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文章對宋朝的軍法、軍功獎賞規(guī)則和獎賞體質的細節(jié)進行了論述，從中說明了北宋武將備受壓制、地位低下的特征。（二）國內研究現(xiàn)狀關于北宋帝王、士大夫與武將關系的問題，一直是國內學者關注的焦點和熱點，研究成果可謂碩果累累，如：陳峰的《試論宋初武將精神面貌的轉變》，作者將武將萎靡、怯儒的精神狀態(tài)的原因、影響作了論述，成為對北宋武將研究的開端。另外，有學者專文分析了北宋的邊防建設狀況，如王軼英的《北宋河北邊防建設研究》,以北宋時期軍事防御工程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北宋在邊境地帶步步為防、分兵據(jù)守的防御特點；薛治國的《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研究》，對北宋“崇文抑武”政策進行了全面梳理，并探討了其實施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影響，同時還強調了北宋實施的是“崇文抑武政策”而非“重文輕武”政策。近年來，學者們對北宋的武將、士大夫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如王曉雪的《北宋前期抑武政策及其思考》、陳峰的《北宋武將群體素質的整體考察》，兩篇文章都對北宋時期的“崇文抑武”政策和武將素質的變遷作了深層次的探討。陳峰的《英雄末路記》、姚琳的《北宋名將狄青淺議北宋軍事管理體制中的過度制衡：以“楊業(yè)之死”為視角》，通過對狄青、楊業(yè)這兩名大將悲慘角色的論述，得出在“崇文抑武”政策下,北宋武將的悲劇性命運。類似的還有李同樂的《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實踐—以北宋前中期為中心的研究》，該文深入研究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致君澤民”的政治理想和實踐過程。（三）對上述狀況的評述國內外對北宋王朝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遺憾的是對北宋時期武將的尷尬角色及形成原因還缺乏系統(tǒng)性的論述和研究，特別是武將尷尬角色的幾個典型人物，國內外學者基本上沒有深入分析和探討過。本文將對北宋武將尷尬角色形成的深層次原因及幾個典型武將進行論述和分析，以便我們能更好地認識北宋王朝。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法為主,首先明確自己的選題范圍并盡可能多地收集閱讀相關的文獻和前人已經(jīng)研究的相關成果，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整理、記錄收集各種文獻資料，以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對史料和文獻進行辨別和揚棄，從而在收集到的大量資料中攝取有用的資料，在尊重客觀歷史事實的前提下，通過自己的思考，對于北宋武將的尷尬角色及形成原因提出自己的見解。討論與分析一、北宋的軍制特點和武將的蛻變（一）北宋時期的軍制特點北宋王朝是在唐末五代戰(zhàn)亂割據(jù)結束后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親眼目睹了唐末五代時期因武將的驕陽跋扈、擁兵自重，造成的山河破碎和國家分裂。為了矯治武將跋扈的作風，宋太祖進行了一系列軍制改革。太宗即位后，進一步強化了太祖的治軍制度，曾說：“先皇帝創(chuàng)業(yè)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1]他不僅繼承太祖時期的制度，還把各項措施，特別是抑武措施極端化，確立了以文制武的原則，后代子孫也競相尊崇。，使皇帝真正掌握兵權造成唐季五代以來，武將橫行無忌、文臣備受輕蔑的原因之一，就是武將的權力過大，使得文武制衡的天平，向著武將一邊傾斜。為了矯正文武相制的失衡，使皇帝真正地掌握國家大權，北宋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套旨在制約武將的軍事制度。宋太祖在中央設立樞密院和三衙，樞密院是掌管軍事的最高權力機關，禁軍則直接由三衙統(tǒng)領。太宗以后又以文臣作為率臣統(tǒng)兵，從而使皇帝真正成為“三軍總司令”，直接掌管了國家軍隊的建制、調動和指揮大權，而軍權則被一分為三：樞密院、三衙和率臣，三者均對皇帝負責，并且相互制衡?！疤煜轮?，本于樞密，有發(fā)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fā)兵之權?！盵2]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太祖、太宗所定軍制的目的，同時也為北宋時期武將尷尬角色的形成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筆。，文臣壓制武將為了防止“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3]與“黃袍加身”的重演，北宋皇帝刻意提高文官的地位，使得整個王朝形成一種以文馭武、文臣壓制武將的格局。軍隊統(tǒng)帥一般由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武將不僅地位低于文官，而且必須聽命于文官，稍有不慎便會遭到殺身之禍。因此，縱使武將有天才般的軍事才能，也無用武之地。正如張其凡所說：“宋朝的兵制，處處透著一個‘防’字，分散兵權，提防將帥，鉗制士兵，嚴加防范，以免危及國家政權。因此，形成了猜忌和壓制武將的慣例，有才干的將領難以出頭，庸將得以擢升高位?！盵4]可見，在帝王和文臣的聯(lián)合壓制下，北宋的武將被迫置于一個將才無用武之地，庸才升高官的尷尬地位。，以保證中央政權的穩(wěn)固所謂禁軍，就是朝廷的正規(guī)軍，也是皇帝的衛(wèi)兵；諸州的廂兵為地方軍。廂兵之和與中央軍的數(shù)量相當，戰(zhàn)斗力相近，神宗在評論太祖時曾說：“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患。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1]由此可看出，宋太祖所創(chuàng)的“內外相制”的軍事制度確實起到了集權的作用，而命運悲慘的北宋武將只能在帝王與文臣為主導政治環(huán)境下尷尬地生存。北宋軍事制度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皇帝和文臣相互聯(lián)合，竭力打壓武將，使武將處于一個極為慘淡和尷尬的角色。這樣北宋的武將不僅喪失了唐末五代時期跋扈的能力，同時武將自身的素質也逐漸消退，形成蛻變之勢。（二）北宋武將蛻變的表現(xiàn)北宋建國后，宋太祖就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壓制武將的軍事制度，導致了武將的素質不斷下降，開始形成蛻變之勢。在“與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影響下，“崇文抑武”之風，在北宋成為主流。這不僅使文官隊伍迅速膨脹，而且武將也要求學習儒家經(jīng)典。在統(tǒng)治者狹隘的政治態(tài)度的左右下，北宋武將已有束手束腳之感，為迎合帝王的意志，武將蛻變已成為了歷史的必然。通過宋太祖的整頓，基本扭轉了唐末五代以來武將專橫、跋扈的作風，但由于在實施的過程中，矯枉過正，使得武將的素質發(fā)生嚴重蛻變。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jīng)書，欲其知為治道也”[5]的號召下，往常一些不知如何讀書的武將也積極讀書，甚至鬧出一些笑話來。武將黨進根本不識字，他看到太祖崇尚文治，在外出赴任時，想像文官一樣，臨走時向皇帝致辭。結果，黨進見到皇帝后，一時緊張，把別人事先教好的文句忘了，只好隨口說了一句：“臣聞上古，其風仆略，原官家好將息?！盵5]聽到黨進說出這樣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連侍衛(wèi)都忍不住笑起來。出宮后，有人問黨進，為什么要說這樣的話，黨進回答說，“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5]從中不難看出，在“崇文”之風盛行的北宋王朝，武夫群體的蛻變。在那個“武將”備受打壓的政治環(huán)境中，明智的武將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tài)，不僅對皇帝，就連對文官都采取了謙和、恭敬的態(tài)度。大將曹彬雖然高居樞密使，但每次遇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6]。由此，士大夫稱他為武將中的楷模。正如陳峰所說：這一極端化的舉動之所以出現(xiàn)，正是當時武將精神面貌蛻變的一個縮影。也就是說，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fā)生沖突時，生存于專制集權體制下的現(xiàn)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后者。[2]如此說來，北宋武將尷尬角色的形成也就不難理解了。北宋武將在政壇上的黯然失色，在自身素質上的蛻變，導致最嚴重的后果便是北宋對外戰(zhàn)爭的頻繁失敗，加上后代帝王在繼承“祖宗之法”的基礎上，又創(chuàng)立了多種防范、壓制和歧視武將的政策，使北宋武將不僅角色尷尬，并逐漸淪為了“崇文抑武”政策下的犧牲品。許多優(yōu)秀的將領不是戰(zhàn)死沙場，而是死在士大夫的口舌之下。北宋武將尷尬的地位和悲劇性的命運，不僅令當世惋惜，更令后世痛惜。二、北宋武將的尷尬角色（一）北宋“抑武”政策下的犧牲品唐末五代社會一個最大的特點便是驕兵悍將左右政局，包括宋太祖本人也是通過手下將士的擁立，才篡位登上皇帝的寶座的。因此，他深知藩鎮(zhèn)專兵、武將跋扈的危害，于是他對待武將往往采取處處提防、疑忌的態(tài)度。為了防止新王朝重蹈五代時期的老路，趙匡胤建國后，便對軍隊將領采取了大力整飭的措施，特別是對禁軍將領更是嚴加防范。如：“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禁軍將領石守信等人的兵權，迫使他們“累任節(jié)鎮(zhèn)，專務聚斂，積財巨萬” [6] 成為清一色的貪財好色之徒。緊接著，又冤殺前都虞侯張瓊、貶逐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赟兩位正直豪爽的大將。透過石、張、韓三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對武將的猜忌和北宋武將的悲慘命運。之后的武將楊信和黨進，聰明地吸取了先前將領的教訓，在擔任武職時，開始謹慎從事，處處提防。楊信沒有任何軍事才能，僅僅因為他有謹慎和“忠直無他腸”的性格特點，所以“上委任之不疑” [6] 。即使忽染啞疾，也能繼續(xù)得到重用。出身胡族的黨進雖膂力過人，但目不識丁，趙匡胤“以其樸直，益厚之”[6] ，先后任侍衛(wèi)步軍、馬軍都指揮使十余年。然而通過楊、黨二人的記載，卻發(fā)現(xiàn)其“啞疾”和“樸直”有不少漏洞。太平興國三年，楊信臨死的前一天，多年的啞疾突然好了，楊信對前來探望的太宗表達了感念兩朝知遇之情。是否可以這樣猜測：楊信十分謹慎，為了消除太祖的猜忌，故意裝“啞”來保護自己。果然，宋太祖言語不便的楊信更加信任，還委以重任。但我覺得楊信也是悲慘的、尷尬的，為了不被太祖疑忌，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裝聾作啞幾十年。在北宋“抑武”政策的壓制下，楊信只能出賣自己的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他的人生也就沒有了什么價值。雖然楊信最后得到了善終，但北宋王朝已經(jīng)扼殺了他的靈魂，我不得不把他定位為北宋王朝的犧牲品。楊信如此，黨進亦如此。他們的命運比起張瓊、韓重赟，是稍好了一些，但是還是沒能逃過淪為犧牲品的命運。到了宋太宗朝，帝王對武將的猜忌、防范進一步加強，加上宋太宗個人狹小的氣度、平常的才質和陰暗的心理，又有一大批優(yōu)秀的武將淪為了北宋王朝的犧牲品。太宗即位后，因對武臣們有更深的戒備心，遂逐漸干預，甚至控制他們在戰(zhàn)場上的一切活動，這在當時被稱為“將從中御”。太宗在給出征大將設置監(jiān)軍的同時，賦予監(jiān)軍們更大的監(jiān)督權，于是統(tǒng)軍將帥的一舉一動都掌握在天子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