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語言為法律職業(yè) 共同體提供了一種主體間交流的基礎。(注：參見鄭戈：《韋伯論西方法律的獨特性》 ，載李猛編：《韋伯：法律與價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頁。)這種對法 治統(tǒng)一的理性認識是法律作為權力語言這種特質的需要。 法的思維和探索要求我們把對法的認識統(tǒng)一在一種理性的知識之中。“法之內在秩序 與統(tǒng)一性不僅是法學科學性之前提與方法論之預設，它更是法倫理之要求，根源于法理 念?！?注：顏厥安：《法與實踐理性》，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頁。)而 統(tǒng)一的前提是兼容。如果在我們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和探索中，沒有一個“古為今用，洋為中 用”的兼容態(tài)度，那么就不會有一個統(tǒng)一的結果。在理性面前，我們的態(tài)度應是謙卑的 沒有權威。所以，用全面的兼容的思維取代片面的偏頗的一元主義思維是我們改革開放 20多年來取得的成果之一。 當然，從哲學的視角來看，世界本來就是統(tǒng)一的，所以我們的認識也應該是統(tǒng)一的了 。雅斯貝斯說：“理性追求統(tǒng)一，但它并不是單純地為統(tǒng)一而追求隨便哪種統(tǒng)一，而是 追求一切真理全在其中的那個統(tǒng)一?！?注：[德]雅斯貝斯：《生存哲學》，王玖興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頁。)所以，法的理性認識，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認 識，而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認識。這對法的理性在認識方面的統(tǒng)一性要求具有至關重要 的意義，因為法學家通過理性的探索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套既不同于日常規(guī)則，又的確來自法 律實踐經驗的規(guī)則，其目的是以此規(guī)范指導社會。當然，法學的這種統(tǒng)一不能被認為是 那種被解構主義猛烈攻擊過的以暴力為手段的法律文化帝國，而應該被認為是指相關的 國家和地區(qū)在彼此承認和尊重主權獨立的前提之下，基于相同的國際法利益或者相近似 的文化傳統(tǒng)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契合性和影響力。當前，在追求法 律文化統(tǒng)一的問題上，我們的法學家恰恰是發(fā)揮了有目共睹的作用。因此，當今學者們 在探討法律全球化的理性追求時，無論學者的觀點如何差異，但他們大都要求法律文化 統(tǒng)一的本質屬性是恒常的、不可顛覆的。所以，我們對法的理性的探究，首先是在整體 上對法治的理論理性或認知理性的探索，避免法律以職業(yè)理性為由而與其它人文科學相 脫離、被孤立的現象存在。(注：在西方學術界的知識分類中，科學和自然科學、社會 科學以及人文科學是最基本的三種知識形態(tài)。法學在這三分體制中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歷史證明，法律職業(yè)理性唯有與完整的人文社會的理性精神生活聯系起來，才能在 更高層次上發(fā)揮其作用。 有學者認為，“我們從歷史過程中所能了解的理性，不過是它事先借助于一些目的性 概念放到這個過程中去的理性?！?注：[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童世 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頁。)所謂理性的認識，其實也無非是 用理性來認識歷史罷了。因此，從認知的視角理解法的理性，法學家所提供給我們的通 向法治世界的每一途徑和世界各個范圍的每一種法治歷史的演變過程，都屬于這種理性 的理論表述。其實，當今人們對古代法制與思想歷史遺產的探索，也同樣屬于這種理性 追求的迫切要求。雖然，現代學者對法制史與法律思想史的這種探索可能很少可以看成 是為了直接承受，但我們還得不停地探索，這是因為我們不能任其不受注意地消亡，法 的理性對統(tǒng)一性的迫切需要在要求我們這樣做，而且會永遠要求我們這樣做。事實上， 在羅馬法系國家，“基礎學科特別是法制史和法哲學在基礎教育階段中起著決定性的作 用，人們始終不渝認為一個學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緊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注：[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小春、吳越澤，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頁。) 　　　　 二、法理性的批判問題 “目光深邃的人類思想家會發(fā)現，人類的理性愈是膨脹，它的陰影也同時變得愈是龐 大。理性表現得越是輝煌，它給人類帶來的黑暗也越是令人恐慌。大量的事實證明，人 類的‘理性’并不總是有利于人類的生存，人類決不可能僅僅依靠‘理性’生活。”( 注：黎鳴：《西方哲學死了》，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一)法的理性批判 哈貝馬斯認為，“哲學的任務首先是批判，并在批判的同時，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理 想方案，以克服現實存在的社會——政治弊病，以建立一種完善的社會形式?！?注： 章國鋒：《關于一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解讀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人們對法的理性的認識，“始終是一個法的認識能力的問題，因此勢必要檢討我們認 識價值問題之理性作用方式與界限。這個問題如果以康德的說法就是實踐理性批判。” (注：顏厥安：《法與實踐理性》，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頁。) 人們對法與理性這種認識不是一般的隨隨便便的或單純的和被動意義上的認識，而是 一種解放性、揚棄性的認識；它不是僅僅為確證法治社會存在的樣態(tài)而進行的被動的理 智游戲，而是處處體現著人類自我理解、自我對話等自主特性的一種反思和超越的能力 。這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法哲學意義上的批判。所以，法的理性還是一種批判能力。 哈貝馬斯把批判看做是認識和興趣的統(tǒng)一。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理性遵循的是解 放性的認識興趣；解放性的認識興趣的目的就是完成反思本身。”(注：[德]哈貝馬斯 ：《認識與興趣》，郭官義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頁。)哈貝馬斯并且進一 步把批判叫做“認識論的自我揚棄”和“反思的自我否認”。(注：[德]哈貝馬斯：《 認識與興趣》，郭官義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頁。)波普爾從它一貫的立場 出發(fā)，認為我們試圖認識或發(fā)現的真理不是最終的，而是可以接受改進的；我們的知識 和學說是推測性的；它是由猜想和假設構成的，而不是最終的確定的整理；批判和批判 的討論是我們接近真理的唯一手段?？梢姡J為某種法的理論具有終極意義的觀點是不 可取的。 就對法的批判而言，由于受既定思維定式之影響，當前，我們的法學界對法的態(tài)度是 ，贊揚的多而批判的少。傳統(tǒng)的理念認為，法律是本質是權威，而權威是不能被批判的 ，所以任何對現有法律的批判都是不被贊許的。其實，人們非議法律的內容與尊重法律 的權威本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由于法律的人為性，理性的我們應該允許對任何一部新 法進行批判，對任何一部法的批判的討論都應該被認為是正常的。因為現代法治社會在 憲法上規(guī)定了“一切權利都屬于人民”。這樣，人民自然就有非議規(guī)制自己權利的法律 的權利。當然，從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們雖然有非議法律的權利，卻無權以自 己的好惡去選擇遵守某一部法律而藐視另一部法律。這便是理性的法治對任何一個社會 成員的基本要求。法學家在嘗試認識法律世界的探索中，只有一種理性要素：那就是對 我們的法制理論進行批判的審查。簡言之，法治理性就等于一種批判性的審查。然而事 實上，理性的批判在我們當前的法學研究中是被忽視了的。盡管，在我們當前的學術平 臺上也有不少“探索與爭鳴”的陣地(欄目)，但真正的具有實質意義上的爭鳴，仍被我 們的審編者所忌諱。 思想溫和、厚重而純正的伽達默爾對理性的批判功能有著和顏悅色的教誨，他說：“ 理性就在于，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為真的舉止，而是要批判地對待理性。理性的行動總 是一種啟蒙的行動，而不是被絕對地設置的新理性主義的教導，并非在于認為自己對一 切事都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理性總是被理解為經常對自身和自己的條件進行自我解釋。 ”(注：[德]伽達默爾：《贊美理論》，夏鎮(zhèn)平譯，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62頁。) 面對當前我國法理學界泛濫的理性主義，以及工具理性的漫天統(tǒng)治所導致的理性深度和 普遍性的喪失，筆者認為，我們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