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對合同解釋的能動性及其限制(編輯修改稿)
2025-01-19 05:45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律行為解釋沒有詳盡的規(guī)定。觀察我國現行合同法對合同解釋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一方面，它要求從合同的文義等客觀情況入手，探究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愿。另一方面，在合同因受欺詐、脅迫、乘人之危、錯誤等原因導致當事人訂約時意思表示不真實，對合同爭議條款進行解釋時，應充分考慮當事人內心真意，而不能片面強調它們表現于合同文詞外部的意思，此時，應采取主觀主義原則解釋合同爭議條款。此即采取的是主觀主義的標準，但條款的真實意思又是通過語言文詞等客觀情況表現于外部的，因此，我國《合同法》采取了以客觀主義標準來探求合同條款真實意思的合同解釋原則，即以主觀主義為主，客觀主義為輔的合同解釋原則。 從合同法規(guī)定的這些模糊性的解釋原則中,我們無法得出理性第三人標準的確定性內涵和外延,但是這些原則卻給我們提供了引導路徑,它是法官構筑理性第三人的基礎。這也正是貝蒂所稱的：“解釋者可以在解釋規(guī)則的幫助下尋得接近客觀解釋的正確意義”。 [15] 值得指出的是:法官以理性第三人標準對合同的解釋,與下文即將述及的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標準進行的合同解釋,更多的是從保護合同當事人的私人利益,其的目的是使爭議的合同盡量有效(即有效解釋原則),以發(fā)揮合同的經濟效用,保證合同當事人的利益,使資源的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 (二)社會公共利益標準 社會公共利益標準的出現,是與合同解釋之表示主義聯系在一起的。而此二者均可歸為私法社會化之現象。所謂私法社會化,指的是20世紀開始之后西方民法重視對社會本位、社會公共利益的體現,這種體現被歸納為一種趨勢或稱為社會本位,或稱為私法社會化。這樣一種社會化趨勢,必然反映于合同制度上,因而法官的解釋出現了社會公共利益的標準。但這一標準終究還是非常模糊、難以界定的概念,所以,在進行合同解釋時人們又借助合同的公平正義、誠信原則予以實現?！ ，F代社會，合同解釋由探求當事人的真意,趨向于產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據“當事人意愿，訂立公平和符合社會利益的合同” [16]。我國學者的研究也證實：“如果說19世紀的法官在當事人契約爭議時千方百計尋找當事人的真實意志的話,那么現代各國司法實務中,隨意思自治的衰落,法庭對上述法定原則的適用不得不采取靈活的辦法,雖然從表面上來看,法庭也總是裝模做樣的尋求當事人的意愿,但事實上其判決總是更多的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 [17]這表明法院考慮的不僅僅是當事人賦予合同僅僅以詞語的含義,而且同時關注合同內容的公平正義性?！ ∵@樣一種在立法、司法、學理上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源于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渴求。由于自由資本主義的初期,社會更關注的是經濟效率、個人自由的實現,但是當自由資本主義的初級生產機器被壟斷資本主義代替后,經濟效率在盛行的同時,因為壟斷所導致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日趨明顯,也因為壟斷的集中性使社會經濟活動的整體性得以充分的展現。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有機體的越軌行為不僅波及合同相對人的利益，而且波及整個社會,因而，社會對公平正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人們希望將合同的絕對個人自由加以法律的限制,以合同正義的方式去保護合同交易主體的公共利益,使私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相協調,從而達到實質的私法自治?！ ，F代意義上的誠信原則,既是當事人民事活動的行為準則,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它標志著立法方式從追求法律的確定性而犧牲個別正義到容忍法律的靈活性而追求個別正義的轉變。盡管誠信原則被譽為民法上的帝王條款,但“誠信原則,本為道德律上之原則,蛻化于私法上,雖可以利益衡量稱之,但利益衡量者,仍屬欠缺實質內容的形式概念,因之就現實操作及所能解決的功能言,誠信原則可以說是最好運用,但亦是最難駕馭之法律原則?！?[18]具體適用于法官對合同的解釋中,各國立法均規(guī)定了合同解釋中的誠信原則。誠信原則反對極端的意思主義與絕對的意思自由。在它看來，這樣的極端與絕對自由將導致個人主義的膨脹與片面主義的擴張,導致合同自由的無限擴大化以及個人背信棄義行為的泛濫。將不利于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協調,并最終必將損害社會的經濟效率與公平正義。是故,誠信原則主張以誠實信用、善意、平等、公正、正義等倫理觀念來代替絕對的意思主義與形式上的契約自由,借此來保護社會上相對人對合同行為的信賴利益,穩(wěn)定交易秩序,協調各方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的共生和諧?！ 纳鲜鰧秸x、誠信原則的論述可以看出,在社會公共利益標準下的合同解釋,法官對當事人內心意志的探求已經被置于次要地位。社會公共利益反而躍升并不斷被強調。這又不免出現了以社會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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