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紐帶的一部分。(Solinger, 2000。 Ding amp。 Goodall amp。 Warner, 2000。 Chen, 2000)　　五十多年的集體生活對一個人的改變，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夠更改。由于他們的專業(yè)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間并沒有根本區(qū)隔，是相互滲透的，這導致國有企業(yè)中的工人擁有比一般性工人更深刻的“集體記憶”(哈布瓦赫，2002：235)對于在職的國企工人來說，他們的行為受歷史因素的影響而不會很快脫離單位體制的內在規(guī)定。自我封閉的單位導致了“社會生活的分割”，這種分割限制了工人接觸社會生活的范圍。國有企業(yè)長期扮演的家長角色也給工人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們的利益是與企業(yè)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大多數工人畢生在同一個工廠當中工作，通過低工資為國有資產的積累做出貢獻。他們很強烈地感受到工廠不簡單是管理者的，同時也是工人自己的。所以，他們提出的要求也都是對企業(yè)的要求，極少有總體性的社會訴求。當國有企業(yè)的改制有損于工人的權益，不再作為工人權益保護者的角色存在時，工人就會努力阻止這種改制方案的實施。這基本上是一種單位改制的逆向運動?！　‖F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改制政策及其實施過程出現不透明、非制度化的現象，工人通過單位自身進行的改制逆向運動的路徑被阻塞了。那么，改制就會成為怨恨的內容，更會導致不滿的升級。(汪暉，2006)有的學者將之總結為“特定的政治過程構成了抗爭激進化的誘發(fā)機制”(劉春榮，2009)。受長久以來單位身份的影響，“護廠”作為一種特色的抗議形式經常被使用，它包括占領工廠、從操作上阻止重組計劃。這是因為改制企業(yè)普遍存在生產不足、效率低下等問題，罷工被排除在工人抗議的方式之列。當獲知重組計劃(改制)對他們有害，憤怒的工人只能堵在工廠的門口，阻撓新的資產所有者接手企業(yè)的財產，或者占領工廠以迫使地方政府或管理者回應他們的要求。(Chen，2003b；Chen，2000)即便是工人不得不通過單位之外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權益，他們走上街頭或者到政府部門示威，這一過程也通常是單位化的。即，在工人上街游行或者到政府門前示威時，他們通常是以單位進行組織的，提出的要求仍然是針對工作單位的，并不直接對國家政策提出挑戰(zhàn)?！　⊥瑔挝槐３炙缮㈥P系的退休工人仍然從體制上與原單位保持聯系，他們雖然不再能夠直接參與改制的過程，但是當改制危及他們權益的時候，他們也同樣會采取對抗的形式，這種對抗同國企工人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與前述兩者不同，對于已經脫離單位的下崗工人，抗議活動的形式則從一開始就具有超越單位的普遍性。由于他們已身處工業(yè)制度之外，其抗爭形式就只能選擇街頭騷動、圍堵政府機關、堵塞鐵路、公路等重要交通要道的方式。下崗工人們試圖以此來引起公眾對他們目前狀況的關注，迫使有關部門采取相應的措施。他們所要求的僅僅是維持一種最低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恢復以前在社會主義父愛主義制度下所享有的種種待遇。由于單位終究是服務于國家利益的機構，(Chan，1997)所以，即使是已經脫離了單位關系的工人，當他們的對抗行為造成了社會的混亂，國家就會出面進行干預。這時候為了社會的穩(wěn)定，同時也為了彌補工人在改制中的損失，國家會許諾給予工人部分補償以化解危機。　　雖然改制造成的勞動沖突受工人單位身份的持久影響，依然較少超出單位的范圍，避免了工人階級總體意識的出現。但是工人對單位身份的認同卻也是抗議的根源所在。它們被改制過程中的腐敗、不透明等問題激發(fā)出來，形成不斷的勞動沖突。陳峰將之描述為國企工人抗爭的“道德經濟學”傾向。(Chen，2003b)工人在抗議中訴諸的權利觀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于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那種權利觀念。他們認同自身的單位身份，具有單位生活的深刻“集體記憶”，并通過抗爭的形式試圖保護過去通過國家與工人階級之間隱性社會契約所承諾的終身就業(yè)和福利保障權利。即便是社會契約解體，過去的集體生活所形成的意識，對企業(yè)本身的感情，也會驅使他們去維護曾經奮斗過的地方，曾經擁有的生活環(huán)境。他們同時也還認同國家為推動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在置換工人身份過程中通過法律制度和社會政策賦予的權利與利益。也就是說，改制中的工人還處于單位身份與公民身份轉變的混亂時期，他們兩者同時都有感受，都有認同。不過，對工人來說，依據已經變化了的所有制關系，重新解釋和定義自己的權利，并為爭取這種權利而斗爭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捎谶^去單位身份及其所附著的利益逐漸被剝奪，而新的國家根據公民身份賦予的權益因為資本的強勢地位而屢遭侵害，這造成了國有企業(yè)勞動沖突的主要特點，即國企工人被國家背叛，被市場排斥的感覺。也就是被李靜君稱為“銹帶”(rustbelt)的勞動沖突的特點。(Lee，2007：159)由于工人的單位身份被公民身份置換，市場化的過程使工人感覺到自己來源于勞動過程之外的權利與利益被削弱與剝奪了。這個時候從公民身份的角度對工人權利和利益進行保障就變得尤為重要，它同時也要求工人自身能夠完成角色的轉換，認同新的公民身份，并據此維護自己的利益。從單位身份到公民身份的轉換有兩重意義，一方面，它是將國企工人重新吸納到體制內部的重要途徑。通過工人身份置換時的法律、政策保護工人應有的權利，不僅是工人的期望，也是國家的要求。另一方面，既然工人們一直以來受到國家的照顧，并且滿懷這種照顧需要得以繼續(xù)的期望。(Meng，2000：131)那么國家就需要盡快引導工人適應公民身份，同國家和企業(yè)結成現代契約，并逐漸將對第一類權利的忠誠轉移到新的補償性法律和制度的依賴方面。也就是說，勞動沖突的司法化正在改變將集體性的單位身份轉變?yōu)閭€體性的公民身份，并吸收工作場所和公共場所的勞動沖突進入到法律和行政渠道，從國家機器內部進行解決?！　?二)個人主義的公民身份與勞動關系走向　　在過去單位體制的國有企業(yè)中，單位決定了工人的身份，而不是相反。在理論上，它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身份形式，即在單位為本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單位。雖然在以單位為本位的社會中，工人在身體上仍然是獨立于單位的個人，但是，工人是以某個單位的成員的身份而參加社會。其次，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中，工人作為單位的一個成員時，他是依附性、從屬性的，并沒有完全的獨立性。而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在一組關于人的基本權利的界定下，人即由此而取得了獨立性，社會組成的基本元素就是一個個身體上具有獨立性的個體或個人。羅爾斯指出，個人主義的理論認為“人們對根本性的目標與興趣是獨立于特殊的社會形式已被定下來的，社會與國家被視為是回應人們先已有了的目標與目的的建制上的安排”。(Rawls, 1975)即，人在社會存在之前已經具備了人的種種基本的特性。人性并非社會塑造的結果，社會反而是由人性所制造出來的產品。人類構建社會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更有效地去達成那些在社會成立以前人們已經有的目標及興趣?！　衅髽I(yè)改制后的現代企業(yè)，以及勞動沖突處理司法化的要求，其基礎都是個人主義的公民身份，是以單一的、共同的公民身份取代具有差別的集體主義的單位身份。法律本身的特性進一步將工人分化為原子化的個人，因為法律首先指認個人權利，集體權利則處于第二位或從屬地位。(帕特森，2007：152)吉登斯指出，所謂工人的勞動權利，即工人自由流動、自由出賣勞動力、自由選擇企業(yè)，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并不是工人自己努力爭取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要求廢除封建義務和貿易限制同封建主義斗爭取得的勝利。這種自由的獲得滿足的是資產階級生產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強化了雇主對于工人的權力。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成依賴于能夠自由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勞動者，從而使雇主可以根據經濟狀況來雇傭或解雇工人。而工人組建工會、參與工業(yè)談判和罷工的權利顯然同資產階級的意愿是不相符合的，資本家不會高興地賦予工人這些權利。(吉登斯，2008)　　在社會契約向現代契約的轉變中，工人犧牲了工作的固定保障和廣泛的福利而獲取了在市場上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權利，并在形式上同企業(yè)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同其他勞動者處于同一競爭平臺。從企業(yè)與工人階級來看，其契約關系表現為，工人向企業(yè)讓渡勞動力的使用權來換取生活資料，而企業(yè)則要向工人支付相應的工資等物質待遇，形成一種形式上平等的勞動力交易。而國家也不再通過計劃的形式直接干預企業(yè)與工人的關系，工人開始直接面對市場化的企業(yè)，而不是直接面對國家的計劃。無論如何，這個曾受到國家保護的階級群體已經解體。他們中的成員或是繼續(xù)為國有企業(yè)工作，或是為其他企業(yè)工作，或是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他們身處的勞動關系及對勞動力市場的依賴，已使他們成為雇傭勞動者。當然，同時工人也獲得了自主擇業(yè)的權利和獨立于國家、企業(yè)的主體地位。這些原國有企業(yè)的工人同外資企業(yè)、私營企業(yè)、合資企業(yè)當中的工人一起，被很多學者稱之為“新工人階級”④，以區(qū)別于單位體制下的傳統工人階級?！　　靶鹿と穗A級”的形成與勞動關系進入市場，成為商品，并逐漸接受制度和法律的規(guī)范是同一個過程。這就決定了國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契約關系開始轉變?yōu)榘凑帐袌鲆?guī)律訂立的現代契約，單位身份逐漸解體并被個人主義的公民身份所取代。不過，純粹討論契約關系的變化或單獨分析身份的轉換都是沒有意義的，二者是相互聯系的整體。沒有單位身份，國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社會契約關系就不可能成立，國家計劃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執(zhí)行。沒有公民身份做基礎，現代契約就是空中樓閣，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執(zhí)行就失去了先決條件。正如前文所言，典型單位體制下的工人階級，同國家和國有企業(yè)呈現“依附關系”。因為單位幾乎是社會資源的唯一分配組織，工人離開單位是無法生存的，社會契約正是建立在這種單位身份的基礎上。改革部分地瓦解了單位體制，但是，由于長久以來，單位體制中的工人具有同樣的生活方式和相似的生活機會，(Lee,1999)這些體制形成的內向習性繼續(xù)影響著工人的政治行為。所以在改革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單位身份仍然在發(fā)揮著作用，這些改革中的國有企業(yè)工人趨待完成向現代公民身份的轉變。對國有企業(yè)的工人而言，工人的身份本身已經不存在實際的意義，更不具有過去政治上的輝煌地位。但是他們需要公民身份來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　‰m然公民身份為工業(yè)生產中的勞動關系提供了一種平等的基礎，但是，在其上卻可以建立一種不平等的結構。八十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工業(yè)關系。它導致了工人與管理者的普遍對立，因為所有的工人，不論他們是在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私有企業(yè)還是外資企業(yè)，現在都不得不屈從于不受制約而且經常是專橫跋扈的企業(yè)管理者。李靜君認為，在部分國有企業(yè)里，新傳統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失序專制主義(Disorganized Despotism)的工廠政體出現了。這個概念是指在改革政策失去整合的情況下，國家的權威由廠長和管理層總攬，而出現了管理的專制。由于黨組織及工會在企業(yè)內幾乎全部受命于管理的權力；合同制、企業(yè)自主、科學管理的引入，令以住的互惠關系消失；同時，一系列福利改革，本意是以企業(yè)為本的福利制度，轉變?yōu)樯鐣哟蔚陌踩W，促進勞工的流動。而在私營、外資、勞動力集中的企業(yè)，失序專制主義或許比國有企業(yè)更加顯著。(Lee，1999)一方面，由于單位體制的逐步瓦解，工人喪失了國家的有效保護；另一方面新的體系尚不完善，工人又缺乏自己的組織。因此，工人日益成為“市場鞭子”和管理者專制的受害者。(Lee，2000)　　勞動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勞工以使勞工不致由于過度被壓榨而采取普遍的反抗行為，維護了社會的穩(wěn)定。同時對工人階級在以生產為導向的改革中做出的巨大犧牲(于建嶸，2011：3)和“不對等勞動關系”(Chen, 2004。 Chan, 2001。 Friedman amp。 Lee, 2010)作出了“修復政策”(李琪，2003：7496)的補償。但是，近年涌現的有關失業(yè)、再就業(yè)、下崗救濟、最低工資，最低生活費、勞動爭議法規(guī)等，在界定不同工人的就業(yè)待遇的同時，也把工人劃分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法律和制度變遷的類型，尤其是新的勞動法是如何書寫的，可以部分地解釋不同類型工廠中的法律動員的差異。它塑造了工人個體和集體行為的模式。也就是說，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勞動關系分化了工人本身，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面積的勞動抗議的出現。這樣就出現了很多學者描述的現象：雖然像病毒一樣蔓延(goes viral)的工人暴動發(fā)生在國有企業(yè)，也發(fā)生在私營部門，但這些暴動是分散的，蜂窩狀的。(Friedman amp。 Lee, 2010。 Chen, 2004。 Chen, 2009)　　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政府試圖將法律規(guī)范勞動制度化，或說通過一系列的勞動立法來規(guī)范勞動關系，并引導勞動沖突到司法和行政的途徑進行解決。這一切建立在市場導向的、自愿的、個體化的現代觀念的基礎上，而現代契約的基礎是公民身份。正如李靜君指出的那樣，當前，“公民身份”(Citizenship)和合法權利(Legal Rights)的觀念成為官方宣傳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Socialist Legality)或建設“依法治國”體系的一部分。(Lee，2002a)一方面，公民身份取代單位身份也就意味著，具有集體主義性質和集體責任意義的雇傭關系、福利和住房、醫(yī)療、教育的舊勞動體制被勞動合同和福利收益的個體責任取代。工人作為個人具有獨立選擇工作場所、工作類別的機會，但是他們需要獨立承擔隨之而來的社會風險，而不再全部由國家或單位來保障。另一方面，工人作為公民，國家需要為他們提供一般化的國民待遇，為他們提供部分的勞動力再生產資源。同時，國家處于自身社會治理的需要，正全面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