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廢科舉堵死文人的仕進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軍人與商人的社會地位上升，新政時期與民國初年的“政治參與膨脹”中的活躍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職業(yè)軍人與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紳，文不如武，士不如商。當然，最簡捷的道路是從軍。于是，畢業(yè)于新學堂的士子，不見用于朝廷，“士”不能成為維護皇權的“大夫”，就成了顛覆皇權的革命者。 　　1905年，中國歷史上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廢止科舉，二是同盟會成立?？婆e既廢，青年才俊紛紛出國留學。天高皇帝遠，加上現代西方思想洗禮，海外留學，就不是“留學科學”，而是“留學革命”。最初的同盟會員，絕大多數是“游學”的新式文人。因此，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學生與海外移民輸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過西式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又成為共和政治中活躍的政治家。廢止科舉從舊官僚體制中斷了傳統文人的仕進之路，同時也為新的共和政治準備了現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廢科舉之后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主要晉升之道從“讀書做官”轉為“打仗做官”，傳統的知識與道德，不再能為權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與陰謀了。袁世凱的保定軍校、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培養(yǎng)了一批職業(yè)軍事家，他們掌握著中國的命運，主宰了軍閥混戰(zhàn)與國內戰(zhàn)爭。有悲觀者評論：“科舉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無術以振作之，則天下心至于弱；學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無禮以防閑之，則天下尤易于亂?！薄?5〕 　　廢除科舉啟動了現代政治，也開啟了現代教育。廢科舉，立新學。當年袁世凱等人上書主張廢科舉，最主要的理由是科舉不廢，新學不興。1905年廢除科舉，科場改做學堂，各地新學堂數以每年一萬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有六萬多所新式學堂，學生數將近兩百萬。新學堂培養(yǎng)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接受啟蒙思想，崇尚科學民主，掌握了現代知識與思維方法。梁啟超就曾經說過，現代觀念的出現，最關鍵者就是科舉制度的滅亡。新式文人學習各種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接受科學進步、民主自由新思想。這些思想無不沖擊著傳統儒家的觀念與價值。 　　廢除科舉的歷史影響，在政治上的直接結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結果是五四運動。傳統士紳失去了科舉仕進的出路后，在官僚階層與民間社會中的地位同時也受到了威脅。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傳統文人更感到無所適從。廢除科舉與傳統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體的傳統文化，失去其制度與個人的保證，最終導致傳統文化的危機。與此同時，如果從同文館設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fā)展，改造了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知識結構與價值體系，開始與傳統儒家競爭意識形態(tài)領導權，并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優(yōu)勢。從晚清立憲到民國革命，新學出身的新式知識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漸成了社會與國家的主導力量。所有這些因素，都在醞釀著一場徹底的“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現代文化從此開始。 　　“1905年科舉的廢止是儒家建制解體的一個最早信號?！薄?6〕廢除科舉，使傳統國家失去政治意識形態(tài)基礎，也使儒家意識形態(tài)失去國家權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會中文人邊緣化，也使文人的知識與價值儒學邊緣化。科場改成學堂，孔子孟子也就讓位給“德先生”、“賽先生”。廢除科舉是傳統中國自我閹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與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現代中國出現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廢除科舉，動搖并解體的不僅是中國傳統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種文明，一種政治與文化高度一體化的文明。廢除科舉，是傳統儒家文化衰亡的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也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界點或分水嶺。辛亥革命發(fā)生了，五四運動即將到來。1916年，嚴復深有感慨地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中說，廢止科舉“乃吾國數千年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17〕?！　∷?　　1905年這一年的冬天，遠在日本仙臺醫(yī)學?？茖W校留學的魯迅，看了一段日俄戰(zhàn)爭的幻燈片，從此“決計要學文藝了”。據說他在片中看到許多久違了的中國人，其中一個被捆綁著，因為給俄國人做間諜，將被日本軍砍頭示眾，而周圍是一些圍觀的中國人，身強體壯，但表情麻木。魯迅醒悟到：“……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薄?8〕 　　突然覺悟要放棄醫(yī)學，實則是放棄一種專業(yè)，而從此提倡文藝，實則是投身一種公共事業(yè)?，F代知識分子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掌握專業(yè)知識與技術，在專業(yè)知識與技術范圍內，運用理性服務社會，用康德的話說，這是一種私下的、消極的理性方式；另一種是超越自身所屬的專業(yè)與職業(yè)，公開地、自由勇敢地運用理性，投身到社會公共事務中去。前者是專業(yè)知識分子或科技知識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識分子或政治知識分子、批判的知識分子。在康德的啟蒙理想中，專業(yè)知識分子與人文知識分子的區(qū)分與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堅守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在其職業(yè)崗位上謹慎地運用理性，講求服從與合作；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領域勇敢地、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進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與真理的徹底性。 　　對中國文化傳統而言，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文知識分子，似乎并不陌生，盡管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傳統中國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質的區(qū)別。真正陌生的，是專業(yè)知識分子，即那些掌握現代專業(yè)知識與技術的人才。中國擁有傳統意義上強大的“人文知識分子”傳統，科舉制度下的傳統中國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識精英，而且其知識與政治是一體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識化，知識也被人文政治化。禮儀天下，耕讀傳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沖擊，傳統中國文人也自成一統。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現代文明沖擊下的中國傳統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專業(yè)知識，所謂有經義文章，無一技之長。洋務運動開始引進經世致用之學，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地理，技術如開礦、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學出現了，新學培養(yǎng)的專業(yè)知識分子也出現了。 　　廢止科舉之后，傳統士大夫晉身無門，從官僚階層與農耕士紳階層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漂浮的群體，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但新穎卻不強大。變廢科舉、興立新學，最初的動機主要是培養(yǎng)專業(yè)知識分子。但現代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