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系，以及這種結構對社會變遷和發(fā)展的影響。1．“戶籍”的涵義“戶”，《辭源》解釋為：“住戶，一家為一戶?！敝袊糯鷳艏?，也有“丁籍（冊）”、“黃籍”或“籍帳”之類的名稱，主要以家庭為依據，了解家戶人數和田地情況，用以征收賦稅、調派勞役。2．編戶齊民在歷史上的戶籍管理時間中，包含了權利機構對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的意義。統治者實行編戶齊民的措施，目的不僅在于了解家庭和人口情況，而且還要掌握土地的戶均和人均占有情況，掌握土地的質量情況，如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出產率，以此作為攤派賦稅、征調兵役的依據?？v觀中國歷史中的戶籍制度，其登記注冊的內容不外乎三大類：戶內關系、人丁數量和田地財產。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形式不盡相同，然而它卻是所有統治者用以控制社會、落實行政、經濟和軍事管理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3．國家機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地方經濟的發(fā)展，諸侯勢力隨之壯大，爭霸爭雄的戰(zhàn)爭頻繁四起。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臺，各諸侯國自然會重視人口登記、戶口保養(yǎng)及戶口管理。戰(zhàn)爭需要有兵員和物資保證，清查登記人口并實行管理，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力，做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也可限制流動，防止人力流失，保證兵役和賦稅源源不斷。因為掌管戶口，對國家機器來說，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國家的存在以來與稅役的征調；再者，文字的出現，也為登陸戶口提供了條件。4．五保法后來，由于政事廢弛，國家并不需要周全的數字，這樣地方管理的怠惰也就成了自然，因此戶籍所載的民數嚴重失實已司空見慣。后隋文帝統一中國，結束了多年以來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的局面。立即推行戶籍改革，即“制人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幾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查”。②這樣，戶籍制度又再次被鞏固了起來。5．科舉隋朝之后的戶籍制度增加了對戶口登記管理的約束機制，即把戶籍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婆e制度與其說是一項教育考試制度，不如說是半開放式的公務員招考錄用制度，它是一種和平式的上下流動機制。相對比以往的全完世襲制和暴力爭奪制，這種社會垂直流動機制無疑是一種進步?？婆e考試，實行的是配額制，即按地域分配名額，名額十分有限，于是，中舉的名額也就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為分配這種資源，則必須確立一個依據，已有的戶籍管理無形中為其提供了方便。科舉制要求人們在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即在哪里登記入籍，才有資格在哪里參加考試，這樣做一者是為了保證相對的平衡，防止人們一起涌向一個地方；二者也為了便于組織考試。6．末尾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戶籍制度并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制度形式，而是與各種行政、軍事、經濟、文化和教育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套觀念、規(guī)則和措施。它既在各項制度中得以體現，并發(fā)揮其作用，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獨立的傳統。諾思認為，國家或政府應對制度創(chuàng)新和經濟績效負責。但在中國歷代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戶籍制度保證了各級官僚的優(yōu)勢利益。③尤其對最高統治者皇帝來說，把所有臣民登記入冊，他便可手執(zhí)一冊而統一天下，以此方式既象征了皇權的至高無上性，又不需要自己付出多少勞動成本，這樣皇權統治的效用最大化也就得以實現。既然如此，戶籍制度的創(chuàng)新和變遷所需要的動力在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就難以產生。這也許是歷代戶籍制度乃至全部封建社會之所以變遷緩慢的主要原因所在。二．1949年以后1949年以后的中國戶籍制度，最先在城市管理中得以醞釀，然后逐漸形成比較系統的、普遍的制度。它的主要內容包括戶口登記，以及對各類戶口的遷徙、居住、獲取資源和福利的權利規(guī)定等。新中國建立之初，隨著土地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城市建設和工業(yè)生產初見端倪，新興政權，或具體地說是某些上層政治精英開始雄心勃勃，試圖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但過于理想的平均注意社會，戶籍制度的建立，多少地帶有些烏托邦式的理想觀念。最后不得不按地緣和個人成分或身份來控制和分配短缺的組彈壓吧，結果不僅沒有消除三大差別，建立“一大二公”的社會；相反地使地緣意識和身份意識得以強化，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間出現認同的分離，而要把他們鄭和到一個統一的系統之中，就不得不依靠強大的中央權力，這樣，整個社會秩序也就實際上成了一種“人工維持的秩序”。④也就是說，國家只有通過超強的權力控制，阻止社會走向地緣分割化和身份分層化，以彌補社會鄭和的裂痕。了解改革以來的戶籍制度的變遷情況，下面幾個事項可能是重點對象：（1）：知青回城的戶口安排，（2）：“農轉非”的指標，（3）：“自理口糧戶口”或當地有效的城鎮(zhèn)戶口，（4）：居民身份證，（5）：就業(yè)和糧油關系的轉換，（6）：“賣戶口”現象。2．戶口與資源的分配回顧過去的那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戶籍制度與那種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體制緊密相關，同時也是國家進行資源調配和利益格局調整的視窗系統和操作平臺。戶籍的登記注冊，以及對個人居住、遷移的管制制度，既是策略選擇的結果，又是鞏固這一分配格局和狀況的關鍵路徑。因為，假如沒有鄉(xiāng)——城戶口遷移的控制和約束，當城市的比較利益占優(yōu)的時候，必然有大量的農業(yè)勞動力用想城市，參與爭奪城市資源，這樣，最終也就會達到城鄉(xiāng)比較利益均衡，從而消解城鄉(xiāng)分化。但是，這一策略與國家所選擇的工業(yè)化策略不太吻合，國家試圖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來加速工業(yè)化，而不是讓部分資源被與工業(yè)無關的人消費掉。3．戶籍壁壘在中國戶籍制度的安排下，戶口的劃分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系統中存在的結構性壁壘。城鎮(zhèn)戶口或戶口遷移的轉換條件，在某種意義上說，就相當于一個集團或階層守衛(wèi)自己利益的壁壘，因為從顯示情況來看，制定政策的或有權進行決策的階層，以及決定戶口遷移權利的人，幾乎都是具有城鎮(zhèn)戶口或本地戶口的人。因此，很難說，他們的利益傾向不影響其價值傾向乃至決策行為。以戶口為標志的分層體制，最典型的例證就是，1960—1970 年代出現的國營或集體單位從農村地區(qū)招收的輪換工、臨時工和合同工，他們和同單位的其他工人在職業(yè)、工作內容和工作性質上，并無什么區(qū)別；他們常常需要做比其他工人更苦更臟的活，但是卻不能得到與其他正式工相同的待遇。他們沒有同等的勞動保障、公費醫(yī)療、住房、退休金、津貼和消費補貼也明顯少于正式工，甚至根本沒有。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樣不同等的待遇，關鍵的原因就是他們來自于農村，他們的戶口身份是農村戶口。所以，合同工形式實際強化了戶口制對城鄉(xiāng)之間裂縫的影響，它表明一方面工業(yè)增長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戶口的權威界定又在壓制農民的權利，并極力維護城鄉(xiāng)戶口的等級差別。相同的例子也表現在干部少年粉上，農村干部和國家干部都是可以說是干部，但是農村基層干部和國家干部之間最明顯的區(qū)別就是戶口的不同，因此待遇也就存在差別。戶口作為中國社會結構的裂痕，不僅表現為城鄉(xiāng)戶口兩種群體之間收入的不平等，而且還表現不同戶籍之間的其他權利和非貨幣性待遇的差別。例如，戶口落在規(guī)模較大的城市里的居民，可以很容易地把戶口遷到規(guī)模較小的城市，城市戶口可以很方便地轉成農村戶口；但是，從小城市將戶口遷到大城市，或從農村戶口轉為城鎮(zhèn)戶口，沒有足夠的條件、理由和關系，幾乎不可能，這無形中意味著不同地區(qū)的戶口所享受的權利和地位是不平等的，或是呈等級的。戶籍制度對社會分層結構的影響是深淵的，同時又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戶口轉換和遷移的限制，使地區(qū)和部門內的成員趨向平均，另一方面，它又使地區(qū)和部門之間的差距固定和突出；一方面它雖然遏止了城市貧民窟的出現，但另一方面使農村充斥著貧困。因為以戶口為標準對居住地、住房、就業(yè)、配給和消費的控制，限制了農民獲得與城市相關的比較利益優(yōu)勢的機會，人們受到先賦戶口的控制，很難甚至無法調整自己的位置或地位。即使人們安心地守在那里。即使有些農村人不愿選擇一輩子守望著那一點貧瘠的耕地，他們也難以擺脫戶籍的安排。4．戶籍壁壘與鄉(xiāng)—城人口流動在眾多對當代中國城鎮(zhèn)流動人口以及鄉(xiāng)—城人口遷移研究中，不少學者強調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作用，而對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格局關注不夠。在傳統的意識形態(tài)里，農民進城被看做是“盲流”，在這多少帶有歧視性的話語中，隱含著對農民理性追求自己利益權利的輕視或否認。1980年代以前，政府通過戶籍控制，以及響應的糧油配給、票證和外出證明等措施，有效控制了鄉(xiāng)—城人口遷移和流動，從而剝奪了農民在城鎮(zhèn)獲得收入的機會。從農民進城的途徑來看，以與城鎮(zhèn)戶口的親人團聚為主要方式，招工也是重要途徑之一，但受政策影響和波動很大；當兵和上大學是農業(yè)戶口的年輕人實現進城夢想的唯一的、可以為之奮斗的途徑，但是道路相當狹窄。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城鄉(xiāng)分割的資源配置以及部門和地域之間的差別日益顯著，從而吸引了大量農民擠進城里，在農業(yè)外尋找就業(yè)機會。盡管戶口控制仍然對他們起到約束作用，但是巨大的利益差距形成強烈驅動力，推動和他們想盡一切方法在城市里找到立足點。例如，北京市出現的諸如“浙江村”之類流動人口聚落群體，⑤就是新的體制和舊的制度安排組合而成的社會現象。市場經濟要求勞動力是自由流動的，而戶籍制度安排則極力限制勞動力在體制內的自由流動和轉移，而且繼續(xù)為各種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執(zhí)行提供依據和條件。城市中的流動人口不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反而遭到各種臨時性或地方性的行政命令的驅趕和排斥。5．“黑戶口”“黑戶口”，顧名思義就是指沒有在權威機關登記入籍的、戶口沒有著落的人，也就是指那些不被權威機關知道的或不被認可的人。正是因為這一群體的不可知性和不合法性，因此常常被管理者或其他人稱之為“黑戶口”或“黑人口”。出現“黑戶口”的情況主要有：（1）：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規(guī)定手續(xù)或超生人口。（2）：不少農民為不承擔負擔而不愿給子女上報和登記戶口，這樣他們的子女也就沒有戶口。（3）：第三種類型的“黑戶口”屬于戶口代定者。或稱為“口袋戶口”，是指在戶口遷移過程中，個人持遷移證而不在規(guī)定期限內在遷入地落戶。（4）：在沒有戶口的群體中，還有一些是棄嬰，他們被別人抱養(yǎng)，但又不符合收養(yǎng)法的規(guī)定，因此不能上戶口。在“黑戶口”群體當中，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能申報戶口的人，或許永遠也不能獲得戶口身份，從而不能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或市民權利。那些沒有戶口、不能享有理應享有的社會權利的階層，既定的分配制度和現實紅的待遇對他們今后的發(fā)展會產成極大的影響。如果戶口制度或依附于戶口的權利和義務分配制度不改變，這樣的階層會長期存在，并構成一種邊緣群體和亞文化，他們反過來也可能會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反作用。6．小結盡管導致社會分層與差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意義上，它是由權利和義務分配的不平等構成的。社會的上層享有更多的行動權利或社會權利，而承擔更少的義務；社會下層的行動則受到更多的制約，享有的權利較少，而承擔的義務更多。在中國的戶籍制度安排中，不同的類型的戶口，如農業(yè)戶口與非農業(yè)戶口、常住戶口與暫住戶口以及地方有效的戶口之間，在所享有的公民權和社會權利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戶口所享有的權利是不平等的，而戶口身份主要是通過代際繼承獲得的，因此，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形成，繼承和世襲因素的作用較大，自獲因素或人力資本因素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通常被視為結構性的不平等印度，如個人能力、教育水平和職業(yè)地位等因素，表面上看是因為個人之間的差異而導致的，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不平等，然而實際上，它在較大程度上也包含著權利的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所產生的效應。綜上所述，在中國，戶口的湖粉已不僅僅是身份的證明，而成為權利和義務分配的依據和標準，戶口成為個人享受各種社會和公民權利的邊界和壁壘，由此導致了戶口的不同（包括類型、籍地不同），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就不一樣，權利和義務的差別是多方面社會差別的重要根源。三．戶籍制度：終結抑或改革在中國的現實中，戶籍具體來說，就相當于戶口簿或戶口登記簿所技術的相關事實，如姓名、性別、出生時間和空間、戶口所在地、戶口屬性以及家庭及其他社會關系等。戶籍的應用在顯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有：（1）：傳遞個人信息。（2）：證明個人身份和社會關系。（3）：限制人口遷徙和流動。（4）：權利和資源分配的操作系統。無論從制度的效率，還是從公平度來看，具有傳統色彩的戶籍制度與現時代的社會發(fā)展需要已顯得不相稱。因此，致力與戶籍制度創(chuàng)新，使其有利于降低公民的生活成本，關心和體現弱勢群體的需要，已勢在必行。正如杰斐遜所說：“法律和制度必須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而進步。人類思想日趨發(fā)展、開明，新的發(fā)現不斷涌現，新的真理被揭示出來，習俗和觀點隨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制度也應前進，與時代同步。如果我們要求文明社會停留于野蠻的祖制之下，那無異于要求承認仍穿者孩提時代的服裝?！雹蘅偠灾钥刂苽€人行動和建構社會差別為導向的戶籍制度，與個人和社會發(fā)展的趨勢和潮流格格不入。因而，改造中國戶籍制度是社會協調發(fā)展的必然要求。附：張國慶：《公共政策分析》，復旦大學出版社，,1961年以來，為維護社會治安，強制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分子，經黨中央、國務院先后批準各地公安機關對輕微違法犯罪的人和流竄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的措施。為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1982年5月國務院發(fā)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對城市乞討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人員實施收容、遣送政策。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各地出現大批農民進城務工的現象。1991年，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收容遣送的對象擴大到“三無”人員。后來收容遣送工作又與流動人口的管理聯系在一起，收容遣送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三證”不全的流動人員。1992年12月財政部、民政部、公安部《關于收容遣送工作中跨省遣送所需經費制支付問題的通知》規(guī)定，跨省收容遣送費的收取，以流出省在經濟上承擔責任，促使其做好制止人口盲目外流工作，流入省做好將外省被收容人員送回原籍的工作為原則；其所需經費原則上又流出省財政部門解決，并規(guī)定了具體的收費標準。1994年1月民政部下發(fā)的《關于加強收容一送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中規(guī)定，在收容遣送工作中，對社會救濟對象實行無償服務，對非社會救濟對象可實行有償服務。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收容遣送人數劇增。以北京市為例，1999年收容遣送人數達到149359人。2000年上半年，收容后遣送人數達18萬人。與此同時，因收容遣送引起的惡性事件和行政訴訟也不斷涌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