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法價值的養(yǎng)成-文庫吧資料
2025-07-04 21:26本頁面
【正文】 防止權力被濫用，以法律賦予訴訟當事人的程序權利來保障實現訴訟當事人的實體權利。通常理解，權利是對應義務而產生的，一個人的權利，便是其他人的義務。法官的司法行為在法院還接受著庭長、院長等行政層級的領導，其行政權與司法權糾纏在一起，有時很難加以量化區(qū)分，而司法價值在這種混合權力的作用下，則很難形成一些確定的觀念。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指權力因素在我國不可簡單理解為與司法權完全分離的那些權力，實際上，有些權力之所以能有效影響司法，正是由于它已經滲透并溶合進了司法，比如行政權。沒有公平衡量的正義會缺失正當性，甚至有可能轉化為非正義。任何權力，一旦僅憑法律以外的理性便可影響司法，即使這樣的理性確實促成了實質上的正義，司法的公平也仍然丟失了，因為司法理性是由一套法定的程序和規(guī)則決定的，而只有建立在司法程序和規(guī)則上的理性，才能讓人們對秩序有規(guī)范意義上的預期。另一方面作為政法部門，要對上級黨組織負責。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行使司法權的國家審判機關人民法院是雙重責任主體。在法治社會，權力不僅由法律授予，而且受法律規(guī)范的制約，有著較為明確的邊界。而這些差異在應對了“地方性”問題的同時，也可能讓司法的價值預期變得不確定起來。發(fā)展到近年，司法改革已不是如何面對現實的問題，而是進入了對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積極構建期，此時的司法價值觀也已經有了新的變化，如在方式上提倡“調判結合”，在結果上追求“勝敗皆服”，司法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以“和諧”為衡量標準，“調解率”重新成為考核法官的重要指標。在這些當事人看來，起訴到法院，就是要讓法官給斷出個公道，怎么還要自己在庭上費這么多口舌呢?此后司法改革漸漸又被放入了一個新的語境——“國情”。以審判方式改革為例，起初的要求是從“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變，案件“一步到庭”，“當庭舉證、當庭質證、當庭認證”，最好再“當庭裁判”，以形成兩造對質的訴辯交鋒氛圍，法官僅居中裁判，人民法院考核法官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當庭宣判率”。這方面對我們有所提示的是：為什么同樣是歐洲大陸的法律傳統(tǒng)，在歐洲培植出來的是“成文法”，而到了美洲則發(fā)展出了“判例法”。 地緣因素。司法對習慣的遷就通常只出于功利的目的，如為回避法律上的難題，為解決眼前的糾紛和矛盾，為使案件易于執(zhí)行等?！爸灰祟惿幌?，只要社會的各種其他條件還會(并且肯定會)發(fā)生變化，就會不斷地產生新的習慣，并將不斷且永遠作為國家(只要國家還存在)制定法以及其他政令運作的一個永遠無法掙脫的背景性制約因素而對制定法的效果產生各種影響”，因此，“盡管當代中國制定法對于習慣采取了某種貶抑、有時甚至是明確予以拒絕的態(tài)度，但在司法實踐中，習慣還是會頑強地在法律中體現出來，對司法的結果產生重大影響，實際上置換了或改寫了制定法”。其實，這種轉化的實現，也說明習慣對法律是一個吸收和滲透的過程。比如定親，它并不是婚姻關系的法定程序，但在講究這一習慣的地方，如果跨過這一程序而直接結婚，就會承受很大的輿論壓力?！钡挛锏陌l(fā)展，有時最頑固的阻力也往往來自于習慣。 習慣因素。前面提到的廣東“莫兆軍案”，法官依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下判本無可爭議，然恰恰真冤枉了無辜，更為嚴重的后果是無辜者自殺了，于是司法在這里成為了倫理討伐對象，法官之“罪”也就順理成章地圍繞不合倫理的案件事實真相而被論證。2006年被媒體“爆炒”的邱興華案，當“惡魔”、“殺人狂”等標簽挾著公眾的喊殺聲充斥報端的時候，任何懷疑邱興華有精神病而提出司法鑒定的請求都顯得那么迂腐和“反動”。中國幾千年的發(fā)展歷史，形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點的“法倫理”。如此理解，法律便是在道德無力加以約束和不能解決問題時的一種強制。在一定程度上，法律落實到司法層面便屬于技術性規(guī)范，必須依據司法內在的邏輯和規(guī)律，確保司法運作具有確定性、穩(wěn)定性，這樣才能使法律相對于同樣的事實和情形具有程度相當的適用，從而體現出司法的公平性。本文僅從傳統(tǒng)與現實兩個方面加以分析。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復雜而且多變的過程。近年我們提出的“司法為民”，其實也反映了人本的價值追求。在普通法國家，司法對法律進步的推動力尤為明顯，正如美國現實主義法學的創(chuàng)始人霍姆斯所指出：法律的歷史不過是法官對規(guī)則價值不斷重新審視和思考的歷史?！狈稍谝欢ǔ潭壬险墙⒃诼蹇怂赃@種“自然理性”基礎之上的，它是法律獲得遵守的倫理支撐。洛克在其《政府論》中認為：“自然狀態(tài)有一種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以人為本從觀念上講是一種自然理性，從法律上講則是一種社會理性或國家理性。如司法調解，盡管最終通過法律的確認使調解協議被賦予了強制力，但這種協議在法律上往往模糊了是非界限，不能為當事人提供法定規(guī)范性認識，因而回避了法律對案件事實的回答，所以調解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司法權。我們今天所強調的司法的“定紛止爭”作用，便正是對秩序的要求。盡管他認為法律發(fā)展的重心并不在司法裁判，而是在社會本身，但事實上，他所說社會上本身存在的那些“適法因素”，如果不能通過司法對法律的有效執(zhí)行而產生拘束力，就無法轉化為社會規(guī)則，秩序也就無法真正實現。西方社會法學的奠基人、奧地利法學家歐根最后還要在法律缺位或沒有明確法律依據時，按照法律的原則、法理精神，以及社會公認的習慣規(guī)則、生活經驗等，合理地運用自由裁量權，能動地詮釋正義。首先是要嚴格執(zhí)行程序法律，平等保護好被告人和當事人的訴權、質證權、申辯權等訴訟權力。所以，正義對于法律是決定性的，而公平對于司法也是決定性的。法律離開正義，會從天使變成魔鬼?！罢x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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