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耀而憎惡羞辱，貪圖安逸而憎恨勞作。在中國法學中，相當一部分言說已經(jīng)斷定，人的本質(zhì)不可救藥，人的所做所為沒有不是性惡決定的，即便是做好事，轉(zhuǎn)來轉(zhuǎn)去也在于為了自己。如果人的本質(zhì)如此糟糕，那么，主張嚴刑峻法，便容易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就是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人堅信嚴刑峻法“卓有成效”的一個重要原因。《淮南子》不客氣的說“在一萬個人里也難見一個愛好善德、喜歡正氣、無需禁令誅罰就能安分守己的人，既然如此，不用大刑怎能可以？?！比诵陨频恼摖帲汗拇到袒嘈湃诵陨朴兄芮械穆?lián)系，這就像鼓吹嚴刑峻法，有時和咬定人性惡有著密切聯(lián)系一樣。王烈認準盜牛人可以教化，是因為，他發(fā)覺漢子尚有廉恥之心，而廉恥之心，在一些中國法學理論來看，正是人性善的一個側(cè)面表現(xiàn)?！靶邜褐?，人皆有之”，講起性善，我們?nèi)菀紫氲矫献拥膶W說?！睹献印酚涊d“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說，假如有個幼童不慎掉到井里，誰都會心里萬分焦急、異常難受。為什么？因為人有惻隱之心?？隙ú皇且驗?，有誰想去結(jié)交幼童的父母，有誰想到鄰里鄉(xiāng)間博到一個好名聲，更不是因為有誰厭惡幼童的哭喊聲。大凡正常人，都會這樣。依著孟子的這番見解,我們可以推而廣之地認為，要是見到有人不幸傷了皮、流了血，心理正常的人也會萬分焦急、異常難受。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見到了孟子的這段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绷硗?，孟子對沒有根基的的教化有點微詞。他認為：人活著，首先是溫飽；其次才是怎樣活著有意義或更好。“吃飽了，喝足了，沒啥教化德行，就跟禽獸沒啥兩樣了。而作為國君，就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罰，不能大刑候著、峻法壓著，而要德教先行一步?！狈覙O端推崇法律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強調(diào)法律的權(quán)威，主張“以法治國”。這被后世一些概括為“法治”法家思想包括主張以法為治，刑無等級；強調(diào)提高君主權(quán)力,實現(xiàn)君主集權(quán)的專制主義統(tǒng)治，消滅世襲貴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提倡平等、公平，并不限制君主的權(quán)利。在法家的觀念中，國家法清楚、明白，即使有人想鉆空子，也是絕不方便。春秋時楚國，“大凡進宮的群臣大夫諸公子的車子，不能進到第二道門，否則，看門人可以強行阻攔，甚至砸車打馬。一天太子見駕，宮內(nèi)積水，沒法下車，看門人砸車打馬，車毀馬亡。太子氣憤說“今天下雨，不得已，硬說我違法，太放肆。一定懲罰他?！背跽f“這看門官沒錯，因為有國家法，他就說一不二，就算太子出現(xiàn)了，也決不巴結(jié)，加官?！比寮业娜酥?，是中國古代儒家的一種政治法律主張，他們的著眼點是人，而不是法。儒家提出“德主刑輔”，即法對于治理國家固然重要，但法的好壞則完全取決于作為統(tǒng)治者的“人”的好壞。即使有了良法，還得靠人來貫徹。春秋時齊景公因為特別喜歡一棵槐樹，便命令手下人仔細看管，“碰槐樹者刑，傷槐樹者死”，有一個酒徒碰了這棵樹，依法要刑。晏子上朝說“為君者不可崇尚自己喜愛之物，為了一樹就亂立法令，而失義于天下。您享有國家應愛民如子，應改此令?！?．法家的“一刀切”和儒家的“惟齊非齊”（1）法家的“一刀切”?！耙坏肚小痹诂F(xiàn)代一般總是引出消極的、否定的后果。可是在中國古代，這種“一刀切”的處事方式曾經(jīng)是很流行的，是很多思想家極力鼓吹的。比如法家名著《韓非子》里就列舉這樣幾件事例。韓昭侯在宮中飲酒，醉醺醺地就在食宮里睡著了，宮中替國君管理冠冕的“典冠”在旁見了，怕他著涼，給他蓋上了一件衣服。韓昭侯醒來見有人主動給他蓋上衣服，很高興，問身旁的侍衛(wèi)是誰給他蓋的衣服。侍衛(wèi)說是典冠。韓昭侯卻下令以越職罪處罰“典冠”，以失職罪處罰“典衣”。韓非子對這個故事的評論是：“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韓非法家思想家的思維方式是線性的、僵硬的、死板的，甚至到了冷酷的地步。雖然，韓非的論證方法是法家思想家中邏輯性最強，但他的推理也是最無情和最冷酷的。他認為人性是惡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君主的統(tǒng)治不能指望善良親愛之類的情感，只有依靠刑罰的威嚇和爵祿的引誘。由此而造成的就是有過罰，有功賞，不管前因后果，無論青紅皂白，違反法律就是“一刀切”。（2）和法家這種思維方式相反的是儒家的就事論事的思維方式。記錄孔子和學生對話的《論語》里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孔子講仁義講禮，以仁或禮作為評論事物的標準，可他對于不同的對象講的仁的側(cè)重點常常是不同的，在評論事件時候也往往將時間和人物按照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來評判?？梢哉f仁和禮是相對性的概念。比如有一次學生問孔子：春秋早期齊國的管仲，年輕時和人合伙做買賣，出的資金少可分紅多，稱不上義；打仗時沖鋒在后撤退在前，稱不上是勇；主人公子糾被殺他也不殉主，后來卻幫助殺主仇人公子小白管理國政，更稱不上忠，但他輔佐齊桓公合并諸侯，稱霸一時。這算不算是做到了“仁”？孔子回答說“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都得披散著頭發(fā)，作個野蠻人了。管仲算是仁吧！”可見孔子是相信功可以蓋過的?？鬃訌娬{(diào)“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父要有父的樣子，子要有子的樣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才是理想。他的思維方式是思辯的，相對的。儒家在法律本質(zhì)問題上的觀點和法家相當接近，都認為法律只是君主的統(tǒng)治工具,爭論只是在于要將這種統(tǒng)治工具使用到什么程度。而在法律的方法問題上分歧要大得多，就像上述的例子所表明的，法家堅持的是要把法律當作僵硬的規(guī)矩、度量、繩墨，至少是不受執(zhí)法者或守法者的才能、環(huán)境、前因后果的影響。慎子所謂的“不急法之內(nèi)，不緩法之外”；商鞅所謂的“有功于前，有過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韓非所謂的“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如此等等的硬話是法家理想的直接表述。但儒家認為統(tǒng)治應該靈活，必須考慮對象、環(huán)境等等諸如此類的因素。如三國三典，就是強調(diào)執(zhí)法的力度要根據(jù)環(huán)境的不同而不同。所謂“惟齊非齊”的說法,可以說是儒家的這種理論的最概括性的表率：“一刀切”是全都一樣的絕對的整齊，而儒家要求的是相對的整齊?！耙坏肚小钡姆依碚撟詈蟊恢袊晌幕瘨仐?，這可能是由于中國古代的法律的性質(zhì)決定的。法律只是統(tǒng)治者單方面的行為，沒有神圣的色彩，不為民眾理解，硬性推向社會，就只會造成民眾的反感,激化社會矛盾，反而威脅統(tǒng)治。而儒家注重調(diào)適法律和社會的關(guān)系，防止矛盾激化，為維護統(tǒng)治，有目的地、靈活地使用法律工具，在嚴厲鎮(zhèn)壓反抗統(tǒng)治行為的同時,適當、適時地放松在其他方面的執(zhí)法力度，以集中力量更好地維持統(tǒng)治。德國詩人歌德說過“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那么每個案件更是如此，面對千變?nèi)f化的社會生活，運用“一刀切”的法律來處理不合理，但是如果完全靈活掌握，那么公平又何在呢？尤其是這樣的做法怎么使人們能夠預見到自己的行為的后果呢？這樣的做法會使法律喪失一個最基本的要素。這是古代“惟齊是齊”法律思維方式的第一個流弊?！拔R是齊”的法律思維方式，還存在一個錯誤的前提，就是最后作出裁判的人能夠完全正確的適用法律，體會法律精神。法律的字面意思是不重要的，作出裁判的法官能夠自由地掌握其精神。這就需要每個法官都是大智大慧，大圣大賢，可實際上法官也是人，也有人類的缺點。允許法官自由脫離法律發(fā)揮，就會給貪贓枉法打開方便之門。把一切都寄托于皇帝來正確裁決，更是大錯特錯，皇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攬到自己的手里，也不可能監(jiān)視所有的官員，不可能洞察一切。皇帝實際上更容易被欺騙、被蒙蔽。要靠皇帝一個人來保證司法的公正，無異于緣木求魚。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內(nèi)容最豐富的部分。這兩個學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刑法思想的基礎，也成為中國傳統(tǒng)法律制度發(fā)展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