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是20世紀90年代才剛剛在西方興起的一種通過歷史來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的學說。這里所說的“通過歷史”（through history）有兩層含義：一是主要運用了歷史的研究方法，二是其研究對象主要是歷史中的制度問題。從學術淵源和研究內容上講，歷史制度分析屬于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一個分支或流派，也可以說它是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一個最新的發(fā)展階段。為了了解歷史制度分析的學術淵源與理論背景，有必要先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發(fā)展脈絡作一概要介紹。 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經濟史學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的歷史極為久遠。應該說，經濟史學從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生的那天起，就把制度及相關問題視為自己研究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始終如一地關注于制度及其起源、內涵和演變的研究。事實上，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關注，也構成了經濟史學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經濟史學家們對制度的研究還處于一種無意識的和不自覺的狀態(tài)，當然就不可能形成什么特定的理論框架和完整的內容體系。本世紀中葉以后，西方經濟學界發(fā)生了兩項對其后來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重大變革，這直接促成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和形成。其一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其二是 “新經濟史學革命”的蓬勃興起。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fā)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 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是怎樣產生和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在其中都具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從而進一步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huán)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性，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 參見North(1981),Williamson(1982),Olson(1982).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huán)境中去尋找答案，這就要研究所謂的“歷史的路徑依賴”（ 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和制度分析的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tǒng)的思考與研究。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tǒng)的歷史分析的觀念和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fā)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也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特定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能夠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tǒng)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框架、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體系在內的制度經濟史學的學科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 到目前為止，從西方的有關文獻中還沒有見到關于制度經濟史的定義，對其研究對象、方法、內容、特征和性質也缺少科學的概括與總結。然而，這并沒有妨礙制度經濟史學術研究的深入和其自身的發(fā)展。自本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大致經歷了“新古典制度經濟史”(The 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經濟史”（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歷史的制度分析”這三個階段。將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發(fā)展劃分為上述三個階段，除了它們在時間和理論的邏輯順序上具有一定的先后承繼關系外，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所關注的制度的類型與側面不同，在進行制度研究時所使用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不同，所研究的問題和得出的結論也不相同。這樣，如果從我們的研究主題出發(fā)，既可以把前兩者看作是歷史的制度分析的學術淵源和背景，也可以將其視為與后者并存，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而又各具鮮明特征的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不同流派和學說。 如前所述，從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在諸多方面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新經濟史學首創(chuàng)用新古典經濟理論研究經濟發(fā)展史，改變了經濟史研究多年沒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局面。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科的研究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上的革命，開創(chuàng)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第二，在研究內容和體系上，由于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和計算機在經濟史研究中的大規(guī)模應用，極大地增強了新經濟史學對歷史問題的分析力和解釋力，從而大大地拓展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和范圍。第三，新經濟史學家們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從嶄新的研究視角，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史中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進而提出了眾多精辟、獨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見解和研究結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大量采用，使得經濟史學家們對制度問題的研究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從此，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以計量和統(tǒng)計分析為主要工具，以歷史上特定的經濟制度――市場――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開始成為經濟史學研究制度問題的主流。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所著重進行研究的是市場這一特定的經濟制度。因為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正是市場制度支配著歷史上的各種交換關系，也是市場和其統(tǒng)一化的進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增長。然而，這些假說并沒有得到有力的經驗的證實和事實的檢驗。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使其有可能對大量的有關價格、數量、和外生變量（如年齡、性別和不同產業(yè)的周期性質等）的歷史資料進行整理和統(tǒng)計分析，并用于檢驗和評價有關市場制度及其內部關系的各種假說。 制度經濟史的許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場制度確實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存在并發(fā)揮過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早在殖民地時期就初步建立了勞動、資本和產品的市場制度；到19世紀90年代密執(zhí)安的勞動市場已經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存在著非熟練工人的補償工資差別。 Galenson (1981,1989).在歐洲，從15世紀以來，巴黎地區(qū)農民的專業(yè)化分工就己達到很高的水平，這充分顯示了產品市場的功能；各種證券的價格也表明，18世紀時的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在很多貿易國家之間發(fā)揮著作用。② Hoffman(1991,1996),Neal(1990).研究結果還表明，市場的產生和擴大是伴隨著技術變遷，尤其是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提高，以及能隨后帶來和平的政治變遷而出現的現象。例如，私人資本市場的出現，是為了適應鐵路系統(tǒng)這樣大規(guī)模的融資項目的需要，也有賴于政府證券市場的存在。③ Neal(1990). 至于對市場擴大的歷史進程的考察，由于計量分析所需資料的嚴格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種分析技術的應用，尤其是在勞動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研究領域中更是如此。例如，這種分析表明，19世紀的美國僅僅建立了地區(qū)性的而非全國性的勞動市場，而18世紀時的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場卻已相當發(fā)達。④ Neal(1990).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在關注市場制度研究的同時，也對非市場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這方面，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家深受科斯(Coase, Ronald)的影響。他們把非市場制度視為契約關系和財產所有的不同方式，認為這種契約關系和財產所有方式的產生，是市場不發(fā)達、不完善和價格過高的結果。因此，非市場制度是否發(fā)達取決于市場制度是否完善，是否需要非市場制度來補充。也就是說，非市場制度是作為市場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① Coase(1937). 新古典學說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對這種假說提供了支持。例如，麥克勞斯基(McCloskey)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歐洲農村，有一種特殊的所有制結構非常盛行，即每個農民的土地不是集中在一塊，而是分成很多塊，散布在村莊的周圍，從事分散式的耕作。這種情況從技術角度講顯然是非效率的，但由于當時并沒有建立起相應的保險制度，而應付饑荒的其它方式（如谷物的儲藏）的代價又遠比分散耕作昂貴，農民除了采取這種分散耕作的方式，別無他法來降低欠收和饑餓的風險。而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市場制度的完善，產生了防范饑荒風險的更為有效的方法，這種分散耕作體制自然也就消失了。② MaCloskey(1989).與此相似，加蘭森(Galenson)也認為，17和18世紀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強制勞動契約（白人契約奴）制，也是市場不完善的產物。由于缺少相應的金融市場，準備遷居北美的移民沒有財力支付他們的旅費。因此，他們只好通過勞動市場簽訂強制勞役契約來籌措遷移費用。而隨著金融市場的完善，能夠為移民提供更有效的財力支持，強制勞動契約制也就隨之衰落了。③ Townsend(1993).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對非市場制度的初步研究，決不意味著它從根本上認識到了非市場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經濟史那里，非市場制度是無關緊要的。之所以對它予以一定的關注，是把它視為市場制度的一個替代與補充，只有在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時候，非市場制度才可能出現，一旦市場完善了，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換句話說，非市場制度是可有可無的。 新古典制度經濟史還試圖以歷史資料為基礎，來證實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市場和市場化進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的觀點。但事實證明，這是相當困難的。例如，加蘭森經過研究得出結論：美國殖民地時期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橫跨大西洋的高度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① Galenson(1989),.但是這種推斷是建立在理論分析而非歷史資料的基礎之上。與此相似，諾思(Douglass )也曾提出，從1760到1890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的擴散，因為它使資源配置打破了以前自給自足經濟的限制。然而，他并沒能提供出任何檢驗和直接的證據，來支持有關市場擴張本身與經濟增長之間內在聯(lián)系的論點。② North(1961).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勞夫(Sokoloff)才運用數量分析方法，為美國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促進了革新與發(fā)明的觀點提供了佐證。他以1790年至1846年間美國專利注冊為樣本，證明了革新發(fā)明與市場規(guī)模的正相關性。③ Sokoloff(1988).而另一方面，懷特(Wright)經研究卻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美國內戰(zhàn)后商品市場的統(tǒng)一非但沒有促進反而妨礙了南部經濟的發(fā)展。④ Wright(1987). 不難看出，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對市場制度的研究極大地超越了傳統(tǒng)經濟史學的范圍，開創(chuàng)了對制度進行歷史分析的一個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運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各種理論來分析解釋歷史上的制度問題，另一方面也通過歷史研究來檢驗和論證新古典的理論學說，并在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成果。其次，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在對制度進行的歷史分析中，大量并且是成功地運用了計量統(tǒng)計方法，特別是后來越來越高級的計算機的使用，使得經濟史學家們能夠對有關制度（特別是市場制度）的大量的歷史資料和成千上萬條數據進行分類、整理和統(tǒng)計分析（這對于以前的傳統(tǒng)經濟史學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有關制度問題的分析力和解釋力。第三，計量統(tǒng)計方法和計算機的應用，對大量的歷史統(tǒng)計資料和數據的處理和分析，也使得經濟史學能夠更好地發(fā)揮出它本應發(fā)揮的特殊作用――為理論和假說提供(歷史的)經驗證明和檢驗，這是經濟史學的一項特殊的學術使命和任務，也是傳統(tǒng)的經濟史學沒有也根本無法做到的。第四，就市場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緊緊地圍繞著這一經濟制度的核心，就相關問題的方方面面開展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與探討。從研究問題的廣泛性、研究內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穎性、研究視角的獨特性和研究結論的可信性來說，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 然而，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本身也存在著諸多缺欠與不足。從表面看來，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對制度的界定過于狹窄，由此確定的研究領域也過于單一,即僅把研究的視點放在市場制度的存在、構成、變遷和作用上，而對于非市場制度及有關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卻沒能做出更深入的探討，給出更好的說明。正如諾思在1977年指出的那樣，迄今為止（新古典制度經濟史）仍然沒有對非市場制度做出更為深入的研究，也沒能說明為什么在環(huán)境與背景相似的情況下，一些社會建立了市場經濟，而另外一些社會卻沒有。從更深的層次上說，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的這些表面上的缺欠與不足，又都源于其作為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局限性。 長期以來，穩(wěn)定性偏好、理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的結構與方法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理論基石，也構成了傳統(tǒng)微觀經濟學研究范式不變的理論內核和主要研究綱領。（拉卡托斯在其名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提出，構成科學和理論體系最基本單元的科學研究綱領，是由不容改變的理論硬核和可以變化的保護帶兩部分構成。）然而，正是這三大理論基石和硬核，嚴重限制了新古典經濟史學對制度問題的深入研究。 首先，穩(wěn)定性偏好的假定無法適用于經濟史對制度的分析。諾思在闡述經濟史的任務與作用指出：經濟史的本質特征是它給經濟學的研究增加了一個時間序列的維度，它的任務與目標就是要分析那些被經濟學假定為不變的參數。而制度經濟史學，從實質上說就是要在時間的序列中去考察和說明制度的產生、演變及其與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因此，要對制度的生成與演變做出很好的說明，就必需打破穩(wěn)定性偏好的假定。 其次，理性選擇模型，即經濟行為主體在一定的約束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體表現為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企業(yè)追求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