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作注，其《毛詩正義》流傳至今，尚無人懷疑其權(quán)威性。一門之下四子如此，古今無二?，F(xiàn)中國最高學府，北大、清華，皆為百年老校。執(zhí)教者或計有五、六萬？或十來萬？門生百數(shù)萬計，尚未審其誰之名聲可流傳兩千余年？似無之。斷然無人可著書如《韓非子》已流傳兩千余年，且仍將世代流傳者。亦無似李斯之流，佐秦王掃六合一統(tǒng)天下之人物者。現(xiàn)今中國并不乏建功立業(yè)之機會，昔者不平等條約被割讓國土尚有數(shù)百萬平方公里未收回。亦未聞學問可與張蒼、毛亨相提并論者。 此即為賢哲教化之效率，亦或五、六萬，或十來萬執(zhí)教者，百余年間所致之人物，莫若執(zhí)三四十年塾教之賢哲。 習禮儀、修道德，莫若師孔。益智增能，莫若師荀也。漢學——復興傳統(tǒng)文化最為可行之途徑儒學歷代以來作為教育基石，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王官學在存在兩千余年后所以遭致廢止者，無疑在傳承中出了嚴重偏差。作為“國教”，不能致德才兼?zhèn)?，智勇兼?zhèn)渲宋锬耸菑U止之最根本原因。要使這種文明全面復興，首先，必須徹底改造以得到執(zhí)政階層及社會各階層認可。而要得到執(zhí)政階層及社會各階層認可不進行徹底改造，而原封不動地照搬宋儒教化幾乎完全無可能。從政府十多年前開始倡導弘揚傳統(tǒng)文化，至今天亦不能走進課堂，僅止于允許民間進行小規(guī)模之教育傳播，但在觸及整體文化發(fā)展改革方向?qū)用鏁r亦多受監(jiān)管、掣肘、限制，就完全可以說明問題。事實上，文化之復興不僅僅是教育課題，更是一個政治課題。儒家文化之全面復興即意味中國政治意識形態(tài)變革，由全盤西化教育向本位文化的重建過度，中西文化之全面競爭亦將由此開始。因此，傳統(tǒng)文化之復興必然有一個持續(xù)且艱難之過程。以何種方式來推動傳統(tǒng)文化之復興不得不進行深入思考。目前中國學界儒家文化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有兩支：一為“儒教派”；一為“新儒家派”。然無論是“儒教派”，還是“新儒家派”，完全是新瓶裝舊酒，在對傳統(tǒng)文化之改造、創(chuàng)新上則是毫無建樹。“儒教派”則更為邪乎，變學術為宗教。未審其終極目的乃是欲與道家釋家爭山頭建文廟否??？因此，基本上可以確定，此兩派在執(zhí)政階層及社會各階層不可能取得突破、得到認同。再者，傳統(tǒng)文化用“儒”的名分來推動本來就存在嚴重問題，共產(chǎn)黨中國之歷史上曾兩次大規(guī)模的批判儒家運動。上世紀初廢止儒術之主要發(fā)起者：一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一為第一位傳播馬列共產(chǎn)主義之李大釗。在某種意義上說，共產(chǎn)黨中國以打到儒家而建政，今若提議復興儒家，是行無常政治，此政教之大忌，亦執(zhí)政之大忌。故數(shù)百所孔子學院可以通行于海外而不能行于海內(nèi)者，此中央無奈之舉，雖有復興之志而不得其門而入，實政治障礙也?！皾h學”，作為上千年來第一個對儒家進行徹底改造之體系。在現(xiàn)實中人倫、社會及政治秩序都極為混亂，亟待革除積弊，且政府于雖多年前倡導弘揚傳統(tǒng)文化仍處于徘徊瞻望之際，本于徹底改造儒家文化之基礎上，創(chuàng)建民族主義學說“漢學體系”，大有異于其所謂“儒教派”，“新儒家派”。是謂非“漢學”不足以為執(zhí)政階層及社會各階層所認同。既已儒之名分不可為執(zhí)政所認同，故此，舍“漢學”，傳統(tǒng)文明之復興再無確切之名分。中國傳統(tǒng)文明之重建必本于改造、創(chuàng)新論中國傳統(tǒng)文明有鑒于史，自漢孝武獨尊儒術，開中國歷史四百年雄風。其至于三國時期雖國家分裂，猶可臣服異邦，是大有異于其后自唐以降，宋、明、清以來之儒術。故曰：“非兩漢之儒術不足謂之儒術，非兩漢之儒術不足行之于世。 夫致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后倦焉？譬諸飲食，早食面點即可，晚可豐盛之焉、飲酒之焉，區(qū)以別矣。若早而用晚之食者，則整天必至昏昏然。宋朱熹氏之教化，以做官從政為始教，早而食晚之食也，故用其教賤儒多焉。飲食尚且如此，況致君子乎！ 一門學術是否符合中道能否行之于世，當看其能否培養(yǎng)人物。仲尼門下有七十二子之流，是仲尼學術符合中道且能夠培養(yǎng)人物；荀卿門下有韓非李斯毛亨張蒼之輩，是荀卿學術符合中道且能夠培養(yǎng)人物。孟軻門下無人物，以其得高壽，若其學術得之中道，足可培養(yǎng)出兩至三代人物。故司馬遷稱其為“見似迂遠實則闊于事情，”是自朱熹氏尊孟以來數(shù)百年漢家無人物不亦宜乎！止行儒術不足以安邦定國國之藩屏，雄師勁旅也。國之四維，紀綱禮義也。未聞不得雄師勁旅而能長久保全其國者，未聞不得其紀綱禮義而能長久保全其國者。二者不可缺一?！墩f文解字》云：儒，柔也，術士之稱。以柔弱之術士而將雄師勁旅，此誠為之艱難。此所能明者，止行儒術不足以為國之藩屏也。儒家所宗之三代明王禹湯周文，自禹伐三苗，湯伐葛伯，文王伐犬戎、伐密始而王天下，雖皆以仁義治國，則莫不以征伐安邦。又觀于自此以下數(shù)千年之歷代明主，大凡有所成功者莫不親騎射而征伐誅討其不臣者。春秋之世，周室衰微，諸侯專征伐，仲尼惡其亂，遂為之制禮焉。秦焚書坑儒廢禮義，獨宗法家，至二世而亡。有鑒于秦之弊，自漢武始尊儒術迄至于清兩千余年，歷朝歷代則內(nèi)雖行法家法治之實，外莫不托儒家禮治之名。而自夫子制禮己歿至于漢興七十余年，天下大定，文景既治之后，漢武始尊儒，此間所歷凡三百五十余年。亦唯夫子既歿后至于彼時而得天下大定，儒家始得通行于世。是故謂儒術不足以案亂而治亂，唯可案治而止亂也。 凡為儒者，必習六經(jīng)。儒家六經(jīng)《禮》、《樂》、《詩》、《書》、《易》、《春秋》不外乎禮樂之教化。《詩》主敦厚，若不知節(jié)制，則失在于愚?！稌窂V知久遠，若不知節(jié)制，則失在于誣?！稑贰分鲝V博和易，若不知節(jié)制，則失在于奢?！兑住分鹘e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知節(jié)制，則失在于賊害?！抖Y》主文飾于物，恭儉莊敬，若不知節(jié)制，則失在于煩苛?！洞呵铩窞榱晳?zhàn)爭之事，其所以設教者乃為之節(jié)制，以免失于亂。 是六經(jīng)所習，皆為規(guī)矩繩墨。習之，有術之士也；不習，無方之民也。之中并無大智大勇。且大智大勇非其人不足以習之，亦非其師不足以教之?？v觀古今人物，自伊尹、呂望、管仲、子房、諸葛、子儀、劉基之屬，未聞其師者為誰，實則師于己也。若有其師，則必為古人矣，當世之人故不足為其師，使有能為其師者，則己先于彼而成功矣，又安能成此七子之功之名。語云：“禮不下庶人?！痹袣埍┲街劣谛虉鲋隙鵁o悔色者，當此之時，禮亦何所用哉？舍法何以為治哉？是故歷代外托儒家禮治之名，內(nèi)行法家法治之實，是道也，其宜之也。非朱熹孔子之儒術有君子儒、小人儒；荀子之儒術由大儒、雅儒、俗儒、賤儒。 　　作為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通行兩千余年之儒術淪落至今日之境地自有其原因。但無人能找出來，亦無人去找。 究其原因很簡單，此即長久以來皆為小人儒、俗儒、賤儒用事。 　　自南宋末迄清，整個中國大部分時間由少數(shù)民族治理，此非當時有開明之民族政策，乃漢人之政權(quán)被消滅。此即為小人儒、俗儒、賤儒用事之結(jié)果。直至儒術遭廢止，完全于情理之中。此亦足以能說明了當時漢民族人才之匱乏，自宋以來之儒術是如何培養(yǎng)不出人物來。要再深入一些尋找原因的話，罪魁禍首當首推朱熹——不度幾智術之深淺、能力之強弱、視野之長短，以孔子再傳弟子所作之音樂文獻《樂記》取“滅天理而窮如人欲”句為宗，建所謂之“理學”。大力推崇“辯士式人物孟子。 作為南宋政權(quán)之顯要人物處偏安之世不務于重整山河，更不知民族將面臨滅頂之災。 肆意篡改先賢文獻《大學》編造《四書》制定為學次第誤導歷史。 　　其編《四書》造“理學”在時間點上即不具正確性，于當時之歷史環(huán)境下，探討孫、吳、三略、六韜方為其先務。其學說自流傳至培養(yǎng)出大批小人儒、俗儒、賤儒再至儒術遭廢止豈不在情理之中？ 客觀地說，朱熹乃是可使萬乘之國滅亡之一派賤儒。朱氏學說通行六百年，而六百年來，竟不知朱氏門下誰為人物! 漢學，正名之學自古以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因有各種流派，并未形成一固定之總稱。兩千多年來傳統(tǒng)文化之正統(tǒng)是為儒學，而儒學亦各種學術流派之一種。西學東漸以來，儒學改稱“國學”，成為“一國之故學”。是“國學”之名，蓋因中國本位文化之淪喪得之而來，在某種意義上講帶有一定恥辱性質(zhì)。至近年來又有新解，以“國學”即為中國各種傳統(tǒng)文化之學。而“國學”長此以往皆將之以為“國故”則可，欲使得以傳承之、發(fā)展 ，而以“國學”名之，則名不正而言不順。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傳承、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必也先正名乎？以國人習民族文化，天經(jīng)地義，而民族文化又何故以“國學”名之？中國之語言于國內(nèi)國外皆稱之為漢語，且于世界各地推廣，語言乃漢文化之具體體現(xiàn)，若以推廣漢語而言傳授“國學”，則必使人困惑。且推廣“國學”于境外，以境外之人也，安能以中國之學為“國學”？則必又使人困惑。此是之謂名不正而言不順。故境外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學習機構(gòu)一律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稱之為“漢學”。既儒學及各種流派之學皆為漢民族傳統(tǒng)文化之一部分，以“漢學”名之，則名正而言順。漢學學術體系向社會推廣路線規(guī)劃近十數(shù)年來，雖有眾多民間學術人士致力于經(jīng)學教育弘揚傳統(tǒng)文明。在多方呼吁、努力推動私塾讀經(jīng)教育下，雖略有進展，然對于整體社會之影響而言，實乃微乎其微。窺探其源，皆以童生為傳授對象。在于文化斷裂百余年，整體社會對傳統(tǒng)文明已相當陌生之環(huán)境下，此路線之誤也。以童生為傳授對象，即使童生能持之以恒研習，要使其影響社會亦當在二十年后。然在今教育系統(tǒng)已淪為就業(yè)工具，全民論文憑不求學養(yǎng)道德，舉世重鄙俗不聞圣哲賢智之文化社會。童生讀經(jīng)，大抵三兩年后即轉(zhuǎn)入體制內(nèi)接受教育。此蓋因就讀私塾、學堂無文憑之保障，故云此路線之誤，對于整體社會之影響而言實乃微乎其微也。推動傳統(tǒng)文明之發(fā)展，最終必然在于自童生入蒙始即接受經(jīng)學教育?！　　h學體系向社會推廣路線規(guī)劃：講壇——學院——學堂（塾）——學府（大學）。一、于此之時，以開辦“漢學講壇”形式每周授課一天作為傳道場所，教授成人接觸、了解傳統(tǒng)文明為先務。傳授對象主要為社會中上層人士，尤其著重于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唯如此方可迅速影響社會。作為教育工作者，可即學即用，迅速而廣泛地對青少年及兒童進行傳播。故爾，以“講壇”形式，社會中上層人士、中小學教師為主要傳播對象，是為先。待“講壇”形式得到社會認同，且為中小學培養(yǎng)出大量初級經(jīng)學教育師資，則必能得到一定社會認同。乃開辦“漢學學院”，作為高等?？圃盒＃谌匀粨摗皾h學講壇”之效能外，同時招收應屆初、高中畢業(yè)生，接受數(shù)年嚴格、專業(yè)之教育，大量培養(yǎng)真正合格之中國傳統(tǒng)文明教學師資人才。三、既有學院作為倚靠，即已有文憑之保障。彼時，依靠學院所培養(yǎng)之傳統(tǒng)經(jīng)學教學師資人才，廣泛開設私塾堂館，廣收童生。教程與國家教學體制有限度接軌，入蒙階段（12歲前就讀），自經(jīng)學誦記教育外（語文教程），修數(shù)學及才藝等課程。中學階段（15歲前就讀），講解傳統(tǒng)經(jīng)典，修歷史，讀《史記》、《漢書》、《后漢書》，作30～50萬字讀書筆記。修體制下初中數(shù)理化地理課程，有興趣者可選修外語。 私塾堂館畢業(yè)，入讀學院。學院作為高級中專學校（高中、中專，18歲前就讀），廣泛涉獵先秦諸子，作文章。讀《三國志》、《資治通鑒》，作6080萬字讀書筆記。修世界史，地理。視其興趣選修數(shù)理化、外語，突出者入體制下大學專科就讀。（注：自1218歲六年閱讀史書數(shù)百萬字，寫100余萬字讀書筆記，則見聞及文章寫作已具備一定基礎，此為革除現(xiàn)行教育自幼童8歲即教以瞎編作文，因無閱讀基礎，至讀完大學尚不能作文之弊端）。 四、開辦大學，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渲?。（士者、事也，任事之稱，可任事、可擔當之謂士）。主要教授政治、經(jīng)濟、人文及現(xiàn)代科技等。凡入大學而畢業(yè)者必使可任事、可擔當，學貫古今，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朱氏何足稱子，南宋偏安之朝豈足言人物！朱熹氏所篡改之《大學》文理皆不得通朱熹氏取《》篇合《論語》、《孟子》編排為《四書》。改編《大學》為之首，制定為學之次第，凡學者必始于《大學》。以其改編《大學》而言，文理皆不能通，其為繆誤之甚。《》始于“明明德”之言為綱，繼“親民”，“止于至善”。而訓“明明德”為八目之事，再而釋八目，以綱訓目，以目釋綱，之中并無單獨釋綱之言，亦無需釋綱。朱氏以《禮記大學》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狈?27言以釋“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誠意，”皆非原文之本旨，其文理無一得通。原典以“明明德”為總綱，繼之以“親民”，“止于至善”及“八目”皆無不為言“明明德”之事。以原典釋誠意之言：“《康誥》曰：‘克明德?！洞蠹住吩唬骸櫿溙熘髅??！兜鄣洹吩唬骸嗣骶隆！宰悦饕病贬尅懊髅鞯??！贝酥^畫蛇添足。既已“明明德”訓“八目”，釋“八目”即釋“明明德”也。此原文本旨為釋誠意之語。所編排《大學》凡427言，取其中299言釋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而所編排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凡417言無不為釋誠意之言。其釋“本末、格物、致知”之言亦皆為釋誠意之言。此不可一也?！　∫栽溽屨\意之言：“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釋“親民”。引程頤說“親”通“新”作推己及人，使人棄舊圖新解，（按：“親民”當作“親愛于民，以天下為己任解”，如此方可訓治國平天下之言）。以下文“新民” 釋上文之“親民”，此“犬羊之皮猶虎豹之皮”之謂，不可之二也。以原典釋誠意之言：“《詩》云．瞻彼淇澳……此以沒世不忘也”，《詩》云、 邦畿千里……與國人交止于信”釋“止于至善”亦為多此一舉，而誠其意者豈非止于至善也哉？此不可之三也。以原典釋誠意之言：“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釋“本末”，而本末既已在“三綱八目”之外，何以釋為？況“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非為釋誠意而為何哉？此不可之四也。以原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釋“格物致知”。“此謂”之言，空無一物，而何以釋為？雖嘗取程頤之意：“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以補之亦過于牽強，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之語亦大異于夫子之“一以貫之”。而原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之有也”通上文“知止而后有定……則近道矣”凡92言為釋格物致知。蓋所言能“知止、知本末、知厚薄、知先后、知終始者——近道矣！言近道者，物之格矣，知之致矣。故其皆為釋格物致知明矣。此不可之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