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委會的選舉行為納入憲法學的考察范圍內，為其得到憲法保護和救濟奠定理論基礎，就需要進一步分析。首先，開放性的憲法學本身為“村民選舉村民委員會的選舉行為是行使選舉權”這一論點留有空間。就選舉權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從選舉權產生的過程看，選舉權產生于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相對性是權力的基本特征；從選舉權的目的看，合理地組織權力和有效地控制權力是選舉權的基本功能；從選舉權產生的社會效果看，選舉權直接影響社會生活；從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看，強調選舉權與權力的相互關系有助于提高選民的法律地位，擺正“主仆關系”。同時，利益是選舉權結構中實際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不能給選民帶來利益的選舉對選民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2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過程賦予了村委會未來的一系列權力活動和其對村社會生活的影響和效果的正當性，使村委會的存在目的確定為實現(xiàn)村民的群體目標，如共同富裕等，農村基層的權力關系也因此得以穩(wěn)定。通過選舉，完成了村民向村委會授權，昭示了村委會行使權力的過程和結果要受到村民監(jiān)督的必然，符合人民主權的憲法上一頁[1][2][3]下一頁 原則。更為重要的是，村民的選舉行為是圍繞著自身的實際利益展開，代表著其自身的一定目的，如對脫貧致富、村務公開、抵制非法稅費等的要求，這些都符合選舉權的性質。[!] 其次，從《憲法》第111條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村委會要辦理本居住地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yè)，協(xié)助維護社會治安。《村委會組織法》第4條也顯示了村委會有協(xié)助鄉(xiāng)、民族鄉(xiāng)、鎮(zhèn)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義務。實踐中，村委會除辦理村公共事務外，還必須承擔相當多的由鄉(xiāng)鎮(zhèn)下派的各種任務，如治安、救助款、扶貧款的申請，以及“催糧、要錢、要命（計劃生育）”等，其地位類似于中國古代的保長或胥吏，實踐中往往有許多人稱它為一級政府組織，或稱“村政府”。既然村委會承擔國家意志和村公共利益的實現(xiàn)兩個使命，那么選舉其人員組成符合人民主權的憲法原則。第三，村委會選舉是我國參與面最廣的選舉，選舉對象雖然不是國家代議機關代表或國家公職人員，但同樣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部分，如果方法得當，其很可能成為我國權利保護瓶頸的突破口，能夠為整個國家的政治文明發(fā)展進程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從近年來農村選舉實踐中的諸多成功案例已經印證了這一判斷。因此，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是行使憲法所賦予的選舉權的行為，盡管它不屬于憲法學當前對選舉權所下的狹義的定義范疇，但與其有著自然的相通之處，也應該被憲法學納入考察的范圍之內。這樣使得《村委會組織法》第12條規(guī)定的村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與憲法學和憲法文本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得以統(tǒng)一于一個相對同質的語境當中。事實上學界也開始將其納入我國憲法學研究的范圍，“（本文）不包括基層自治組織的選舉，當然它也是我國選舉制度的一部分”。1也只有清楚村選舉權問題，才能完整和準確地構建村民自治的權力運行體系，才能充分發(fā)揮村民的選舉權利，建設和促進村民自治。（二）被選舉權在我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作為同等概念來使用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統(tǒng)一說”一直是學界之通說，與選舉權相對應的被選舉權也是一項基本權利而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二者共為村民自治的起點和重要保證?！洞逦瘯M織法》第11條和第12條對此作了規(guī)定。但是，基于候選人在當選后要決策和管理公共事務，其能否勝任取決于自身的才能大小，故候選人資格要件要遠較選舉人資格嚴格。對于被選舉人的資格，各國都以積極要件和消極要件的形式在法律中加以規(guī)定，其中積極要件包括國籍、年齡、學歷、經歷等，消極要件包括能力上（如禁治產者）、道德上（如特定罪行、政治權利、特別懲戒而予以限制）、職務上等。可見，具有選舉權的村民未必具有被選舉人資格。綜合我國《憲法》第34條，關于村民自治中的被候選人的各項資格的規(guī)定體現(xiàn)了平等性原則的同時基本具備了各項積極條件的規(guī)定，但在經歷條件中對于在本村或本地域中的離開時間和已居住時間的條件沒有規(guī)定，這樣可能使已嫁出的本村女性或者外出務工時間很長又未遷出戶籍的村民，在工作地不具備資格參加選舉，又沒有能力在原居住地參加選舉，造成公民不能有效和順利行使權利的尷尬局面；在消極條件中的個人能力方面，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沒有對禁治產者的適當限制，“有恒產者有恒心”，對此的限制其實并不違背憲法的平等性原則，這是對憲法精神的理解有誤，在此不做討論。但是，我們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中沒有對一些例外情況，如對不得兼職于上級政府或其他權力機關和回避做出規(guī)定，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如日本在市町村會之組織的選舉中規(guī)定，如父兄為市參事會員，町村長或助役，子弟不得有被選舉權；父子兄弟同時不得被選為議員，這樣避免了“親屬間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不謀公益而為其私”的弊病。當今現(xiàn)實，縣以下往往出現(xiàn)村與鄉(xiāng)鎮(zhèn)、縣在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糾葛在一起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常常成為危害村民自治的各種行為的保護網，使得被侵害權利的普通村民的救濟成為難事。如“村霸”經常有著本身擔任或在村委或支部中擔任領導職務的親屬背景，村民對村干部敢怒而不敢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在縣（鄉(xiāng)）里有人”，且經常夾雜著宗族和黑惡勢力的因素，使得村民自治成為普通村民的惡魘。因此，我們應特別重視被選舉人資格的回避問題，并在未來修改《村委會組織法》時立法者應考慮并完備之。[!] 總之，村民自治意味著村是村民自治的組織形式，而村民自治的主體出于人民主權之原則而只能是村民個人，而不是村或村委會，否則授權問題無法解決；同時，村民自治組織應該被賦予法人的地位，這樣才能滿足自治組織獨立意思表示之品格要求，才能使自治保護村民之合法利益，符合權力制約之憲法原則；再者，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是選舉權的行使，而與之相對應的被選舉權理應在資格要求上較選舉權更為嚴格，尤其是被選舉人的兼職和回避問題必須得到重視。上述有關村民自治的本體問題的明確是構建村民自我治理的權力體系的基礎，也是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和以自治實現(xiàn)村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前提。＊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yè)博士研究生。1《憲法》第111條規(guī)定村民委員會是按居住地區(qū)設立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陳純柱：《村莊法人理念的確立與中國憲政制度的創(chuàng)新》，《河北法學》2005年第8期。本文對村民自治組織應是村而非村委會不做討論。張文顯：《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參見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5頁。胡錦光：《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頁。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頁。[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頁。[日]森口繁治，劉光華譯：《選舉制度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參見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頁。蔡定劍：《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