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傳統(tǒng)倫理認為，一個人患病，特別是患有不治之癥，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會對其持冷淡態(tài)度，或者拒之于醫(yī)療大門之外，這個社會就是不人道的。但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對疾病要講究科學，一個時期總有相對的“絕癥”，當代的醫(yī)療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弊优图覍賹τ诟改富蛴H人的任何絕癥，只應該陪守到死．以盡孝心，決不能催其早死，否則不孝的罪名將永遠也贖不清。所以，對一個垂危病人是否應當繼續(xù)活下去，醫(yī)生不僅需要考慮維持病人這種生命對于病人來講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病人現(xiàn)狀．在感情上、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醫(yī)藥資源的人[4]。因此，醫(yī)生對那些即使是明知無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搶救，甚至是腦已死亡的生命也不應該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慮治療是否有效，只要盡力醫(yī)治，就是對病人負責，就是人道的，因為“好死不如賴活著”。安樂死作為新的時代課題，在醫(yī)生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社會三個方面，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傳統(tǒng)觀念發(fā)生了沖突。我們不得不考慮安樂死涉及到的諸多問題，為安樂死制定相應的原則，為安樂死的實現(xiàn)打下基礎。由于認定機制的不完善，由于監(jiān)督機制也是有限的，由于醫(yī)學判斷也不一定準確，由于病危的人自我保護能力很差，這些都可能被某些人利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在繼承遺產的過程中，比如在刑事案件中。，很多時候只是一種精神空虛或是一種暫時的要求。社會對每個人不僅有安置的權力，也有保護的義務。人類只有從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嚴，不能簡單地把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擴大到可以剝奪病?；颊叩纳Ｉ鼘τ诿總€人只有一次，如果失去了將永遠不會回來，何況很多時候活著的生命本身就有意義，是對親人或者朋友甚至是其他不認識的人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二）反對安樂死的理由反對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種種理由，他們從生命、法律、道德和傳統(tǒng)等各個方面加以解釋，充分表達了他們對于生命存活的看重和對安樂死引發(fā)的問題的憂思。然而當病人發(fā)出痛苦的呻吟，要求死亡或者面對病人拒絕任何治療的時候，我們該怎樣對待呢？應該說，在醫(yī)學已回天乏術的情況下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讓病人家屬在探望、護理和搶救等消耗精力財力的過程中經受極大的煎熬，這是一種過分的要求。使人在欲活不能欲死不了的痛苦中喪失做人的尊嚴的救治措施是和人道主義相悖的。這時恰恰需要的是尊重病人病前清醒時所表達的意愿，維護人在最后的彌留日子里的尊嚴。作為生命個體的人終有一死，這是生命現(xiàn)象的重要特征。對自己的死亡掌握主動權，猶如人有生存權一樣，是合乎理性的?，F(xiàn)代醫(yī)學診斷和救治技術的進步，使得延緩人的晚期生命成為可能。1．實施安樂死有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一）贊成安樂死的理由支持者表示安樂死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表明了人們對自身價值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學者們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三、為什么有些國家準許執(zhí)行安樂死？（一）安樂死是合乎情理的死亡方式；（二）安樂死可使社會將有限資源合理使用于急需之處，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三）對于這些病人來說，生命價值或生命質量已經失去，有意義的生命已不存在，延長他們的生命實際上只是延長死亡和痛苦，因此，實行安樂死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四）安樂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是對陳舊的生死觀念的一種挑戰(zhàn)，對推動社會的精神文明有積極意義。自愿安樂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安樂死或對安樂死表示過同意的死亡。助殺安樂死，是指病人為解除痛苦，提出終止生命的要求，在他人理解并提供幫助的情況下所實施的安樂死措施。（二）按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主體劃分，安樂死可分為自殺安樂死和助殺安樂死。被動安樂死，也稱消極安樂死，是指終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二、安樂死的分類由于安樂死行為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人們一方面關注實踐行為的發(fā)性和重要性,人們一方面關注實踐行為的發(fā)展狀況，另一方面開始謹慎地研究這種死亡方式的具體差別，根據(jù)理論探索及實踐角度的不同，目前對安樂死已有許多不同的劃分方法。因此，安樂死旨在安樂而非死亡，通過人為控制的方法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死亡時的痛苦，讓病人享受臨終關懷。它表達了人們的一種希冀和向往：在身心安泰之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路，從容告別人生。7月2日王明成最終沒能達成自己安樂死的愿望，在一片爭議聲中離開人士。至此，中國首例安樂死殺人案自1986年7月3立案起，經過6年漫長的審理后終于有了結果。原告不服判決，又提起上訴。1986年，陜西省漢中市醫(yī)生蒲連開因為他人實施安樂死手術，被病人一名家屬以故意殺人罪告上法庭。目前，中國仍然沒有針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也沒有一部可供參考的相關法律。而在中國，安樂死的發(fā)展處于一個相對滯后的水平。在這部法案中，并沒有提到如何對“腦死亡”者進行安樂死，尚不夠完善，但仍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為防止醫(yī)生護士濫用安樂死，這項法律規(guī)定了3個前提條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在這部法律中，它嚴格規(guī)定了實施安樂死的條件，對醫(yī)生做出了種種苛刻的限制。二戰(zhàn)以后，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科技的進步、觀念的更新，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幾十年來，由于來自民間的呼聲日趨強烈，西方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安樂死立法的努力?！迸喔谶@里所說的“安逸地死去”[1]，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而在中文里則被直譯為“安樂死”。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說：“醫(y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安樂死不僅涉及人的生命及權利，而且涉及到人們不同的倫理、道德、宗教乃至哲學觀念，人們對此做出各自不同的回答。但是隨著現(xiàn)代生命科學新成果的廣泛應用，提出了人類生命終結的新形式，使人在生已無望之時，無痛苦地莊嚴地赴死。關鍵詞：安樂死 倫理學 倫理原則安樂死并不是一個新的問題。迄今為止,安樂死仍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其中涉及到醫(yī)學，法律學，倫理學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不是從生向死的轉化，而是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將死者以安樂。一旦醫(yī)生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有權用醫(yī)療干預手段致人死亡，那么如何保證這種權力不被濫用呢，這某種特定情況的界定會不會被擴大？尤其在全民的醫(yī)療保險制度和法制還不健全的社會，這種風險就可能更大。而且，輕易放棄對不治之癥的盡力救治將有礙于醫(yī)學的發(fā)展，因為醫(yī)學就是在與各種絕癥、頑癥的斗爭中進步和發(fā)展的。只要存在某種醫(yī)療方案可供選擇，就說明存在著治愈的可能；第三，主治醫(yī)生必須與另一名醫(y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而另一名醫(yī)生則應該就病人的病情、治療手段以及病人是否出于自愿等情況寫出書面意見；第四，醫(yī)生必須按照司法部規(guī)定的“醫(yī)學上合適的方式”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安樂死實施后必須向當?shù)卣畧蟾?。一在這方面，荷蘭作為全球首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在嚴謹立法避免掉進人道主義陷阱里，在一些方面為世界各國作了榜樣。憂慮六、安樂死合法化提案的發(fā)起人之一的北京兒童醫(yī)院兒科專家胡亞美曾指出說：從我國的國情來看，安樂死可以節(jié)約我國有限的醫(yī)療資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療希望的病人身上。舒爾弗認為，那些患有絕癥的病人一時頭腦發(fā)熱可能會做出想要自殺的決定，但這一決定其實是不理智的。如果帶著這樣的認知實施安樂死，對我們的社會倫理懷道德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沖擊。憂慮三、安樂死的合法化是否會導致人們認知上的誤解。2001年9月，瑞士32歲男護士安德馬特承認，他出于“同情”殺死了27名患者。2000年，英國“死亡醫(yī)生”希普曼因謀殺15名患者被判終生監(jiān)禁。1992年，英國女護士貝弗利反對者們對安樂死立法憂心忡忡：憂慮一、安樂死的直接原因是病人無法救治并承受巨大痛苦，而且他自愿接受安樂死。一旦安樂死立法，它將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在1997年首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shù)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二戰(zhàn)以后，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人道主義的N種非人道可能安樂死的出現(xiàn)是從減輕病人痛苦和家屬心理負擔的人道主義立場出發(fā)的，但具體到立法上，一不小心則可能陷入N種非人道陷阱，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可圖之機。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權利的道德準則。患者自殺不會影響別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yī)護人員及家屬協(xié)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從倫理角度分析：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11]從我國的國情出發(fā)，目前對安樂死還是持否定態(tài)度，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把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不可逆的診斷未必準確，不僅醫(yī)學的發(fā)展可以使絕癥可治，現(xiàn)實中更有許多病例是醫(y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如植物人數(shù)年后蘇醒），應該給病人以這樣的機會。他們覺得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醫(yī)學倫理要求醫(y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生和死都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問題，死亡不過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環(huán)。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對一個無望挽救的絕癥患者投入大量的醫(yī)療力量實際上是浪費，應當將這些寶貴而有限的醫(yī)療資源節(jié)省下來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9]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xiàn)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生命質量已大大降低），醫(yī)生卻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實際上是對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種不人道。生命屬于個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命。贊成安樂死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有理性地選擇死亡的權利，禁止安樂死，剝奪了人的這一自然權利，不具有正當性。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正式公布了該法案，根據(jù)立法程序法案在3個月后生效。這標志著荷蘭成為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昭示著安樂死運動在一國已徹底取得了勝利。這一決定實際上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開亮了綠燈。受此影響，澳大利亞北部地區(qū)于1995年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7]安樂死在國外的現(xiàn)狀目前國外還只有荷蘭與比利時兩個國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安樂死法。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關爭取安樂死的立法活動也在英美等國惹人注目地展開，盡管眾多的提案一一遭到否決，但其所造成的影響遍及西方社會各個角落，主張安樂死的隊伍無形中在不斷擴大。二次大戰(zhàn)后，人們越來越多地注重生活方式，渴望具有積極的生活感受和創(chuàng)造性的生活，同時也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大大地擴展了生命和死亡的邊界區(qū)，人們力求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生命的最后環(huán)節(jié)———死亡。希特勒在19381942年間，僅6年時間就以“安樂死”名義殺死了數(shù)百萬人。美國成立了“無痛苦致死學會”，英國建立了“自愿安樂死亡協(xié)會”，并發(fā)起和組織活動，謀求安樂死得到法律的許可。比較接近現(xiàn)代意義的安樂死一般認為是從19世紀開始的，那時安樂死已被看做是一種減輕死者不幸的特殊醫(yī)護措施，并已開始運用于臨床。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也主張立法允許安樂致死畸形兒。在史前時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如游牧部落在遷移時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來讓他們直接結束生命。（二）安樂死的歷史與現(xiàn)狀安樂死的起源與發(fā)展安樂死的產生有著由來已久的歷史。實施安樂死的方式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時，需要有本人真誠的委托或同意。例如，親屬為了獲得繼承權、高額保險費，醫(yī)生為了取得暴利等。第二、實施安樂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須是減輕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自愿安樂死系由病人本人通過遺囑或口頭表態(tài)方式決定，非自愿安樂死則是因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jiān)護人做出決定。國內外不少醫(yī)院實際上早已實施。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加速病人死亡。[4][1]安樂死的類型（1）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安樂死其根據(jù)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是死亡的優(yōu)化狀態(tài)，即用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優(yōu)化調節(jié)，減輕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樂態(tài)。[3] 我認為安樂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