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法律制度一、歷史概況西周最后一個國王周幽王是個昏庸的國王，他寵愛褒姒，想殺太子宜臼（東周平王），立褒姒的兒子伯服為太子。宜臼的母親是申侯的女兒，申侯勾結犬戎攻周，公元前771年，西北的犬戎族攻破鎬京，殺死周幽王于驪山下，西周積累的貨物寶器，全部被犬戎掠走，西周滅亡。平王靠諸侯的援助遷都洛邑，建立東周，王室衰弱，下降為中等國家。東周分為春秋和戰(zhàn)國兩個時期。春秋時期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是我國奴隸社會的瓦解時期。平王東遷洛邑以后，王室直接管轄的土地、人口所剩無幾，兵力大為減少。各諸侯漸漸不再聽從天子的命令，天子反而依附強大的諸侯。有一次，晉侯準備召開諸侯會議，恐怕諸侯不來參加，就把周襄王請去，以朝天子的名義來開諸侯會，果然達到目的。諸侯召天子，而且召之即來，說明天子已經(jīng)威信掃地。周天子在經(jīng)濟上也很貧困，遇事不得不向諸侯求援。周平王去世時，喪葬費籌集不出來，即位的周恒王，只得派人到魯國去，乞求魯國給些財物好辦喪事。春秋時期，諸侯國有100多個,為了爭奪土地、人口，一些較大的諸侯國，不斷進行兼并戰(zhàn)爭。誰戰(zhàn)勝了，就召開諸侯國會議，迫使大家承認他的霸主地位，成為“霸主”。先后起來爭霸的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和楚莊王，歷史上稱為“春秋五霸”。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尚能遵循西周的禮法。中葉以后，社會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王室權力下移。周天子雖然名義上還保持著“天下宗主”的地位，但“宗子維城”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奴隸制禮法制度也相應遭到破壞，出現(xiàn)“禮崩樂壞”的局面。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出自卿大夫，甚至出現(xiàn)“陪臣執(zhí)國命”，卿大夫的家臣把持國政的局面。調(diào)整奴隸制等級秩序的禮法制度已失去其應有的約束作用，出現(xiàn)了禮的僭越。本來郊祭是天子祭天之禮，是周天子的權利，而魯喜公也用郊祭之禮。旅本來是祭山之禮，是諸侯的權利，魯國大夫季氏也旅于泰山。各諸侯國為適應本國政治經(jīng)濟形勢的需要，相繼開展立法活動,如齊國管仲立法，晉國的“被廬之法”、“夷蒐之法”，楚國的“仆區(qū)之法”“茆門之法”等等。戰(zhàn)國時期是從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春秋后期，晉國政權為卿大夫控制。戰(zhàn)國初年，卿大夫中的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稍后，齊國大夫田氏完全控制了齊國政權，繼而代之原來的國君,建立田氏齊國。這樣一來就形成了齊、楚、燕、韓、趙、魏、秦“戰(zhàn)國七雄”并立的局面。春秋以來，由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奴隸主驅使奴隸開墾荒地。這些田地成了奴隸主的私產(chǎn)。由于奴隸的不斷反抗和逃亡，一些奴隸主改變他們的剝削方式，出租田地給勞動者，讓勞動者交出大部分產(chǎn)品作為地租，自已留一部分維持生活。這樣，占有大量土地的奴隸主，成為封建地主；為地主耕種田地的奴隸，成為農(nóng)民。封建地主與農(nóng)民兩個新興的階級就產(chǎn)生了。地主階級為確立封建統(tǒng)治，發(fā)展封建經(jīng)濟，在各國掀起變法運動。李悝在魏國變法，吳起在楚國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是其中比較徹底的。商鞅是衛(wèi)國的沒落貴族，他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來到秦國。秦孝公聽商鞅談論富國強兵的道理，一連幾天不知疲倦，非常贊同他的變法主張。秦孝公召集群臣,討論變法。代表舊貴族勢力的大臣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效法古制，依照舊禮,才不會出偏差。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商湯、周武，沒有依照古制而成就王業(yè)，夏桀、商紂，沒有改變舊禮也不免亡國。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秦孝公堅決支持他變法。公元前356年,商鞅開始變法。主要有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zhàn)；建立縣制等，商鞅變法剝奪了舊貴族的特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等鼓動太子反對變法。商鞅處罰公子虔，割了他的鼻子（劓刑），又處罰了公孫賈，處以墨刑。這樣一來，新法得以順利推行，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誣告商鞅謀反，商鞅被“車裂”（五馬分尸，將人的四肢和頭分別拴在五輛馬車上，讓馬向不同方向飛馳奔跑，撕裂人的肢體。）經(jīng)過商鞅變法，秦國的封建經(jīng)濟得到發(fā)展，軍隊戰(zhàn)斗力加強，逐步成為戰(zhàn)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各國經(jīng)過變法或改革，封建制度逐步確立起來。地主階級統(tǒng)治代替了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國封建社會形成了。二、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立法概況進入春秋時期以后，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傳統(tǒng)的法律體制越來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相沖突。在形式上保守，內(nèi)容上陳舊，已不能適應社會變革的新形勢，無法滿足新的社會關系發(fā)展的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以后，打破舊的法律傳統(tǒng)、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便在一些諸侯國中出現(xiàn)。其中最為突出的鄭國的“鑄刑書”、鄧析的“竹刑”、晉國的“鑄刑鼎”；此外，其他一些諸侯國也進行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一）鄭國“鑄刑書”公元前536年，鄭國執(zhí)政子產(chǎn)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銅鼎上，向全社會公布，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二）鄧析的“竹刑”鄧析是鄭國的大夫，公元前530年，綜合當時鄭國內(nèi)外的法律規(guī)范，編成刑書，刻在竹簡之上，稱為“竹刑”。最初屬私人著作，但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后來在鄭國流傳并為執(zhí)政者所接受，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三）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zhí)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于鼎之上，公之于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動。（四）公布成文法的歷史意義現(xiàn)在我們提到法律，就會聯(lián)想起一冊一冊的法律典籍、一疊一疊的司法卷宗，很難想象在人類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一個漫長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時代。早期的法律也不是用文字來記載的，而是完全依靠人們的記憶力來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規(guī)則要靠貴族或祭司等少數(shù)人來記憶。古代帝王發(fā)布的法令，都稱為“誥”“誓”等也應當是一種口頭命令,后來才用文字記錄。君主的“君”字，象形為一只持權杖的右手和一張發(fā)號施令的嘴，更為形象的表現(xiàn)了“口頭約束號令”，世界其他地區(qū)也是同樣的。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說，遠古時代貴族和祭司掌握著部落的權力，重要的法律也都是依靠貴族來記憶和掌握，一般的平民對于法律不甚了解，這樣一來就形成一個他所謂的“秘密法“時期。當平民的力量逐漸強大后，隨著激烈的斗爭，貴族壟斷法律的情況才逐漸被打破，法律才開始用文字固定下來，并公之于眾，進入成文法的時代。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開化幾乎是一個相同的概念。中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據(jù)說“臨事制刑，不預為法”，每當發(fā)生擾亂正常秩序的刑事案件，是由貴族們商議判決，其刑罰的決定方式是不公開的。這樣一來就缺乏了法律的一個重要因素，無法讓人們預見自己行為的后果。夏、商、西周時期,中國的法律處于習慣法時期。有些習慣法在西周時經(jīng)統(tǒng)治者的整理編篡，并用文字記錄下來，成為系統(tǒng)化的法律。用文字記錄的習慣法雖以成文的形式出現(xiàn)，但還不是真正成文法。許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鑄之于禮器之上的規(guī)范性文獻，如“約劑”“盟誓”等都藏于奴隸主貴族之家。真正的成文法是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才經(jīng)統(tǒng)治者以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公布的。（1）成文法制度需要的條件：一是司法經(jīng)驗的廣泛積累和立法技術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較為發(fā)達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因此，公元前21世紀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夏朝，卻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2）公布成文法的背景介紹:鄭、晉兩國相繼“鑄刑書（鑄）”，公布了成文法，這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標志著中國古代奴隸制法律形態(tài)轉變?yōu)榉饨ㄖ品尚螒B(tài)。那么，為什么成文法首先在鄭國、晉國出現(xiàn)呢？春秋末期，正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代。由于當時各諸侯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他們進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鄭、晉兩國由于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在向封建制過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