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特征和發(fā)展趨勢(編輯修改稿)
2025-07-25 21:54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C. Ritzer)的社會學元理論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對社會學多重范式的整合以及女性主義社會學、后現(xiàn)代社會學等所作的辯證整合等等。[9] 還有的研究涉及到稍晚一些理論家，如帕森斯、曼海姆、默頓、加芬克爾等人的著作，以及早期的女性思想家的著作、非洲裔學者的著作，以及其他被忽視的理論家（如Norbert Elias）的著作。在重新闡釋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熱潮中，西方社會學理論挖掘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資源，不僅進一步充實了社會學理論的基礎和思想淵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極大地豐富了今天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西方社會學界對古典理論的重視，其目的不是要對社會學史作出新的理論貢獻，而是為了更好地建構新的理論。[10]可以說，當代西方非主流社會學理論跳出了當下情景的限制，擴展了理論研究的可能性，同時也揭示出了理論研究中的一些歷史教訓。 五、理論本身及其建構方法的反思性不斷得到強化 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在人工建構的社會環(huán)境日益擴大并取代自然環(huán)境的過程中，登上歷史舞臺并有所發(fā)展的。從社會學誕生之時起，社會學就是一門具有反思性特征的學科，這種反思性主要體現(xiàn)在：(1)只要社會環(huán)境仍處在自然階段，這門學科就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只能作為一種與社會運行無關的附帶現(xiàn)象存在。只是當人工建構的社會環(huán)境出現(xiàn)之時，社會學作為輔助此種建構的學科，開始與社會運行日益相關。(2)對所有社會理論加以內容廣泛的特殊限制。它不僅要求社會理論符合為一般性理論提出的兩個標準（內在一致性以及符合現(xiàn)實），還有第三個標準：理論必須能夠解釋建構社會理論的行動。[11]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反思性”(reflexivity)在社會學理論中的地位越來越顯著，幾乎到了人人必談之的地步。“反思性”作為一種話語在學術領域中的興起，是由它所暗含的認識論的后現(xiàn)代轉向決定的，即質疑啟蒙運動所確立的理性主義認識論的確定性信仰和各種二元論信仰。[12]可以說，反思性成了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的一個焦點議題，也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種反思性意識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社會學理論本身的反思，它涉及對社會學理論作為一種“工作”自身的邏輯方法的考慮，其中包含著對傳統(tǒng)社會學理論的批評，并徹底從中擺脫出來；二是要求所有理論方法必須有助于揭示實踐活動的反思性屬性，同時要求研究者必須采用非個人的方法論。反思性的目的就是擴大社會學知識的范圍，以增強它的科學性、客觀性和可靠性。在社會學理論知識的生產與學習上，社會學者一方面必須要有意識地去發(fā)掘知識形成的歷時性的系譜(genealogy)，而不是對社會學理論做零碎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假借、引用、跟隨，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土化”對“西方化”的教條主義批判；另一方面社會學必須反思每一種理論的前提條件和各種限制性因素，比如過去我們往往在沒有弄清楚一些社會學理論形成的前提性條件和限制性因素的情況下，就大膽地運用社會學理論來指導社會實踐了。因此，唯有強調社會學理論的反思性，通過社會學理論的反思性與自我批判來展現(xiàn)出其隱藏的自我利益，我們才有可能真的觸碰到更深一層的社會學涵義，才有讓社會學“生根”、“發(fā)芽”的可能。在當代社會學理論家中，伯格(B. Berger)、加芬克爾(H. Garfinkel)、奧尼爾(John O39。Neill)、布迪厄(P. Bourdieu)、吉登斯(A. Giddens)、貝克(U. Beck)、鮑曼（Z. Bauman)等人都十分重視社會學理論的反思性問題。[13] 六、在關注當下社會狀態(tài)的同時不斷突出理論的應用性和實踐性 社會學理論作為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一種學術反思，其本身就應該像社會現(xiàn)實一樣，是多層次、多領域、多維度并存的。無論是何種取向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本質上講都是對人類社會實踐的一種反映，都是對社會現(xiàn)象和社會行為的一種解釋和說明。只是由于其各自選擇的角度不同，在尋求對社會現(xiàn)實更為恰當、更為全面解釋的時候，常常顧此失彼、以偏概全，從而降低了理論自身的應用性和解釋力。這無疑是與現(xiàn)存社會學理論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有關。 既然理論建構的主要任務和目的在于為社會現(xiàn)實和社會實踐提供一套合理化的解釋，古典社會學理論家為他們那個時代提供了許多解釋，那么，當代社會學理論家們也同樣面臨著這樣一個任務，即必須對當下的社會狀況及其變化趨勢作出合理化的解釋。而在當代社會狀況及其變化趨勢中，“全球化”無疑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社會現(xiàn)象。因此，當代許多社會學理論家都無一例外地表現(xiàn)出了對全球化的極大關注。吉登斯、哈維(D. Harvey)、阿爾布勞(M. Albrow)、費舍斯通(M. Featherstone)、羅伯遜(I. Robertson)、斯克萊爾(L. Sklair)等社會學家還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理論。正如澳大利亞社會學者沃特斯()說過：“就像后現(xiàn)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性概念。”[14]實際上，當代社會學理論對全球化的關注，其意義不僅在于全球化已經成為我們思考當代一切社會現(xiàn)象的共同背景和社會基礎，而且在于全球化的興起，可能因此而改變我們長期以來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范式，從而使社會學理論的空間和層次大大得以拓展。此外，對當代社會狀況的理論關注還包括：圖海納(A. Touraine)對社會運動的研究，貝克(U. Beck)對政治主體性復興的研究，卡爾豪恩(CJ. Calhoun)對公共領域的研究，奧弗(C. Offe)對共產主義集團解體的研究；拉什(S. Lash)、烏里(J. Urry)對當代資本主義性質的研究，鮑曼(Z. Bauman)對文化性質的研究，等等。所有這些研究都體現(xiàn)了當代社會學理論對社會現(xiàn)實及其變化趨勢的密切關注?！ ∨c此同時，當代許多理論家指出，社會學越來越受到抽象化、自我指涉式的理論化的威脅，越來越遠離經驗研究和社會實踐領域中的真實議題。因此他們主張，社會學理論的主要任務就是建構出可直接用于經驗研究和實踐指導的分析工具，包括概念、解釋性命題、實踐性指導原則等。例如，布迪厄在這方面的工作就尤為突出，他猛烈抨擊了那種空洞的理論化傾向，認為它們不過是自我終結的節(jié)目單式的坐而論道，所關注的問題不過是一連串的抽象理論，有些甚至“極不情愿在經驗研究當中去玷污他們的雙手”[15]。另一位理論家查菲茲(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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