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能干的人，不在情緒上計較，只在做事上認真；無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認真，只在情緒上計較。什么是奮斗？奮斗就是每天很難，可一年一年卻越來越容易。寧可累死在路上，也不能閑死在家里！寧可去碰壁，也不能面壁?！　撬?，2001，《潛規(guī)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云南人民出版社?！　⊥蹉戙?，1997，《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lián)書店。　　—— ，2008，社會轉型：發(fā)展社會學的新議題，《開放時代》第2期?！　O立平，2000，“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nóng)民關系的實踐形態(tài)，《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鷺江出版社?！　∶谞査梗–. Wright Mills）1995，《社會學的想象》，張君玫、劉鈐佑譯，臺灣巨流圖書公司?！　←溈嗣椎?，1988，《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弗里曼，1990，《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光明日報出版社。伯克，2001，《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明、周玉鵬等譯，劉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緟⒖嘉墨I】　　保羅從事這些工作，我們更需要良知和記憶，需要洞穿歷史與現(xiàn)實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憫之心和渾厚的智慧，需要思想的敏銳與胸懷的博大。面對中國的社會的轉型與文化變遷過程，作為民族志工作者，我們需要社會學的想象力，需要將這種想象力發(fā)展為民族志的洞察力——從底層的視角、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關注和破解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中國社會從極權向新極權的轉變，是一個文明轉型的過程，其間充滿了不同社會力量融混、復雜、微妙的互動和博弈，探知這一實踐過程的內(nèi)在機制與邏輯尤其需要由表及里、知微見著的能力，需要民族志的洞察力；同時，面對一個不安定的全球化世界：族群沖突、宗教紛爭、文化交融與對抗，……人類學研究也應該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有出息。人類學持續(xù)不斷的反思性，提供了獨特的文化批評和經(jīng)驗研究空間，反思力量遂成為人類學不斷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和不斷更新的生命力。同時，在知識和常識日益趨于整齊劃一、刻板僵硬時，在科學假設或主流理論成為普遍真理的危險中，反思性就成為一種極具價值的平衡力量。而現(xiàn)實狀況卻是我們的學科依然自鳴得意或者自得其樂地沉浸在崇高、神秘甚至自戀的情緒中，依然在貴族式地奢侈著，依然在社會轉型需要學術研究的迫切中不著邊際、華而不實著，…… 徜若真如沈原所批評的：就問題意識的生產(chǎn)而言，面對巨大的社會轉型，……卻因遭遇“后現(xiàn)代”，只強調(diào)“微小實踐”和走向“碎片化”的思維方式；在理論和技術方面，本來應當發(fā)展有能力把握劇烈社會變動的理論和方法，但卻簡單接受最適合于測量穩(wěn)定社會的理論和技術手段，……這就窒息了中國社會學的“想象力”，造成了它的“錯位”：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yè)分層；在社會沖突的時代去研究穩(wěn)定結構；在勞動生產(chǎn)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因強調(diào)“價值中立”而無動于衷（沈原，2009，23），那么實在是這一時代學術和學術人的悲哀。清楚地意識到并承認我們所表述的只是“部分的真實”（partial truths），即真相、真理的相對性、部分性和動態(tài)性；同時在整個田野工作與寫作過程中對權力關系保持警醒和反思，不斷探索新的更接近社會世界現(xiàn)實的文化表述方式，這正是民族志重新獲得權威（合法性）的基本前提。　　反思人類學從根本上顛覆了民族志的權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民族志方法乃至人類學研究已經(jīng)走投無路?！　⌒旅褡逯緦⑽幕慕忉屩糜诙喾N相互性的語境中，而且它迫使作者去發(fā)現(xiàn)表達協(xié)商性現(xiàn)實的不同方法，這種現(xiàn)實作為多主體的、承載權力的和不一致的存在。關于事實或真實的問題，正如該書作者之一文森特（Vincent）所指出的：民族志作者可以被描繪成魔術師（tricksters），他承諾不欺騙，但卻從不保證能告訴人們?nèi)康氖聦崳–lifford, and Marcus, 1986, 67）。這部后現(xiàn)代人類學的代表作品其副標題為“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旨在強調(diào)：其一，民族志作品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而非文化的反映和再現(xiàn)；其二，民族志是在不斷變化的不平等的權力世界中產(chǎn)生的，它告訴人們：知識是權力，而且一個人不可能展示所有他知道的東西；其三，被描畫的文化不是靜止不動的，試圖使之靜止的努力總是簡單化的、排它性的，是一種特定的自我他人關系的建構和一種權力關系的強加或商議。就此，由于英國功能學派的馬林諾斯基民族志寫作的典范作用，以及美國文化歷史學派的博厄斯對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的全面規(guī)定（如包括要求人類學家學會調(diào)查對象的語言，長期深入土著人的生活，忠實地對社會進行記錄等），很快在學界形成了一種認識田野工作的共識（抑或錯覺），即民族志所描述的事實等同于現(xiàn)實中的事實。文學家與人類學家在對文本的看法上很難一致?！皩懳幕笔巧鲜雠u傾向的發(fā)展和推進，在此爭論中有兩部被認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Writing Culture 與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這兩部作品被視為人類學思潮的重要分水嶺，它們使人類學者普遍認同了文化表述的場景性和虛構性，并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人類學不再具有提供“異文化”之整體的、客觀的描述的權威。寫文化的爭論成為上世紀80年代后期人類學的中心議題。給你提供信息的人的知識無論如何總是不完全的，在某種意義上總是錯的”，因此，“民族志與文學作品一樣需要詮釋”?！叭祟悓W家的知識總是帶有偏見的，因為人們不可能告訴你每一件事情。但是在上述深刻的反思中，學者們越來越多地懷疑田野調(diào)查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劃清人類學與文學之間的界限。巴利以深刻的反思和犀利的筆觸戳穿了人類學家顯示給人們的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巴利直言田野工作的真實面目——經(jīng)常是無聊、低效和挫折，特別是對被研究者并無好處?！　×硪徊恐档锰峒暗奶镆肮ぷ鞯姆此贾魇悄谓軤?巴利（Nigel Barley）的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Notes From A Mud Hut。而它們引起當今讀者閱讀興趣的不只是在人類學領域的發(fā)現(xiàn)、重訪與反駁，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反思田野工作過程與所獲材料真實性的關系，文化優(yōu)勢族群與被研究的所謂劣勢族群、本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的關系，當然還有由于人類學家的偏見和失誤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弗里曼以第一手調(diào)查資料批駁了米德在其理論預設下描繪的整個薩摩亞人的生活狀況，分析了其判斷和理論的根本性錯誤，尤其是米德在田野工作中的種種失誤、缺陷和遮蔽，甚至直接指責“米德是在編造謊言”，“忽略與漠視薩摩亞人的情感與權利，致使在這一硬性改寫某一民族文化的歷史事件中，從最初的個人動機，到后來的整體運作都遠離了真實”（弗里曼，1990）。米德的結論被人類學家和一些學者當作永恒的真實，該書亦成為最暢銷的學術著作和人類學經(jīng)典；而作者本人也由此成為人類學領域中的一顆明星?！泵椎碌难芯棵黠@地為了駁斥從生物學角度解釋人的行為的觀點，“證明”薩摩亞人以一種隨意輕松的態(tài)度對待青春期，從而達到了博厄斯學派的論證目的：“以往我們歸諸于人類本性的東西，絕大多數(shù)不過是我們對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種種限制的一種反應”（博厄斯序）。當多年之后這本日記以英文文本出版時，給人類學界帶來相當大的震動：人們看到在其科學的而又寫作優(yōu)美的民族志與其個人化的而又真實的日記之間的巨大反差，再也找不到原先心目中那種不變的“真實”與人類學者的神圣。而這一傳統(tǒng)也使田野工作過程披上了“科學”而神圣的光環(huán)，充滿不道與外人知的“美麗幻想”。　　其次，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過程也受到更多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因而我們需要上述的方法論的自覺、學術的自覺，一如費孝通所倡導的“文化的自覺”。民族志工作者不能避免依賴于生活世界中的“常識”，也經(jīng)常不能避免對其所研究的社會過程發(fā)生影響。由“對象化的對象化”而產(chǎn)生“民族志的民族志”、“社會學的社會學”?！　∈紫龋此嫉牧α矿w現(xiàn)為充分意識到民族志作品是“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產(chǎn)物，從而對研究過程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系有所警醒和反思。當然，就此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關于邊界模糊的特點，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民族志最根本的力量所在，而另一些人則將其作為民族志最根本的弱點。民族志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研究形式之一，不僅有著很長的歷史，而且它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世界的常規(guī)方式非常相似。作為社會文化人類學基石的民族志是特定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其突出特點是民族志工作者或公開或隱蔽地、相當長時間地參與當?shù)厝藗兊娜粘Ｉ睿^察發(fā)生了什么，傾聽人們說了什么，提出問題并通過對社會結構、文化意義的整體描述和以當?shù)厝说囊暯羌袄斫夥绞交卮疬@些問題，而這一理解和解釋的過程也是創(chuàng)構理論的過程。格爾茨在其《文化的解釋》開篇即指出：人是懸置在由他自己織就的意義之網(wǎng)中的動物，我把文化看作這些網(wǎng)，因而，人類學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追尋規(guī)律的實驗性科學，而是一種探索意義的闡釋性科學（Geertz, 1973, 5）。然而這一“科學權威性”隨著現(xiàn)代特別是后現(xiàn)代人類學的發(fā)展成熟而日益受到質(zhì)疑和挑戰(zhàn)，人類學也因此成為最具自我反思性的學科。就這樣，他積累了大量具有高度科學價值的材料，……因而得以形成一部前所未有的關于一個野蠻民族的最完整、最科學的描述（馬林諾斯基，2002，序15）。弗雷澤為馬林諾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所寫序言可以為證：馬林諾斯基博士的工作是在最佳情形下，并且是以預計最有保證得到最好的結果的方式進行的?！　∷?、民族志的反思力量　　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論與認識論長期以來被認為具有學術的權威性，其權威性來自于這門學科從產(chǎn)生之日起，就是以建立關于文化與人性研究的“科學”為圭臬的。就此而言，通過實踐建構理論的能力是民族志洞察力的核心體現(xiàn)?？赡苡腥藭q解說民族志研究就是以描述文化現(xiàn)象而不是以理論建構為主要內(nèi)容的，那么我們會問：大千世界，蕓蕓眾生，社會文化現(xiàn)象紛繁復雜、難以窮盡，我們?yōu)楹蚊枋鲞@些而不描述那些？為何如此描述而不如彼描述？一項研究的主旨究竟為何？顯而易見，最為重要的還是在于研究的問題意識應該主導研究與表述的內(nèi)容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