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君主為之震懾，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權”的能力；對于下層民眾，法國貴族既未能（像英國貴族那樣）獲得“統治人民”的地位，也未能“與人民聯合起來，以便節(jié)制那些人民的統治者”。與貴族權勢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王權的強大，對此，托克維爾曾分析道：“ 法國貴族遠非其他階級的首領，無法和其他階級一起反抗王權的專橫，相反，正是王權過去與人民聯合，展開反對貴族專制的斗爭，隨后，正是王權與貴族階級聯合，迫使人民服從。 ” 在法國革命前，貴族階級整體上的蛻變使他們在整體 實力上無力承擔革命的領導者作用，盡管在革命早期，具有革命精神的那一部分貴族曾試圖擔當這樣的角色。法國革命前貴族階級在整體上發(fā)生品質蛻變使他們不可能像英國革命時英國貴族那樣贏得中下層民眾的穩(wěn)定支持，這使得這場革命的領導權到后來被平民階級中涌現的平民革命家所主導。這些平民革命家從總體上說來深受盧梭（平民階級的思想代表）思想的影響，其結果就是民主主義或民粹主義成為了這場革命后來的主導思想，而共和主義則被拋棄和遺忘。 ◆ 米拉波伯爵的故事： （填空題） 加布瑞爾米拉波伯爵（ Comte de Mirabeau, Honor233。Gabriel Riqueti， 17491791）是一名親自參與并發(fā)動法國大革命的貴族。在革命初期曾一度是革命的重要領導者之一。但這位革命家在年輕時卻是一位不良少年。曾兩次因放蕩不羈、行為不檢和揮霍無度而被關進監(jiān)獄。第一次是他 18 歲時在志愿騎兵團服役時因受軍法處置而入獄（這次入獄時間不至兩年），第二次是在他 28 歲時（即 1777 年）因欠下巨額債務被他的父親大米拉波侯爵送進監(jiān)獄。他父親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懲戒他，使他改邪歸正，二是為了使他免受債主們的追討。但他的這兩次入均與“密札”有關，第一次是軍方 開出的密札，第二次是他父親以貴族的身份從國王那里弄來的密札。 小米拉波第二次入獄使他在監(jiān)獄里待了整整三年，到 1780 年底，他才得到父親的原諒，走出伊夫堡監(jiān)獄。雖然最后一年里，他可以在作為監(jiān)獄的城堡中各處散步和接見訪客，但是 15 / 17 這位失去自由的年輕伯爵，還是感到痛苦不堪。為了表達他對密札制度的不滿，他在獄中寫了一本題為《密札與國家監(jiān)獄》的書。在這本書中，他以自己兩次入獄的切身體會，痛陳專制制度的殘暴和統治者可以不經任何正當的法律程序任意拘捕、監(jiān)禁和迫害普通臣民的黑暗事實。他在書中提出了以法治原則改革法國的司法和監(jiān)獄 制度的強烈呼聲和要求。 《密札與國家監(jiān)獄》一書在 1782 年出版，路易十六在后來閱讀這本書之時，被深深觸動。 1784 年，路易十六下令，釋放了當時關押在伊夫堡監(jiān)獄的所有犯人。就在這一年，路易十六還特意咨詢過一名建筑師，要他提出一項拆除巴士底獄的施工方案，但這一方案因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實施。確實，當時這個監(jiān)獄幾乎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在路易十六在位時期，如此一個龐然大監(jiān)獄，始終只關押了為數極少的幾個囚犯，而其警衛(wèi)卻始終在一百五六十人左右。 第八章 18 世紀美國革命 ◆ 北美殖民地人民得之于英國傳統的自由權利 ：（多選 題） 早在英國革命爆發(fā)之前的 1606 年，當英國的第一個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亞在頒布其殖民地憲章時，就宣布這個殖民地的居民 將享有 與 英國 本土居民相同 的權利和自由 ，包括 “ 所有的自由權、參政權和豁免權 ?? ，就像他們出生和始終居住在英國境內的公民一樣 ” 。 1639年的《馬里蘭人民自由權利法案》 也 明確表達：普通法是他們有權得到的 “ 英國遺產 ” 的一部分。 直到美國革命前的 1774 年 ， 第一屆大陸會議通過的《權利宣言》 還在宣稱 ： “ 各殖民地居民享有英國普通法規(guī)定的 各種 權利。 ” 不僅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權利長期受宗主國英國法律的保護，各殖 民地的政治體制大多也照搬了英國的憲政制度模式。在 18 世紀 70 年代脫離英國獨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和第二類是獲英王特許狀而建立的“王室殖民地”和“業(yè)主殖民地”，第三類是“自治殖民地”。第一類和第二類殖民地的總督不經選舉產生，但需與殖民地議會進行合作。到 17 世紀 90 年代，幾乎所有的殖民地（除紐約之外）都建立起了具有共和主義性質殖民地議會，議員都由選舉產生。 在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各殖民地與母國英國的關系一直相對和諧。從 1497 年英國國王亨利七世向約翰卡伯特（ 15 和 16 世紀英國探險家）頒發(fā)第一份 殖民特許狀開始，英國王室在隨后頒發(fā)的所有殖民特許狀中，“幾乎無一例外地明確宣稱在殖民地居住的英國人將享有英國人的傳統權利?！倍泵乐趁竦鼐用翊蠖嗍怯泼竦暮笠?，他們自己也一直把自己視為居住在英國本土之外的英國人。而如果北美殖民地一直維持這種關系不變（即北美殖民地作為英國領土的自然延伸，其居民享有與英國本土居民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后來的北美獨立革命就不會發(fā)生。但問題的關鍵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殖民地與其母國之間的關系逐漸發(fā)生了變化，而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根源在于宗主國的統治者。 ◆ 導致美國革命爆發(fā)的現實原因 （ 1）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錯誤政策及其弊端： 早期的“惡政” ： 《航海條例》、《糖稅法案》、《印花稅法案》、 《駐軍條例》、 《唐森德法案》和《茶稅法案》 后期的“暴政” ： “波士頓慘案”、“波士頓傾茶事件”與五項“不可容忍的法令” 由早期的“惡政”向后期的“暴政”演變的過程： 英國對北美殖民地早期的 “惡政”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1640 年英國革命時期和 1660 年王朝復辟時期 。 1651 年 10 英國議會第一次通過了由克倫威爾提出的《航海條例》。此后又在1660 年至 1665 年間兩次再度通過新的《航海條例》。 這 些 條 例的初衷是打擊 專門經營海上轉運貿易的 英國利益的競爭國 荷蘭的利益 ，英荷兩國還為此爆發(fā)了三 次英荷戰(zhàn)爭 （ 16521654年 ， 16651667 年， 16721674 年） 。 然而，盡管從表面上看這些《航海條例》所針對的直接 16 / 17 對象是荷蘭（荷蘭被打敗之后則是法國），但它們對北美殖民地也造成了間接的損害和影響。因為這些條例都要求英屬殖民地產品的出口必須使用英國的船只，殖民地出產的最重要商品（如煙草、糖、棉花、靛青、生姜、銅、毛皮等）的出口只能銷往英國本土或英國其他殖民地。而殖民地所需要的工業(yè)品和機械設備等只能從英國進口。后來頒布的《航海 條例》不僅要求所有由北美殖民地出口的商品和貨物都必須經由英國轉口，首先滿足英國國內工業(yè)所需，其剩余商品和貨物必須在經由英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才能由英國的船只轉運出口到英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而且還限制殖民地生產與英國本土企業(yè)有競爭性的產品，如紡織品和鐵器制品，同時鼓勵殖民地生產英國本土工業(yè)所需的產品，如松脂、瀝青、船桅等。英國當政者在制定這些條例之時，所考慮的顯然只是宗主國自己的利益。他們將北美殖民地看作是“宗主國的經濟附屬體”，這些“經濟附屬體”只有向宗主國盡義務的權利，而沒有從宗主國的政策和法規(guī)中獲得正當利 益的權利。英國政府頒布的這一條例，引起了北美各殖民地人民的不滿，因為“它剝奪了殖民地的經濟自由，剝奪了殖民地獲取利潤的機會”。在這些《航海條例》頒布之后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北美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矛盾并沒有爆發(fā)出來，其原因是當時北美各殖民地采取了大量“走私”的方式來規(guī)避這些條例的限制，而宗主國因忙于與荷蘭和法國（ 17 世紀 90 年代以后）爭奪海上霸權和北美“歸屬不明”地區(qū)的主權，需要英屬北美殖民地工商業(yè)者，海運業(yè)者和志愿民兵的支持，一直沒有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來加以阻止。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英法“七年戰(zhàn)爭”（ 17561763 年）結束。此后，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英國開始加大打擊“走私”的力度，雙方圍繞《航海條例》的矛盾才真正開始凸顯出來。 盡管《航海條例》對北美殖民地的限制措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得到切實的實施，但宗主國對北美殖民地的其它稅收政策卻一直在一步步加強。 1764 年，英國議會頒布了所謂《糖稅法案》和《貨幣法案》。前者宣布對北美殖民地從英國進口的包括糖、靛藍、咖啡和酒在內的商品征收每加侖 3 便士的比率稅賦，雖然此項稅率并不高，但它對征收這項稅收的理由所作的解釋（即用此項稅收來維持英國北美駐軍的開支，以保護殖民地的安全 ）卻未能使人信服，招致北美殖民地各階層人士的反感；后者取消了北美各殖民地今后再發(fā)行自己貨幣的權力，顯然是為英國對殖民地加征各種賦稅提供便利。英國議會的這些舉措引起各殖民地的不安和警覺，人們擔心宗主國的各種賦稅負擔會接踵而來。 果然，英國議會到第二年春（ 1765 年 3 月）就緊接著頒布了《印花稅法》（ Stamp Act）。這項法案規(guī)定北美各殖民地所有的法律文書、商業(yè)票據（貨單和發(fā)票等）和包括報刊在內的所有印刷品必須貼上半便士至 6 英鎊不等的印花稅票，才能生效。這項稅收對殖民地的工商業(yè)產生了嚴重影響，導致憤怒情緒的產 生。 （ 2） 英國統治集團的一意孤行： （名詞解釋：“波士頓傾茶事件”，須自己整理） 在感受到殖民地人民的不滿情緒之后，英國統治集團并不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合理，而是試圖以“增加壓力”的手段迫使人民屈從。在《印花稅法案》頒布不久，英國議會又通過所謂《駐軍條例》。該條例宣布英國有權在北美殖民地駐軍，其目的是“保障殖民地居民的安全”，但北美各殖民地必須為進駐當地的英軍提供駐扎營地、供應駐軍所需物資。由于英國享有對殖民地的“宗主權”，駐軍原本無可厚非，但英國統治集團選擇在這個敏感的時間派遣軍隊進駐，并且要求殖民地為其提 供其所需的給養(yǎng)和物資，又給殖民地人民增添了巨大的稅收負擔，必然加深雙方的矛盾、猜疑和不信任。在當時的各殖民地，有許多人都將英國派來的軍隊看作是“實施暴政和剝奪自由的工具”。 在殖民地民眾的強大反對聲浪中，英國議會在 1766 年取消了印花稅。北美殖民地人民獲知這一消息時曾為之“歡呼雀躍”，“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認為，這就表明英國政府承認了殖民地方面的爭辯是合理的”。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沒有注意到，英國政府在宣布取消這一稅收的同時，又宣稱英國議會有權通過任何有關殖民地事務的法律，而殖民地對印花稅的抗議 17 / 17 無效。 到 1767 年下半年英國議會連續(xù)通過了四項向北美殖民地征稅的法案，這些法案以當時英國財政大臣的名字命名，統稱為《唐森德法案》。這些法案先后規(guī)定對北美殖民地各口岸進口的玻璃、紙張、鉛、茶葉、顏料等商口征收進口稅，其理由是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駐軍費用需要由殖民地來分擔。但這一稅法的出臺引起了新一輪的爭議和抗議浪潮。在當時“廣為傳播而影響深遠”的題為《一位賓夕法尼亞農夫致英國殖民地居民的信》的小冊子中，約翰迪金森對英國議會向殖民地征收這些稅收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他指出英國政府是有意要混淆“內部稅”與“外部稅”的差別而達到自己 的目的。他指出《唐森德法案》的所定稅種的唯一的問題在于，征收這些稅是為了納入歲入，還是為了管理貿易。困難在于，大凡是貿易稅，就可能是而且總是兩種成分皆有。要對此加以區(qū)分的唯一辦法，就必須從（英國）立法者的“用心”出發(fā)，來做判斷。從英國統治集團的的“用心”來看，他們征稅這些稅收，并非是為了用于管理殖民地的貿易，而是為了增加歲入。迪金森認為，法令的性質要從立法者的用心來推斷，而立法者的用心又要從法令的性質來推斷，既然英國統治者利用其僭取的對殖民地的立法權來推行危害殖民地人民利益的立法，殖民地人民就應該起來反對。 迪金森的觀點在殖民地引起了強烈反響，各地抗議聲浪此起彼伏。到 1770 年英國政府被迫取消了這項被殖民地人民認為是不合理的法案。但為了表明英國對殖民地的宗主權，英國政府責令其官員加強督辦對殖民地的“緝私”工作。 1770 年 3 月，駐波士頓的英軍在查處“走私”活動時與當時民眾發(fā)生沖突，英軍開槍射殺了 5 名無辜者，釀成“波士頓慘案”。 1770 年 3 月 “波士頓慘案”發(fā)生后，英國政府壓制北美殖民地的措施一度有所收斂。北美殖民地許多人一度慶幸他們與“英國的爭執(zhí)終歸是幸運地平息下來了”。但三年后（ 1773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 《茶稅法案》，該法案在向北美殖民地征收高額茶葉進口稅的同時，允許瀕臨倒閉的東印度公司向殖民地低價傾銷其庫存積壓的茶葉。這一政策立刻招致北美各殖民地的強烈抗議。波士頓市民一怒之下，在港口的貨船上將東印度公司價值 10 萬英鎊的茶葉倒入海中。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波士頓傾茶事件”發(fā)生后，英國統治集團大為震怒，議會緊急通過了一系列被稱為“不可容忍的法令”。這些法令命令英軍進駐波士頓，關閉波士頓港口，強令終止《馬薩諸塞憲章》，取消殖民地議會開會的權力，取消殖民地居民選舉參事會成員的權利，賦予總督不經議會認可任命法官的權力，將西北部未確定歸屬的土地劃歸英國占領的魁北克管轄。英國議會的這些法令試圖達到嚴厲懲罰馬薩諸塞殖民地，以高壓手段迫使各殖民地屈服的效果。但事與愿違的是，“英國議會和王室沒有料到，對馬薩諸塞的鎮(zhèn)壓反而加速了各殖民地之間的聯合和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