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新分析(編輯修改稿)
2024-08-24 07:55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治理的微觀主體，后者是公司治理的宏觀主體，二者缺一不可。 三、多樣化、系統化、特殊化 我們認為，中國國內之所以在發(fā)展和完善中國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思路與方法上產生分歧(包括最初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的“突破口”之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與對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多樣化、系統化與特殊化的認識與分析方法相關。甚至包括西方學者有關現代公司治理是否重要、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績效是否相關等分歧，也與上述認識與分析方法相關。 西方學者把各國公司治理結構主要概括為三種類型：一是市場導向型(主要是美國與英國)；二是銀行導向型(德國及日本)；三是關系導向型(主要是中等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Vives，2001)。實際上，上述概括與現實中的各國公司治理結構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以西方發(fā)達國家分類為例。西方學者對西方發(fā)達國家公司治理結構的分類，主要是針對經濟強國(美、英、德、日)的分類，其他發(fā)達國家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與上述前兩種類型都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三個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是：股權高度集中，但銀行與公司控制市場都不發(fā)揮主導作用(Kremp等，2001；Bianco，2001；Crespicladera，2001)。一般而言，西方學者主要關注的是經濟強國(美、英、德、日等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強大的國家，一般說來都有一個較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否則經濟就難以強大。至于市場導向型模式與銀行導向型模式孰優(yōu)孰劣，迄今為止并無定論(AllenandGale，2000)。實際上，人們對一國公司治理結構有效性的認識往往是根據該國經濟發(fā)展的好壞狀況來判斷的。20世紀80年代以前，當日、德經濟迅速發(fā)展時，許多人就認為日、德兩國公司治理結構優(yōu)于英、美兩國；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當美國經濟迅速發(fā)展時，又有許多人認為美國公司治理結構優(yōu)于德、日兩國。由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多樣性和缺乏統一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判斷標準，因而人們往往可能會用不同國家的模式、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標準作為參照系來分析同一個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問題，這樣出現認識上的分歧也就在所難免了。 人們對公司治理結構研究出現認識上的重要分歧可能還與缺乏系統的分析方法相關。近年來，中國國內關于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比較偏重“局部”問題的深入探討，而對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系統性”研究重視不夠。對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乏系統的分析，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西方國家同樣存在。西方學者近年來關于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性的爭論就說明了這一點。近年來，當許多國家政府、學者及企業(yè)界普遍關注公司治理結構問題時，西方學術界卻出現了公司治理結構是否重要的爭論(Vives，2001；Masten，2002)?？陀^地講，對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性產生質疑的學者并不是憑白無故提出這個問題的，他們持有確鑿的根據。因為Caponetal．(1990)對320項有關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主要是從不同角度對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進行了概括分析，結果發(fā)現結論分歧甚大：107項成果認為有積極作用；174項成果認為沒有積極作用。前不久DemsetzandVillalonga(2001)的研究成果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對健康的重要性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客觀事實。既然如此，為什么上述成果會產生上述重大分歧呢?我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可能與統計及計量相關。Masten(2002)、Boehmer(2001)都強調了這一點，指出樣本、時期及方法選擇都可能會對結果的差異產生重要的。加之公司治理結構太復雜以及影響公司業(yè)績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因而使得計量結果很容易偏離真實情況；另一個可能與缺乏系統的分析方法相關。這里我們著重探討一下公司治理結構的系統性分析方法問題。 系統性分析方法是學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都反復強調系統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同樣，公司治理結構也是一個系統，而且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系統。所以，要真正地分析公司治理結構問題，既要運用“局部”分析方法，又要在“局部”分析方法問題的基礎上運用系統的分析方法進行綜合分析。令人可喜的是，Tenev等人(2002)在分析公司治理結構問題時實際上已經開始運用了系統的分析方法，因而其得出的結論令人耳目一新。Tenev等人指出：“不同的公司治理工具分開來看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就能建造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結構(Architecture)。同時，個別治理工具的軟弱會削弱整個結構的有效性”Tenev等人還分析了這個系統運行的狀態(tài)：“如果董事會對于采取正確的行動失效，活躍股東(ShareholderActivism)能夠履行對董事會的壓力。如果董事會和股東都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如果公司狀況繼續(xù)惡化，公司就會成為潛在的并購目標。最終，如果所有這些工具都失效，破產機制就會促進公司所有制與董事會的改變和契約的重新設計”我們認為，Tenev等人描述的公司治理結構運行系統有兩個缺陷：一個是缺乏對基礎運行系統的描述；另一個是未把“特殊性”(或稱自適應體系)這個特征嵌入整個運行系統當中。 如上所述，一個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運行系統至少包括三個相互聯系的子系統，即基礎運行系統、基本控制機制運行系統、公司內部運行系統?；A運行系統的有效性決定了基本控制運行系統和公司內部運行系統的有效性。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缺乏有效的投資主體和有效的競爭環(huán)境，其公司治理結構都難以有效運轉。 從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實踐來看，較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個“自適應”體系。經濟組織的核心問題是適應問題(威廉森，2001)“自適應”包括三類：一類是通過市場在對價格信號反應中實現的自發(fā)適應(Hayek，1945)；一類是在公司內部以命令的支持而實現的自適應，這種自適應也可稱為內協作適應(Bamard，1938)；還有一類就是通過對政府有關及法律反應中實現的外協作適應。任何一種較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運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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