則很難形成一些確定的觀念。 權利因素。通常理解，權利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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