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提出）（參見張南峰譯，伊塔馬埃文佐哈爾著，“多元系統(tǒng)論”，《中國翻譯》2002年第4期）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既注意到了翻譯與譯入語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也注意到了它與譯入語社會的文化思潮和文學流派之間的關系。這種理論把文學理解為一個由許多不同的層面（layer）和許多次系統(tǒng)（subdivision）組成的體系，在這個體系里有許許多多不斷爭著成為主導這些層面和次系統(tǒng)的因素，而文學翻譯就是這許多因素中的一個。在某個特定的文學里，文學翻譯在某個特定的階段有可能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具有自己特點的次系統(tǒng)，并且還能在不同程度上溶入譯語國文學中去。在這個文學里，它可能是構成該文學處于核心地位的主流文學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僅僅出于邊緣狀態(tài)的一種文學現(xiàn)象；它可能被用作向譯語國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詩學理論發(fā)起挑戰(zhàn)的武器，也可能是維護和支持這種詩學理論的有力依據(jù)。從譯語國文學的立場來看，所有的文學翻譯都是源語國文學為了某種目的而對譯語國文學的一種操縱或控制（manipulation）10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吉迪恩圖里的論文集《翻譯理論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書在這批學者中間，甚至在整個西方學術界影響也很大。作者的整個指導思想是：迄今為止我們對翻譯問題的研究過多地局限在關于可譯性、不可譯性等問題的討論上，而太少關注，甚至忽視對譯文文本本身、對譯入語的語言、文學、文化環(huán)境給翻譯造成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譯的結果而不是翻譯的過程上。圖里認為，翻譯更主要的是一種受歷史制約的、面向譯入語的活動，而不是純粹的語言轉換。他認為，研究者進行翻譯分析時應該注意譯入語一方的參數(shù)（parameters），如語言、文化、時期，等等，這樣才能搞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翻譯的結果。圖里進一步提出，研究者不必為翻譯在（以原語為依據(jù)的）“等值”和（以目的語為依據(jù)的）“接受”這兩極之間何去何從而徒費心思，在他看來，翻譯的質量與特定文學和特定文本的不同特點的翻譯標準有關。他把翻譯標準分為三種：前期標準、始創(chuàng)標準和操作標準。1）前期標準（preliminary norm）:對原文版本、譯文文體、風格等的選擇；2）始創(chuàng)標準（initial norm）:譯者對“等值”、“讀者的可接受性”以及“兩者的折中”所作的選擇；3）操作標準（operational norm）：反映在翻譯文體中的實際選擇。圖利認為，譯者的責任就是要善于發(fā)現(xiàn)適宜的翻譯標準。11勒菲弗爾（Andre39。 Lefevere）“折射理論”認為翻譯象所有的文學研究，包括文學批評一樣，也是對原作的一種“折射”（refraction）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兩人合編論文集《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觀點：翻譯研究實際就是文化互動的研究。20世紀末譯學界最值得注目的現(xiàn)象之一是女性主義（feminism）批評家對翻譯研究的加入為當代的翻譯研究吹入一股新風。女性主義的觀點：1）譯作與原作的地位問題。她們指出，翻譯界流傳甚廣的說法“翻譯像女人，忠實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實”，不僅包含著對女性的歧視，而且也包含著對譯作的歧視；2）在翻譯中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男性話語受到女性主義批評家們的猛烈抨擊。　從某種意義而言，女性主義批評家的翻譯研究已經(jīng)越出了一般的翻譯研究，它涉及的已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問題，而是還有經(jīng)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等等。俄羅斯、東歐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文學翻譯研究在東歐諸國也有不少杰出代表，如捷克的吉里?列維（Jiri Levy）斯洛伐克的安東? 波波維奇(Anton Popovic)朱里申()德國的阿? 庫勒拉()保加利亞的安娜? 利洛娃(Anne Lilova)西杰爾? 弗洛林(Sider Florin)。12吉里?列維（Jiri Levy）捷克 布拉格學派有代表性的翻譯理論家之一?！斗g的藝術》吉里?列維認為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文學翻譯的目的應該使讀者從譯作中感到美的享受，感到與原作相應的藝術感染力，因此，對文學翻譯的分析和研究應該從文藝學和美學的角度入手。1贊成把歷史比較詩學和對譯者對譯作做作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的分析列作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的前提。2 高度評價文學翻譯中譯者個性的作用，把它和原作的創(chuàng)造性主體（即原作家）相提并論，認為任何一種批評方法都無法把譯者的個性全包容其中。可從多方面研究譯者個性“可以把譯作看做是譯者個性的表現(xiàn)，從而分析在已經(jīng)完成的譯作中譯者個人風格的成分和譯者所作的創(chuàng)造性闡述。考慮到譯者也是自己時代和自己民族的作家，也可以從兩個民族文學發(fā)展的差異、從兩個時代詩學的差異的角度去分析譯者的詩學。最后，還可以把譯者的翻譯方法視作特定翻譯標準、特定翻譯時代的反映，透過譯作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3提出文學“錯覺”理論，即使讀者在讀譯作時覺得不是在讀譯作，而是在讀原作。（關于譯作的藝術性的要求）13安東? 波波維奇(Anton Popovic) 斯洛伐克 布拉格語言學派1發(fā)覺語言學派在從事翻譯問題研究時存在的“語言的局限”，大量借用信息學和符號學理論，力圖構建自己的文學翻譯理論。2 編撰了世界上第一本《文學翻譯分析辭典》（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展現(xiàn)了獨特而富有前景的文學翻譯研究領域。14阿? 庫勒拉() 德國（翻譯家、文藝學家）對文學翻譯的性質、文學翻譯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闡述。表示“譯著是屬于譯文語言的民族文學的，譯者是作家、藝術家。譯者同作家一樣要為每一個詞和每一句話和印著他名字的每一本書負責保加利亞翻譯研究15安娜? 利洛娃(Anne Lilova)專著《翻譯理論總論》1認為有關翻譯中應不應該有譯者的個性的爭論是“沒有根據(jù)和沒有結果的”，因為不管怎樣，譯者的個性總是客觀存在的，應該與有關翻譯的全部問題、尤其是與有關翻譯的質量的看法聯(lián)系起來看。2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有兩種，1語言層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