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看，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首先是可能有效克服成本因素對均等化目標的干擾。其次，不同的公共物品其受益者是各不相同的，這些受益者的人數可能與各地的總人口正相關，也可能不相干，分項計算比不考慮公共物品的具體項目而按總人口計算實現均等化目標所需的財政支出數額似乎更科學。然而分項計算的問題更多。首先是各地居民對公共物品偏好的差異性決定了缺乏界定相同的公共物品消費水平的一致性基礎。其次， 如教育、醫(yī)療等大多數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的實際受益人數都與總人口正相關，因此以總人口為基礎計算而不是按醫(yī)院床位數、在校學生人數等實際項目計算所需財政支出數額并非沒有道理。相反，按具體項目計算有可能演變?yōu)閷鹊美娴木S護或者對不合理現實的遷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分項計算仍然需要確定同一公共物品的相同消費水平的衡量標準，這一衡量標準仍然離不開以總人口為基礎的平均消費水平，比如每 1 萬人的床位數、在校學生人數、公路長度等。問題的實質是，公共物品的均等化本身這就意味著一國的全體居民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獲益程度基本 相同，因此均等化目標最終還是以公共物品的消費者的消費水平來衡量。 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與均等化目標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界定宏觀經濟調控與均等化目標的關系，因為宏觀經濟調控的實施機制多數是背離均等化目標的，例如宏觀調控的非均衡發(fā)展目標就意味著公共財政資源向優(yōu)先發(fā)展地區(qū)傾斜。我們認為，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應該以中央政府在轉移支付后的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實施，同樣地方政府在轄區(qū)內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也只能于財政轉移支付后所實際擁有的財力限度內實施。換句話說，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以捍衛(wèi)社會公平即公共物品均等化為基本目標而原則上不承擔宏 觀調控職能，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體現在預算安排中。這種定位使宏觀調控不致干擾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目標，但也表明以均等化所指示的公共財政資源分配上的公平并非公共財政制度的唯一目標，也不具絕對優(yōu)先性，為矯正市場失靈而進行的宏觀調控允許公共財政資源的傾斜性配置。其實，轉移支付本身也不是以均等化為惟一目標，例如附條件的轉移支付很多時候就體現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目的。 除財政均衡目標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否還存在其他目標？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附條件的轉移支付（專項補助）主要不是以均等化為目標， 其中的某些補助項目就旨在貫徹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專項轉移支付由于限定了用途，地方政府只能用于指定的用途，不能挪作他用，實質上體現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干預，即用來實現中央政府認為必須保證的某些基本公共物品。專項轉移支付有時用來彌補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產生的跨轄區(qū)的外溢性。但專項轉移支付比例過大不僅蠶食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使分稅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制所體現的財政分權有名無實，而且可能使均等化目標不能實現，因此理論界更傾向于不附條件的一般性轉移支付。這種一般性轉移支付以均等化為目標，但在我國還對少數民族地區(qū)、革命老區(qū)及邊境地 區(qū)提高轉移支付數額，表明我國的一般性轉移支付還滲進了政治目標。 三、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改革發(fā)展成果公平分享的意義 以公共物品均等化為主要目標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其憲政基礎之一是憲法所規(guī)定的平等原則。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著所有公民都應平等地享有權利并平等地履行義務。平等享有權利，不僅指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平等權利，而且包括享受公共物品方面的平等權利。這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管居住在何處，都有權享有 均等化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這本應是平等原則題中應有之義，但遺憾的是我們通常關注私法性權利的平等和政治權利的平等，而忽略了同等重要的享有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的平等權利。事實上，雖然福利水平不同，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的公共財政資源占整個國民產出的比例不盡相同，但即使最低福利水平國家也占有相當比例，這表明一國的經濟資源用于公共物品的部分相對于用于私人物品的部分并非無足輕重，在福利國家前者甚至遠高于后者。因此對公共物品的平等消費權利其意義不亞于平等參與市場活動的權利。 公民平等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權利對于保障基本人權即基本生存與發(fā)展權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德國《基本法》明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定“公民生存條件一致性”為公民權利［ 3］?？梢韵胂螅瑥姶蟮膰馈⒘己玫闹伟膊粌H能夠強有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而且也是謀求個人的發(fā)展所必須的外部環(huán)境，因而也有利于公民發(fā)展權的實現。此外，很多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如道路交通、水電氣、通信設施、教育服務、醫(yī)療服務等，雖然與公民個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直接關系不大，但與經濟發(fā)展及公民個人的發(fā)展關系極大。便利的交通，發(fā)達的通信設施，縮短了市場參與 者的空間距離，極大地方便了市場中物資、人員及信息的交流，是市場經濟發(fā)展必備的基礎條件，也為個人發(fā)展提供了外部條件與物質保障。政府直接為個人提供的（準）公共服務，如教育服務、醫(yī)療服務等，不僅為公民發(fā)展權的實現提供了條件，而且縮減了公民在參與市場競爭時由于外在條件的差異而導致的起點不公平，有利于公民個人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總之，平等享有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對于保障基本人權即基本生存權與發(fā)展權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另外一個憲政基礎就是基本人權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只保障各級政府提供公 共物品的能力，不涉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體種類的安排，這是預算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只是保障以政府轄區(qū)為界的居民的集體人權，并經預算制度間接保障公民的個體人權。 公民依據憲法平等享有公共物品的權利使公民基本生存權與發(fā)展權得到有力保障，對于改革發(fā)展成果公平分享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國經過 30 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化改革，整個國民經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濟有了巨大的發(fā)展，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所必然伴隨的一個現象即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非常突出，改革發(fā)展成果并沒有被絕大多數社會成 員公平分享。這種狀況不改變可能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wěn)定，危及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如何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從改革發(fā)展中獲益，能夠公平分享改革發(fā)展成果，已經引起各界高度關注。 我們認為，改革發(fā)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既包括市場所提供的私人物品的公平分享，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公平分享。公共物品更有理由公平分享，因為私人物品的公平分享可能一定程度上犧牲市場效率，但公共物品本來就不是由市場提供的，不直接涉及市場效率問題，并且依公共物品的本質公共物品不屬于特定社會成員的私人產權范圍，理應在社會成員之間公平分 享。市場提供效率，政府提供公平，這話雖不完全正確，例如政府為維護宏觀經濟穩(wěn)定而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很多時候需要依靠資源與權利的傾斜配置，對效率的考量壓倒了對公平的追求，但有關公共財政資源分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以公共服務均等化而不是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為基本目標已成理論界的共識。如果私人物品的分配即市場化的收入分配實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以維護市場效率有其合理性的話，那么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實行“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則是必然的選擇。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應該象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樣，成為維護社會公平的堅實的制度基礎 。 公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