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奧鵬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研究(編輯修改稿)
2025-07-24 15:54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十年代中期走上文壇的作家群。自從老愚在1990年把1985年以后出現(xiàn)的青年散文作者命名為“散文新生代”，并選編出版《上升——當代中國大陸新生代散文選》后，新生代散文逐漸引起文壇的關注。 “太白派” “太白派”：所謂“太白派”，指的是團結在《太白》雜志周圍，以左翼作家為骨干，包括魯迅、茅盾等人。他們支持創(chuàng)辦了《濤聲》、《新語林》、《太白》等刊物，積極提倡反映現(xiàn)實生活斗爭的“新的小品文”，促進了30年代散文寫實精神的發(fā)展和深化。詩人的散文”20世紀平津一帶文壇新崛起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麗尼、李廣田等人，他們專注于敘事抒情散文的創(chuàng)作，力圖把散文作為“一種純粹的獨立的創(chuàng)作”。這種有意追求散文藝術性的傾向，其中之一表現(xiàn)在“詩人的散文”，它追求“詩意”，經營意象，想象豐富，結構短小圓滿，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傾注了詩藝，豐富和擴張了散文表現(xiàn)生活實感和內心世界的能力，如何其芳的《畫夢錄》等。當代散文“三大家” 20世紀60年代初期，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的散文創(chuàng)作，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散文創(chuàng)作“詩化”的特征，并影響著當時和此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散文創(chuàng)作，從而成為中國大陸二十七年主流權力話語下最著名的三位散文家，號稱散文“三大家”，并形成“楊朔模式”、“劉白羽模式”和“秦牧模式”。學者散文學者散文是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一個主要門類，在當代臺港和大陸新時期以來的散文界也蔚為大觀。這類散文以學識、才情為基礎，表現(xiàn)對社會、文化、人生深刻的思考和領悟，用余光中的話說，就是“融合情趣、智慧和學問的文章”，“反映一個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靈” “都市散文” 20世紀80年代，臺灣社會都市化程度急遽提高。在這種背景下，林燿德等人創(chuàng)作的“都市散文”在臺灣文壇崛起，表現(xiàn)了都市生活的多元性、復雜性和多變性。臺灣學者鄭明娳認為這是“一支突起的異軍”，“在中國散文史上卻有革命性的意義”。 “硬性散文”20世紀50年代初期臺灣散文出現(xiàn)的一種主要傾向，指有強烈反共意識的“戰(zhàn)斗散文”，用陽剛文體來歌頌所謂的“戰(zhàn)士們的英勇事業(yè)”、“英雄的偉大精神”和“效忠國家的耿耿忠心”，文章中充斥“口號式的宣言”，很快為廣大讀者所拋棄。 “金體文” 在香港域外游記創(chuàng)作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金耀基，他的《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行文瀟灑暢達，不論敘事、寫景、抒情、論說，都充滿學者文人風范。金耀基這種寫景寫情寫得有詩意又有歷史感和文學神韻的文字，被董橋稱為“金體文”四、簡答題。 簡述《野草》里象征藝術的四種類型。 《野草》里的象征藝術主要有四種類型：（一）借助于一些奇突的象征性形象的創(chuàng)造來完成，如《復仇》中全身裸露和看客永遠對峙的青年男女，《頹敗線的顫動》中垂老的女人，《這樣的戰(zhàn)士》中堅執(zhí)投槍的戰(zhàn)士，都不是寫實的，而有著怪誕、變形、夸張的特點。（二）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觀的象征性描繪，如《秋夜》中棗樹、花草、小青蟲與星空的對立。《雪》中江南和朔方雪景的對襯，《好的故事》中那倒映在清澈河水中的山陰路上的美景，這些瑰麗的自然景觀都是工筆結合著寫意法繪出，帶有象征寓意色彩。（三）借助于幻境，特別是夢境的象征性描寫，《野草》中有七篇是專寫夢境的，如《影的告別》、《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 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死后》，造境的奇詭、怪誕前無古人，有一種陰森神秘的氣氛。如果縱觀《野草》，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是從《秋夜》入夢，至末篇《一覺》清醒，做了一個很長的“秋夜夢”。（四）借助于象征性的寓言故事的創(chuàng)造，如《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這些寓言幽默潑辣，意味雋永。2簡述豐子愷隨筆散文的四個類型 一類是探究人生和自然的底蘊的，受佛教悟徹人生、世事無常思想的影響，帶有悲觀、虛無的玄思色彩，以早期的《漸》、《秋》、《兩個“？”》等篇為代表；一類是描寫兒童的摯愛和一顆赤子之心，這是豐子愷20世紀20年代后期創(chuàng)作的中心題材，膾炙人口的篇章有 《給我的孩子們》、 《華瞻的日記》、《兒女》等；一類是回憶自己生活經歷和創(chuàng)作過程的，如《憶兒時》、《學畫回憶》等；最后一類是取材于日常生活見聞，反映世態(tài)人情的，集中體現(xiàn)了他對現(xiàn)實和人生所采取的矛盾態(tài)度，這是豐子愷隨筆的主要內容，最能代表他創(chuàng)作的基本特色。3簡述周作人“人事評論”的主要內容。 1925年后，隨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高潮的到來，周作人雜文創(chuàng)作越出思想文化、道德倫理范圍， “人事的評論”數量激增，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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