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是一種具有外部效應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市場不可能充分提供衛(wèi)生、免疫、營養(yǎng)以及計劃生育等信息方面免費服務。政府提供公共衛(wèi)生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場是以個人對勞動和資本貢獻的大小來分配收入，而勞動的貢獻是以個人的健康為前提的，衛(wèi)生條件以至于疾病卻是對健康和勞動能力的一種極大的威脅。在市場規(guī)則下，疾病會使勞動者的收入減少甚至喪失勞動能力，而貧困者又難以抵御疾病風險的侵襲，這樣就會陷入“貧困的循環(huán)”?，F在，人們越來越認為，衛(wèi)生保健是一種人人應有的權利，而不是一種基于經濟基礎上的特權。政府衛(wèi)生政策的目標包括緩解和消除因收入差距對健康形成的不良影響。此外，疾病的風險是最難以確知的，在私人市場上，人們化解風險的方法是購買商業(yè)保險，但商業(yè)保險的趨利性必然產生“逆向選擇”，即選擇低風險的保險對象，而政府的公共衛(wèi)生服務帶有社會保險的性質，讓疾病的社會風險在更大的范圍內由政府承擔，高風險者不受排斥，為勞動者提供了可靠的后盾。以下就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政府要對衛(wèi)生事業(yè)進行干預的三條理由：“第一，減少貧困是在醫(yī)療衛(wèi)生方面進行干預的最直接的理論基礎；第二，許多與醫(yī)療衛(wèi)生有關的服務是公共物品，其作用具有外部性；第三，疾病風險的不確定性和保險市場的缺陷是政府行為的第三個理論基礎?！?。答：所謂稅收的經濟效應，是指納稅人因國家課稅而在其經濟選擇或經濟行為方面作出的反應，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是指國家課稅對消費者的選擇以至于生產者決策的影響，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稅收的調節(jié)作用。稅收的經濟效應表現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兩個方面，各個稅種對經濟的影響都可以分解成這兩種效應，或者說，稅收對相關經濟變量的影響都可以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稅收將納稅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政府手中，使納稅人的收入下降，從而降低商品購買量和消費水平。我們以下圖來說明。圖中，水平軸和垂直軸分別計量食品和衣物兩種商品的數量。假定納稅人的收入是固定的，而且全部收入用于購買食品和衣物，兩種商品的價格也是不變的，則將納稅人購買兩種商品的數量組合連成一條直線，即圖中AB線，此時納稅人對衣物和食品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滿足。納稅人的消費偏好可以由一組無差異曲線來表示，每條曲線表示個人得到同等滿足程度下在兩種商品之間選擇不同組合的軌跡。由于邊際效應隨數量遞減，無差異曲線呈下凹狀。AB線與無數的無差異曲線相遇，但只與其中一條相切，即圖中的I1，切點為P1。在這一切點(P1)上，納稅人以其限定的收入購買兩種商品所得到的效用或滿足程度最大，即用于衣物的支出為P1，與軸線的垂直距離乘以衣物的價格，用于食品的支出為P１與軸線的水平距離乘以食品價格。若政府決定對納稅人課征一次性稅收(如個人所得稅)，稅款相當于AC乘以衣物價格或BD乘以食品價格，那么，該納稅人購買兩種商品的組合線由AB移至CD。CD與另一條無差異曲線I2相切，切點為Ｐ2。在這一切點上，納稅人以其稅后收入購買兩種商品所得到的效用或滿足程度最大，即用于衣物的支出為P2與軸線的垂直距離乘以衣物價格，用于食品的支出為P2與軸線的水平距離乘以食品價格。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政府課征一次性稅收而使納稅人在購買商品的最佳選擇點由P1移至P2，這說明在政府課稅后對納稅人的影響，表現為因收入水平下降從而減少商品購買量或降低消費水平，而不改變購買兩種商品的數量組合。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稅收對納稅人在商品購買方面的影響，表現為當政府對不同的商品實行征稅或不征稅、重稅或輕稅的區(qū)別對待時，會影響商品的相對價格，使納稅人減少征稅或重稅商品的購買量，而增加無稅或輕稅商品的購買量，即以無稅或輕稅商品替代征稅或重稅商品。以下圖來說明。仍假定政府不征稅或征稅前納稅人購買兩種商品的組合線為AB，最佳選擇點仍為P1。現假定只對食品征稅，稅款為BE乘以食品價格，對衣物不征稅。在這種情況下，該納稅人則會減少食品的購買量，對購買兩種商品的組合線便由AB移至AE，與其相切的無差異曲線則為I３，切點為P3。在這一切點上，納稅人以稅后收入購買商品所得效用或滿足程度最大，即用于衣物的支出為P3與軸線的垂直距離乘以衣物價格，用于食品的支出為P3與軸線的水平距離乘以食品價格。由此可見，由于政府對食品征稅而對衣物不征稅，改變了納稅人購買商品的選擇，其最佳點由P1移至P3，這意味著納稅人減少了食品的購買量，相對增加衣物的購買量，從而改變了購買兩種商品的數量組合，也使消費者的滿足程度下降。3．簡述財政平衡與總量平衡的關系答：我們運用國民收入決定模型分析簡單的財政赤字與社會總量平衡的關系。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總量平衡有如下恒等式：C+S+T+M≡C+I+G+X …………………………(1)恒等式的左邊代表總供給的收入流量，由消費C、儲蓄S、稅收T和進口額M組成；右邊代表總需求的支出流量，由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和出口額X構成。這個恒等式可以理解為：不論經濟處于何種狀態(tài)，在給定的時期內，作為總供給的收入流量恒等于作為總需求的支出流量。政府的所有支出，無論是赤字支出還是非赤字支出，都匯入支出流量而構成總需求。根據恒等式(1)，我們可以列出描述財政赤字的預算恒等式：G－T≡(S－I)+(M－X)…………………………(2)恒等式左邊表示預算收支平衡狀況，這個預算恒等式可以理解為：財政赤字≡儲蓄、投資賬戶結余+貿易經常賬戶赤字。為使該恒等式表達的經濟含義更容易解釋清楚，我們從一個封閉型經濟討論起。即：M－X＝0，有G－T ≡ S－I…………………(3)即：財政赤字≡儲蓄、投資賬戶結余這個公式表達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一個部門的赤字正是另一個部門的結余。政府預算的赤字，可以由非政府部門的儲蓄結余來抵補。按照恒等式的邏輯，財政赤字的增加，可以不影響需求總量，因為彌補赤字的資金可以來源于民間的儲蓄結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多支出的那一部分，正是非政府部門少支出的那一部分。因此，赤字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以替代支出的方式嵌入總需求，而不改變需求總量；如果財政赤字超過儲蓄、投資賬戶結余，那么，赤字就會以增加新的需求的方式疊加在原有的總需求之上擴張總需求。在一個開放型經濟中，財政赤字不僅可以用國內結余資源來彌補，還可以動員國外資源。假定M－X＞0，即貿易經常賬戶處于赤字狀態(tài)，這表明一部分國外資源流入國內以補充國內總供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誰動用了這部分資源，則取決于S和I的關系。大體可以分以下幾種情況：（1）S＞I。這表示非政府部門有結余，資源凈流出。政府既動用了國外資源，也動用了國內結余資金。赤字同時以兩種方式加入總需求：用國外資源彌補的赤字，會以增加新的需求方式疊加在原有總需求之上，使總需求擴張；用國內結余資金彌補的赤字，會以替代支出的方式嵌入原有總需求中，總需求結構會被改變，但總量不變。（2）S＝I。這表示非政府部門的儲蓄等于投資，這個部門既不占用其他部門的資源，也不為其他部門提供結余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動用了全部從國外流入的資源，且國外流入的資源數量與財政赤字相等。這是財政赤字由國外結余彌補的例子，全部赤字都會以新的需求疊加在原有總需求之上。在這種情況下，S＝I，M＞X與G＞T的組合。（3）S＜I。這表示非政府部門的儲蓄、投資賬戶也出現赤字，需要籌資彌補。由于政府也處于赤字狀態(tài)，因此，兩個部門都必須從國外籌集資金，所有的赤字都會使總需求擴張。假定國內的儲蓄與投資的赤字等于貿易經常賬戶赤字，則財政便無資可籌，這也是一種排擠效應，是民間投資排擠政府支出的排擠效應。從以上的恒等式分析，對財政平衡和社會總供求的關系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簡略的結論：（1）財政平衡是社會總供求平衡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從國民經濟的整體平衡研究財政平衡，就財政本身研究財政平衡難以得出全面的、正確的結論。（2）國民經濟整體平衡的目標是社會總需求的大體平衡，財政平衡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局部平衡，因而對社會總供求平衡而言，財政平衡本身不是目的，而不過是總供求平衡一種手段。（3）公式中消費、儲蓄、投資以及進出口屬于個人和企業(yè)的經濟行為，或者說是屬于市場行為，也就是通過市場實現的，而財政收支屬于政府行為，因而財政收支平衡是掌握在政府手中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財政平衡可以直接調節(jié)社會總需求，間接調節(jié)社會總供給。三、論述題：，來分析我國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變化的特殊性。答：根據瓦格納法則等對財政支出規(guī)模的一般性描述，財政支出的規(guī)模，或者說，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發(fā)展變化的一般趨勢是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上升，達到一定水平則相對穩(wěn)定；同時，由于各國國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發(fā)展時期，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國財政支出占GDP 比重的發(fā)展變化有本身的特殊性。改革開放后我國財政支出絕對數除1980、1981兩年負增長外，其余年份都是增長的，而且增長速度不算很慢，財政支出增長率基本上是一條波折上升的曲線，有的年份波折度較大。但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運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1995年以前這段時間內，由于財政支出增長速度慢于GDP增長速度，導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路下滑，1986年才停止下滑，1997年開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較快。因此，改革開放后，我國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運行的曲線呈現先逐年下滑而后又逐年回升的特征，這種發(fā)展變化的趨勢是體現了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征。在經濟體制改革前，我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較高的，這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一方面，實行“低工資、高就業(yè)”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個人所占的比重較小，同時，許多個人生活必需品由國家低價乃至無償供給；另一方面，國有企業(yè)的利潤乃至折舊基金幾乎全部上繳國家，相應地，它們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投資乃至更新改造投資，都由國家撥付。簡言之，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扮演了一個總企業(yè)家和總家長的角色，這種角色在GDP分配上的體現，便是實行“統(tǒng)收統(tǒng)支”制度，既然要“統(tǒng)”，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必然較高。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這種情況發(fā)生了變化。經濟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調動起千千萬萬個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勃勃生機，為實現這一目標，實行放權讓利政策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向國有企業(yè)放權讓利和提高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水平的階段，與此相對應，財政收入增長放慢了，許多項目的支出特別是預算內基本建設支出，便在財政支出賬上或多或少有所縮小，有的甚至消失了，于是導致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增長邊際傾向的下降，必然導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出現逐步下滑的趨勢，而且我國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過快，下降的幅度過大，19791985年17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但是，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逐年下滑并不符合經濟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而我國經濟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為了改變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得過多、統(tǒng)得過死的局面，調整政府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fā)經濟活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一旦經濟體制邁上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長，上述的逐年下滑趨勢理應逆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會在某一時點中止，轉而趨于回升。我國財政支出增長彈性邊際傾向以及由二者決定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是于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開始回升，特別是自1998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回升速度較快。我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卻已遠遠超出美國，這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繼續(xù)增長的重要因素。答：早在18世紀，“退稅”及其原理，他認為：商人和制造業(yè)者不以國內市場為滿足，而謀求最廣大的國外市場，但由于他們的國家在外國沒有管轄權，他們只好請求獎勵輸出，“在各種獎勵中，所謂退稅，似乎是最合理的了。在商人輸出時，退還本國產業(yè)上的國產稅或國內稅的全部或一部分，并不會使貨物的輸出量，大于無稅時貨物的輸出量。這種獎勵，不會驅使大部分的資本，違反自然趨勢，轉向某一特定用途，但卻會使課稅不至于驅使這部分資本中的任何部分轉到其他用途去。這種獎勵，不會破壞社會上各種用途間的自然平衡，但卻會使課稅不產生破壞這種自然平衡的作用。這種獎勵，不會破壞社會上勞動的自然分配，而會保存這種分配。在大多數場合，保存這種分配是有利的。”顯然，斯密從政府鼓勵出口和退稅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論述了出口退稅對于出口商的重要性，他的出口退稅“中性”思想成為了20世紀后各國制定退稅政策的基石，“退稅”這個經濟概念從此正式進入了經濟學研究的領域。此后，隨著經濟理論和國際貿易實踐的發(fā)展，許多經濟學家又從不同角度對出口退稅理論進行了詮釋，但總的來看，出口退稅的理論依據基本上是圍繞避免國際重復征稅、保證國際競爭的公平性和促進一國的經濟增長而展開的。出口商品的國際重復征稅，是由于進口國在產品的最終消費階段還要征收間接稅導致的。例如，中國的彩電在國內已經征收增值稅，如果向美國出口，在市場上銷售時還要再征收一道消費稅，則將產生國際雙重征稅的問題。根據本章第一部分的國際稅收理論，國際重復征稅會導致稅收超額負擔和社會凈損失增加，鑒于對消費商品征稅一般遵循屬地原則的考慮，出口國通過退稅來避免雙重征稅，將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條有效途徑。消除國際重復征收符合國際公平競爭原則。出口國政府之所以愿意退稅，除了遵循國際稅收間的慣例，更主要的原因是雙重征稅會使本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為了保證國際競爭的公平性，提高本國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和鼓勵出口，各國政府愿意在WTO允許的范圍內對出口產品少征稅和不征稅，而出口退稅就是最簡便易行的方法。例如，韓國和中國都出口彩電，假如韓國對出口的彩電不征間接稅，而中國政府卻對出口彩電征稅，那么，中國彩電在國際上的價格競爭力就減弱了，中國政府通過出口退稅將直接提高國內企業(yè)的競爭力，使中國產品和國際產品在韓國市場上處于公平的競爭地位。出口退稅對一國經濟增長的意義我們可以從以下角度進行解釋。從經濟理論來說，對于一國經濟來說，凈出口增加能帶動國內經濟的增長，而出口退稅是對出口貿易的有力支持，因此出口退稅對本國GDP的增長有巨大的貢獻作用。同時，出口貿易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擴大了稅基，使得稅收收入大幅增加，客觀上承擔了因出口增加而需要的退稅額度。只要這個循環(huán)機制不被打破，那么退稅、凈出口和GDP三者的互動增長關系是可長期保持的。從實際看，出口退稅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