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三是各種藝術的普遍狀態(tài)；四是物質、知識與精神所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五是指它漸成一個經常引發(fā)敵意或是令人困惑的字眼。威廉斯認同第四層意義，即文化是物質、知識與精神所構成的的生活方式。他認為這是“文化”一詞的當代意義。威廉斯對文化的上述分析，特別是將文化定義為“總的生活方式”，定義為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經驗，意味著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數人的專利，文化研究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實踐。威廉斯對文化這個概念的新的界定，顛覆了長期占據文化研究陣地的文化精英主義的觀念，與形形色色的文化精英主義，如以文學為上的利維斯主義分道揚鑣。最重要的是，這個定義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范圍，為文化研究學派奠定了理論基石。因為，當文化被定義為“整個生活方式”時，除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外，大量以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與大眾文化都被納入了文化的領域。它們作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理應得到充分的關注與研究。于是，對文化研究學派來說，文化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事物，從電影、電視、報紙、雜志及網絡等多種多樣的媒介，到衣服、食物、家俱這樣的日常生活用品，還有多種多樣的制度、風俗、習慣，它們都是文化，正是它們構成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明確指出，對文化這個概念，困難之處在于我們不得不持續(xù)地擴展它的意義，直到它幾乎等同于我們的整個日常生活。正因為如此，英國學者克里斯任克斯認為，文化研究是一種平民“帝國主義”。幾乎所有的社會生活都被“文化化”。研究對象包括幾乎所有生活方面：歌劇、時裝、黑社會暴力、酒巴聊天、超市購物、恐怖電影……，它們不再被局限于一個中心的意義系統(tǒng)。這個定義還開啟了大眾文化研究、大眾傳播研究的大門。既然文化意味著整個生活方式，那么大眾文化，特別是隨著工業(yè)社會的到來而日益繁榮的大眾媒介文化，作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樣具有自身的價值。可以說，正是對這一關鍵詞定義的革命性界定，為“文化研究”把大眾文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確立了合理性。以至后來，隨著大眾文化的發(fā)展，“文化研究”越來越把研究焦點聚焦于大眾文化，文化研究日益等同于大眾文化研究。對于威廉斯來說，從早期的《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關鍵詞》到《傳播》再到后來的《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興趣也是一步步轉向了大眾傳媒?？傊?，威廉斯對文化的定義，奠定了“文化研究”平民化和非精英化的基礎，是整個“文化研究”得以發(fā)展的理論基石，被文化研究學派奉為圭臬。威廉斯也被公認為文化研究學派的靈魂人物，其《漫長的革命》一書的誕生也被霍爾在《文化研究與伯明翰中心》一文中稱為是戰(zhàn)后英國思想生活中一個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事件。（2） 兩種電視模式電視被喻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fā)明。當今時代更被稱為“電視爆炸時代”。電視是大眾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的載體，其影響遍及人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可以這么說，電視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文化中心。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出于對電視的偏見，人們把電視視為健康的災難，認為輻射病、斜眼、蛀牙都統(tǒng)統(tǒng)和它有關。人們認為電視要為宗教衰落、政治信任度降低、犯罪和社會暴力行為的增加、流行文化的墮落和極端自由主義的增加負責。到了20世紀60年代，電視也沒能逃脫被指責的命運?！峨娨?，插頭毒藥》這本書甚至義正辭嚴地指出電視應為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負責。一些嚴肅的批判學派的學者也對商業(yè)電視大加撻伐。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學者阿多諾，在1954年發(fā)表了《電視與大眾文化模式》，他批判電視是只求盈利的商業(yè)投資，是文化衰敗的象征，是文化工業(yè)中首當其沖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的幫兇。威廉斯寫成《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一書，于1974年出版。他承認，他常常對美國的電視節(jié)目感到迷惑，因為美國電視節(jié)目動不動就轉到了廣告或者其他節(jié)目的預告上去了。作為一個習慣了英國電視節(jié)目的英國人，他感到跟不上美國電視的節(jié)奏，從頭到尾不知道看了一些什么。他因此把美國與英國的電視節(jié)目進行了比較，并將電視節(jié)目劃分為性質不同的兩類：一類是商業(yè)性質的，即主要播放肥皂劇、系列劇、電影以及其它娛樂節(jié)目，這就是美國的商業(yè)電視節(jié)目模式；另一種是公共服務性質的，側重新聞、公共生活報道、特寫、紀錄片、教育、藝術、音樂以及兒童節(jié)目，這一類以英國電視節(jié)目，尤其是BBC的節(jié)目為代表。但是威廉斯并沒有像一些從歐洲來到美國的學者那樣，把美國的商業(yè)文化貶為垃圾，把歐洲文化標舉為高雅文化。相反，他并不認為英國公共服務模式的電視節(jié)目就好過美國的商業(yè)電視模式。威廉斯分析認為，英國電視倡導的公共服務模式，往往是說教式的，與國家的調控有關，而且往往失之抽象，觀眾也是被動的。他認為，這個特點顯而易見是觀眾的階級特征造成的。英國公共電視節(jié)目的觀眾大都是中產階級，他們是統(tǒng)治階級的順民，電視灌輸什么，他們就接受什么。與之相反，美國的商業(yè)電視模式，則將其內容擬人化，允許觀眾參與其中，比如系列肥皂劇。在《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中威廉斯還認為電視這種文化表達形式與傳統(tǒng)的文化表達形式迥然不同。他指出，傳統(tǒng)的傳播系統(tǒng)，不論是一本書，還是一出戲，研究和分析的對象總是聚集在單一的、不連續(xù)的文本上面。由此人們作出反應和描述的詞匯，都已習慣于被緊緊鎖定在這特定的、孤立的對象形式上面。但是電視卻不同，節(jié)目一個接一個，接連不斷，夜以繼日；各種信息源源不斷，川流不息，而且彼此重疊，彼此沖撞。這讓習慣了傳統(tǒng)閱讀方式的觀眾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一時招架不過來。他還為電視這種文化表達方式提出了一很有名的概念：“流”（flow），意即電視的節(jié)目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紛至沓來、沒有止息的流動過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電視是一個串播過程，一個連貫的文本。此外，在《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中，威廉斯還認為，科技與電視的發(fā)展不是決定的關系，電視的形式不能決定內容。大眾媒介就是大眾世界本身，觀眾身居家中卻參與了社會活動。威廉斯對電視的解讀是建立在文化主義基礎之上的，既不同于美國經驗學派，也不同于持批判立場的法蘭克福學派。他對電視，特別是兩種電視模式的真知灼見，反映了他對大眾文化，特別是大眾媒介文化所持的一貫肯定的立場，對我們從事電視研究很有啟發(fā)。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于1962年還出版了一本專門論述傳播的書《傳播》（Communication），主要討論了現代傳播技術的功能，并就傳播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議。 霍爾的意識形態(tài)接合與編碼/解碼理論斯圖亞特霍爾（1932——），可以被看作是在當代文化研究發(fā)展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有人甚至認為文化研究的全部精華就集中在霍爾的幾篇重要文章之中。霍爾也是文化研究學派中對傳播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魻柺浅錾谟那爸趁竦匮蕾I加的學者和政治活動家。1951年，他獲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學習。20世紀50年代，他與湯普森等合編《新理性人》和《新左派評論》兩本激進雜志時，作為社會學家嶄露頭角。1964年，他與人合著并出版了《大眾藝術》一書，得到霍加特的賞識，應邀加盟了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1968年，他接替霍加特，出任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一直到1979年離任赴開放大學社會學系執(zhí)教?；魻栴I導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達十二年之久。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發(fā)生了研究轉向：擺脫傳統(tǒng)的文學、文化研究影響和社會科學經驗主義的影響，轉向大眾傳媒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分析。在這種分析中，大眾傳媒被定義為“主要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力量”，即在受眾意識形態(tài)的產生和轉變中，大眾傳媒居于主導地位。因此研究必須重視大眾傳媒的意識形態(tài)效果，重視權力結構和大眾傳媒的政治研究。也正是在霍爾領導時期，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培養(yǎng)了許多人才，發(fā)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許多書籍，聲名遠播，影響廣泛，達到了事業(yè)發(fā)展的巔峰?；魻栆采钌钣绊懥艘淮芯空撸芩绊懙娜擞械暮髞沓蔀槲幕芯款I域的杰出學者?；魻栔龇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意識形態(tài)和身份之間、文化和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他的研究對文化研究的影響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份。他一直居于理論發(fā)展的最前沿，并不斷為那種經過精心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解當代社會形成及社會變化的動力方面的作用而辯護。他在主持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間，最關注的，其研究影響也最大的是在大眾文化領域與大眾傳媒領域。如在題為《文化、傳媒與“意識形態(tài)”的效果》的著名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大眾傳媒的重要性。他指出，大眾傳媒的現代形式最初是出現在18世紀；到了20世紀，大眾傳媒對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一舉奠立了霸權地位。大眾傳媒成為向社會集團或社會階級提供有關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其他社會集團或社會階級的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識的最主要載體、最重要渠道?；魻枌鞑パ芯坑绊懽畲蟮睦碚撌且庾R形態(tài)接合理論和“編碼/解碼”理論，他對大眾文化的分析和對經驗學派的批評也影響廣泛。（1） 對大眾文化的分析英國那些持精英主義文化觀的學者，如阿諾德、利維斯等是不承認大眾文化的。他們認為，所謂的大眾文化，不是文化，或者說根本稱不上文化，只是威脅文化和人們的道德信仰的低俗之物，根本不值得研究。法蘭克福學派雖然把大眾文化作為了研究和批判的對象，但是把它貶得很低，甚至以“文化工業(yè)”取而代之。阿多諾在《文化工業(yè)再思考》一文中談到：“1947年，我與霍克海默在阿姆斯特丹寫《啟蒙時期辯證法》時，我們的原稿中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