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間的關系，即通過對當事人講述的記錄和研究，在民眾生活的微觀歷史與宏觀社會歷史過程之間建立聯系。這同樣是在微觀事實與宏觀結構之間、細致描述與理論建構之間進行貫通的能力?！　ζ胀ㄈ藲v史的記錄和分析除了學術的內在本質與社會承擔方面的意義外，還有著社會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和實踐意義。正如布迪厄等在其“世界的苦難”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樣，通過普通個體日常生活的故事，在個體命運和制度變遷之間建立聯系，從而突破了所謂微觀與宏觀之間的虛假對立（Bourdieu, 1999）。建立在普通人生活史基礎上的訪談文本，正像該書的英譯者所言恰如一篇篇小民族志。而研究者與被訪者密切互動和深入訪談的方法原本就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看家本事。該研究除了在個體苦難的“社會性”上給予我們思考上的啟發(fā)之外，其研究的方法論主張也在以問題為中心、打通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關系方面給人以重要啟示?！　≡谶@里需要提到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正如我們所熟知的，人類學田野作業(yè)獲取資料的兩個基本方式是“參與觀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深度訪談（ethnographic interview），以往研究者通常會認為“所見”的信度高于“所聞”；但一些研究者也發(fā)現，在實地調查中，“眼見為實”并不全然和總是有效。這一方面是由于實踐活動和過程的許多方面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例如在中國社會沒有一個商人會把一個民族志工作者帶到他與官員密談的餐桌上去，更不用說帶到某些特別的消費場所去，因為他們之間的交換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聽到當事人講述的“故事”（Liu, 2002, ⅸxiv）。此外，人類學者不一定能夠完全理解觀察所見，他需要聆聽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解釋，需要知道對當地人而言什么是有意義的和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為本質性的，民族志調查從所見到所聞的強調、從觀察到傾聽的傾斜不僅緣于上述調查條件的限制，而且“與一個更大的理論關懷相聯系，它將敘述作為人類經驗的根本特性之一”，對敘述的研究，“將民族志描寫的重點從一群人的實際經歷轉向對他們所講述的關于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釋。通過人們所講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會”（Liu, 2002, ⅸxiv）。進而這種轉變也帶來方法論上從民族志觀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轉變——對于解釋的解釋。故事的講述和解釋也是口述史研究的根本旨趣，由此民族志表述與口述史的內在關聯和一致得以呈現，而呈現方式則是實驗性的歷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　≌缑谞査顾赋龅模骸盁o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歷史，不同時了解這兩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米爾斯，1995）。民族志不僅是對一地社會與文化現象的描述報告，更應該是對其社會與文化結構及其與更大的社會歷史過程關系的分析與解釋。從一個更具方法論意義的角度而言，過程與結構的關系亦是民族志的歷史洞察力所關注的：經典的結構功能主義人類學對于社會與文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其弱點也十分明顯：過于強調社會文化的整體性，而對社會文化過程和歷史的獨特性漠不關心；過分強調社會的一體化，而對現實社會中的利益沖突和復雜多樣性加以刪除；過分強調制度的結構性和共時性意義，而忽視制度形成的歷史和行動者創(chuàng)造歷史、改變結構的能力。由此，對過程的強調是民族志歷史向度的另一重要方面，這與孫立平所倡導的“過程事件分析”具有同樣的涵義?！斑^程事件分析”強調研究要面對實踐狀態(tài)的社會（文化）現象，即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tài)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止的。提倡這樣一種研究策略，目的是為了深入到研究對象的過程中去，以發(fā)現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隱秘的機制并揭示其中的邏輯。在對鄉(xiāng)村社會及其歷史的研究中，就是將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看作是一種實踐形態(tài)，通過觀察分析人們的社會行動，呈現由他們的行動所形成的事件與過程，洞察那些“微妙的”在實際運作中起作用的機制、邏輯和意義（孫立平，2000）?！　∫浴叭嵛褰y”取消之前農村定購糧收購研究為例，研究者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定購糧的征收這樣一個政策性的問題，而是收糧的過程中，鄉(xiāng)鎮(zhèn)、村莊和農民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本來在國家正式權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進入正式權力的行使過程的，以及國家的權力在農村中是如何現實地行使和運作的。定購糧收購過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國農村中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權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權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大大模糊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而且也使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變得異常復雜。如果不能關注這種在動態(tài)的事件中才能凸現出來的因素，對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描述和解釋就只能停留在一種膚淺的、簡單的和僵硬的層次上。那些在實踐中真正起作用的機制和邏輯在各種力量與要素中、在正式的結構中、在有關的文件上、甚至在籠統的“村莊”和“鄉(xiāng)鎮(zhèn)”中常常是無法見到的，唯有在過程中體現甚至生成。（孫立平，2000；孫立平、郭于華，2000；）?！　∶褡逯緦τ跉v史與過程的洞察力，可以將個體經歷與更大的社會變遷連接起來，可以將行動者與社會結構連接起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民族志有了歷史的視角和維度，可以突破結構功能主義立場的局限，面對社會變遷的重大現實問題。傳統人類學研究經常因缺少歷史感而受到質疑和攻訐，其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也的確在解釋社會文化變遷時顯得軟弱乏力，更難以面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轉型與劇變過程。這些缺憾可以經由口述史研究和“過程事件分析”（當然還應有豐富的歷史文獻）的加入而得以彌補，普通人的講述從而成為認識社會歷史過程不可缺少的內容。反之，在民眾口述資料的搜集研究過程中，人類學深入扎實的田野作業(yè)基本功、民族志的“從當地人的視角看問題”、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密切交流與互動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沒有這些條件，口述歷史的工作任務也難以完成。民族志與口述歷史方法的結合對以往各自的研究局限都將有所突破，對學科的發(fā)展也是相得益彰?！　∪?、民族志的理論抱負　　不知始于何時，民族志作品或者人類學研究被認為單純進行文化對象的描述就夠了，這種描述應該細致而深入，但卻不必生產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理論。在研究實踐中，我們也看到大量以描述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可以描述得面面具到、事無巨細、甚至活色生香，但卻不明了研究者究竟要做什么、要面對什么問題。對于民族志描述的這類認識真可謂對作為科學的人類學的莫大誤識?！　∑鋵嵶云湔Q生時代起人類學就以對社會文化的整體性研究和理論建樹為己任，馬林諾斯基曾明確指出：對人類學者而言，他帶到田野的問題越多，根據事實鑄造理論和運用理論看待事實的習慣越強，他的裝備就越精良。雖然對研究者而言，先入之見在任何學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預擬問題卻是科學思考者的主要稟賦；……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賴理論的激勵，他可能同時既是理論家又是田野工作者（馬林諾斯基，2002，67）。建構理論的抱負和努力自現代的科學的人類學產生之始到當今時代，在人類學的發(fā)展演進過程中一直未曾中斷。當我們今天學習、總結人類學的學科史、學術流派、學術大師、理論和方法時，依然使用理論的源流和脈絡，而且只能依循理論的源流和脈絡：從古典時期的進化論、傳播論，經現代的功能主義、歷史特殊主義、結構主義、象征（解釋）人類學、文化生態(tài)學、結構馬克思主義等，到后結構主義時代更為多元并存的“寫文化”、“文化批評”、“實驗民族志”、實踐與反思人類學等后現代人類學思想，人們所概括出來的種種“范式”都是理論的范式。就此而言，民族志如若不生產理論，這些“學說”和“主義”難道是憑空杜撰出來的？　　民族志的理論抱負還可從諸位理論大師的貢獻中體現出來——他們都有意識地承擔起創(chuàng)構理論的使命：無論是馬林諾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列維?斯特勞斯，還是格爾茨，布迪厄，薩林斯等，無一不是從微觀具體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走向社會科學理論大家的位置。他們的理論貢獻和影響甚至已經不限于人類學領域，而是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理論寶庫中的重要部分?！　∫赃~克?布洛維關于“擴展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的倡導和討論為例，可以看到研究者在實踐中推進民族志理論生產的努力。在作為方法論的擴展個案法的論述中，布洛維首先指出：擴展個案法將反思性科學應用到民族志當中，目的是從“特殊”中抽取出“一般”、從“微觀”移動到“宏觀”，并將“現在”和“過去”建立連接以預測“未來”——所有這一切都依賴于事先存在的理論（布洛維，2007，7980）?！皵U展”始于對傳統民族志理論建樹能力的不滿，布洛維從兩個方面提出對于參與觀察方法的批評：一是其缺少概括能力，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學；二是其內在固有的微觀性和反歷史性，因而不是社會學；擴展個案方法正是針對參與觀察的這兩個傳統批判而做出的方法論反應（Burawoy, 1991, 271287）。布洛維強調自己先是從技術走向方法，繼而從方法走向理論。其擴展的內容包括：從觀察者擴展到參與者；在時間和空間觀察上的擴展；從過程擴展至力量（結構）；擴展理論（布洛維，2007，102112）。擴展理論的基本涵義是，在擴展個案方法的所有環(huán)節(jié)都需要理論，但所有先在的理論只是辯駁的對象而非驗證的對象；如此，從理論出發(fā)，通過參與觀察等收集數據，經由干預、過程、結構化而最終達到重建理論的結果。由此，擴展個案法借助于理論解決了從微觀走向宏觀、從特殊提升為一般的難題，從而成為布洛維所稱的“使用參與觀察來（重新）構造關于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之理論的最為適當的途徑”。（Burawoy, 1991, 271）　　如前所述，民族志研究過程集中體現著實踐與理論的關系，因而民族志作品中的描述不是目的，描述是為了構建理論。而理論產生于問題意識和解答問題的過程。提出問題和通過調查、研究、分析、論證回答問題是學術研究的本質屬性。如果沒有問題意識，學術寫作就成了新聞報道、政策分析、情況介紹、故事講述，而且還是比較拙劣的上述形式。因為論新聞報道和情況介紹我們不如專業(yè)記者和媒體人士，論出謀劃策有各類機構的政策研究室和智囊人員，若論講故事我們可能還比不上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