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對合同解釋的能動性及其限制(參考版)
2025-01-03 05:45本頁面
【正文】 [22] [美]：《科賓論合同:上冊》，王衛(wèi)國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頁?！ 21] [美]哈羅德阿蒂亞：《合同法概論》，趙旭東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 19] [英]P吉爾莫：《契約的死亡》，曹士兵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貝勒斯：《法律的原則》，蔣兆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頁?！ 16] [美]邁克爾 [14]轉引自李永軍：《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頁。吉爾莫：《契約的死亡》，曹士兵等，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頁。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42頁 [11] [法]利科爾：《解釋學與人文科學》，陶遠華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頁。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7] [德]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建平、宋建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4]尹田：《法國現(xiàn)代契約法》，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93頁 [5]陳金釗：《法律解釋的意義及其對法治理論的影響》，載《法律科學》1997年第2期。阿蒂亞：《合同法概論》，趙旭東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頁?！ 2] [英]P在法官運用公平正義、誠信原則進行合同解釋時,首先要求的是法官對于這些原則的深刻理解,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達成正確的應用,因此,對這些原則的應用本身也將起到引導與約束法官自由裁量權的作用。這樣的約束盡管更多的是從法官的內心進行的枷鎖,但卻更為有效,這也正如本文前述的法官的自尊心、責任感、榮譽感不允許他們作出有背于法官身份的行為?！?[22]第三,法官職業(yè)群體的共同規(guī)則的限制。法官與合同文本之間的對話,既不是合同文本的獨白,也不是法官的純主觀解釋,而是“法官不能作出一個與當事人實際約定有分歧的決定,也不能僅僅因為法官本人認為合適就將一個條款加進合同當中……法官的職能是‘讓合同說話’,而不是他自己說話。合同解釋是在合同文本上的重新構造意義的過程。第二,合同文本內容的限制?！ ∑浯?，合同解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需受以下限制，包括：第一,合同解釋規(guī)則的控制。當然，這種方式僅僅是一種補救措施,表意人仍然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一個是法律明確規(guī)定合同行為可撤銷,表意人對于解釋的結果如果認為不合自己意愿的就可以以意思表示錯誤主張撤銷合同,通過撤銷權的行使阻止不利性的發(fā)展擴大。因此,對 “理性第三人”的衡量標準的限制是必要的。這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是理性第三人的理解和表意人與受領人的理解均不同,進而法官依此種解釋給當事人雙方訂立了一個雙方都不愿接受的合同。一是負效果,即法官的分配起到的是反作用,違反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也無法實現(xiàn)合同的效用。由此可見,合同的權利義務已經(jīng)被法官借助于能動性的發(fā)揮與訴訟的權威在當事人之間重新進行了分配。此時的合同,已然是當事人合意與法律干預的結果。于是,在法官能動性的發(fā)揮時,以上兩者的結合很可能產(chǎn)生一個新的意義世界。因之,如何限制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可說甚為重要。亦大多能本乎良心與正義感而為解釋。 “誠然,法官為知識豐富之法學者,亦充滿良心與正義觀之法學家?！?[20] 三、對法官能動性的限制 上述兩個規(guī)則是法官在合同解釋出現(xiàn)障礙時常用的解釋規(guī)則,但正如前文所述的,無論是理性第三人標準,還是社會公共利益標準,都存在顯而易見的模糊性,兩個規(guī)則的具體操作仍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對合同的解釋結果最終還是取決于法官個人的主觀世界,也即:法官在合同解釋時對主觀因素的依賴是無法擺脫的,正因為法官主觀性的強勢因素,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將成為合同解釋的組成部分。法官們?yōu)榱嗽趥€案中達到公平正義的審判結果,他們毫不猶豫的使用任何他們能找到的工具?！?[19]阿蒂亞所說的這種情況正是“法院為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情形。 “實踐中,很多合同由法院判決存在。社會公共利益反而躍升并不斷被強調。是故,誠信原則主張以誠實信用、善意、平等、公正、正義等倫理觀念來代替絕對的意思主義與形式上的契約自由,借此來保護社會上相對人對合同行為的信賴利益,穩(wěn)定交易秩序,協(xié)調各方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的共生和諧。在它看來，這樣的極端與絕對自由將導致個人主義的膨脹與片面主義的擴張,導致合同自由的無限擴大化以及個人背信棄義行為的泛濫?！?[18]具體適用于法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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