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情況。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有權使用或消費公共產品,而這種使用或消費通常又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使用或消費,它對于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二是供給機制的公平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yè)或個人出于逐利的動機,不愿意去經營這些可以“搭便車”的公共產品,為了彌補這種“市場失效”,就得由政府建立一種公平公正的供給機制,向社會所有成員提供這些公共產品。不僅提供這些公共產品的經費主要來源于稅收,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甚至不納稅,而且其供給也不都是通過市場機制等價交換,少花錢甚至不花錢也可以獲得。三是供給取向的公平性。公共產品的供給不僅出于彌補市場失效、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時還要求實現(xiàn)社會總福利和人均總福利的最大化,要求政府必須按照社會公眾的集體意愿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以獲取利潤為最終目的。 (二)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異:影響公共產品的一體化供給一定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會對公共產品的供給產生影響。這是因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對的公共產品供給問題展開分析,都不能違背一個最基本的公共經濟學原理,即:公共產品的供給,如同私人產品的供給一樣,需要消耗有限的資源,在生產性資源和技術固定時,政府產品的增加將使私人產品減少。在資源存量和社會生產力水平一定的前提下,公共產品的生產與私人產品的生產之間存在競爭關系;也就是說,增加公共產品的生產,就必須同時減少私人產品的生產,二者不可能同時增加。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生產間的這種關系可用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來表示。(圖2)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給出了某種經濟可以提供的政府產品和服務與私人產品和服務之間的各種組合。由圖可以看到,當政府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由OY增加到OY′時,生產可能性曲線由M點移至N點,每年生產的私人產品數(shù)量則從OX′減少到OX。在政府產品和服務與私人產品和服務之間的組合中,以前用于生產私人產品和提供私人服務的資源現(xiàn)在改由政府來使用,并用于生產政府產品和提供服務?! ?公共產品 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 Y′ N Y M 效用無差異曲線 O X X ′ 私人產品 圖2:公共產品與私人物品關系曲線上圖所揭示的含義簡單而深刻。民眾總是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但是,政府為了提供公共產品,必須有資金來源,在不對外掠奪的前提下,其來源只能是民眾自身。因而,希望提供的公共產品越多,對民眾的征稅就必須越多。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時,要想維持與較高經濟發(fā)展水平經濟體同等水平的公共產品供給,那么,該經濟體居民的納稅負擔就會相對較重,從而使得他們可支配收入(用于私人產品消費)占總收入的比重會下降。只有效用無差異曲線與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M,才是一個經濟群體的最佳效用點。由于農民工對自己經濟地位的評價,與家鄉(xiāng)的農民相比,%,%,%,%%。而與其所在城市的居民相對比的時候,評價結果明顯低于與家鄉(xiāng)農民相對比時的評價。%的民工認為自己是城市社會的下層,%的民工認為是中下層,%的民工認為是中層,%的民工認為是中上層,%的民工認為自己是上層。 李培林.關注農民工.信息導刊,2003,39.再基于我國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高于農村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所以對于社會生產可能曲線,城市市民﹥農民工﹥農民。于是可繪制下圖來說明。從圖3中可以看出,如果三個經濟體的公共產品供給都維持在0Y的水平上,那么,市民群體的私人消費額可達X3,而農民工群體和農民群體的體的私人消費額則僅為X2和X1。如果城市居民、農民工、農村農民各自承擔其自身的公共產品供給,為了達到同等的供給水平,農民工和農民就必須承擔比城市居民更重的公共產品籌資負擔,納稅負擔會比較重,可支配收入就會嚴重下降。 公共產品生產 農民公共產品生產可能性曲線 農民工公共產品生產可能性曲線 市民公共產品可能性曲線 Y O X1 X2 X3 私人產品生產 圖3:三種經濟體曲線(三)公共產品供給的三元分治:一體化供給的過渡形態(tài)任何社會制度變遷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公共品供給制度一體化發(fā)展,也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李迎生先生在《社會保障與社會結構轉型——二元社會保障系研究》中提到,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既不現(xiàn)實也不可靠,但對農民工一開始即推出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缺乏財源及其他資源,因此現(xiàn)階段應推出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tài)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所以,借鑒此觀點和三元社會結構分析框架,筆者認為也應當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民工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實現(xiàn)公共產品供給的三元分治。所謂公共產品供給的三元分治,是指對城市市民、農民工和農村農民建立相對獨立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它不是目的,只是一體化戰(zhàn)略的手段,是公共產品一體化供給的過渡形態(tài)。我國城市市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已基本健全,農村農民公共產品也正在健全,因此,實現(xiàn)三元分治,關鍵是建立農民工公共產品供給體系。而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由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制度、公共產品的資金投入或成本分攤制度、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使用與管理制度三個基本要素構成。 王國華 李克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收入問題研究.財政研究,2003(1):48.所以實現(xiàn)公共產品的三元分治,要從以上三個要素入手。首先,決策制度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基礎,自下而上的決策機制要求健全農民工公共產品的需求表露機制,故應農民工工會。在現(xiàn)今的中國,身份尷尬的城市農民工沒有屬于自己的組織,他們依法結社的憲法權利被無情的剝奪了。因此,為了讓農民工階層的利益訴求能夠通過合法的、制度性的管道加以聚合和表達,充分維護農民工社會保障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筆者建議在城市中按照街道設立農民工工會,該工會主要負責本街道轄區(qū)內農民工的管理和服務工作,并采取科學的抽樣方法,融合各種現(xiàn)代調查統(tǒng)計手段,利用群眾組織系統(tǒng),形成科學的管理體系,從而了解農民工對公共產品的真實需求,以做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有的放矢和物盡其用。如,對本轄區(qū)的農民工實行登記,督促用工單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處理農民工社會保障及子女上學事宜,向上一級政府表達農民工的公共產品需求。其次,在資金投入上,農民工公共產品供給同農民公共產品供給一樣,都面臨著基金短缺的難題。農民工公共產品供給基金的籌集不但要運用稅收優(yōu)惠政策激勵和支持用人單位為農民工繳納費用,還要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職能和事權范圍,以確定政府的財權,更要對農民工建立一種財政補貼制度,即下文所講的統(tǒng)籌供給。由于公共產品的資金投入是公共產品供給的根本,故下文將具體闡述。再次,資金使用與管理制度則是公共產品供給的保證。所以在運行上要以現(xiàn)代意義的具有公開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確定、嚴格執(zhí)行的預算作為基本管理制度。由政府承擔供給責任的公共品及所需資金、費用納入規(guī)范的財政預算體系,通過頒布相關法律法規(guī)明確各級地方政府的供應職責并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農民工公共品的供應,從體制上保證政府不會擠占挪用農民工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保證農民工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的落實。另外,還要完善資金管理制度和資金使用的績效考評制度,提高資金使用的規(guī)范性和有效性。(四) 公共產品的統(tǒng)籌供給:三元分治的根本,一體化發(fā)展的財富轉移過程公共產品的統(tǒng)籌供給是指在公共產品三元分治的過程中,政府將一定數(shù)量的公共資源轉移給農民和農民工群體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是一體化發(fā)展的財富轉移過程。它是實現(xiàn)公共產品供給三元分治的根本。在下圖4中,假定農村居民的無差異曲線與社會生產可能曲線相切于A,農民工的無差異曲線與社會生產可能曲線相切于B,城市居民的無差異曲線與社會生產可能曲線相切于C,則農民、農民工公共產品和市民公共產品的最優(yōu)供給分別為YYY3,農民、農民工和市民私人產品的最優(yōu)供給分別為XXX3。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比農民工要高出Y3Y2的差額,市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比農民要高出Y3Y1的差額。如果實行現(xiàn)行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在經濟發(fā)展之后,由于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比工業(yè)經濟發(fā)展緩慢,市民的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消費水平的增加幅度要大于農民和農民工的增加幅度。所以如果政府想使農民和農民工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增加,且不降低農民工的私人產品消費(即不增加民工負擔),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一部分城市部門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轉移給農民工,用以提供農民工的公共產品。但要遵循“帕累托改進原則”,即財富發(fā)生轉移時,不能使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與原來相比有所下降(雖然未必有所提高)。 公共產品生產 Y4 C’Y3 Y2 B C’’Y1 A C O O O X1 X2 X3 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