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取得廣泛共識，聯(lián)合國安理會也從來沒有明確授權動武。由于傳統(tǒng)友誼和地緣戰(zhàn)略關系，俄羅斯堅決反對美國及其盟國對南聯(lián)盟進行軍事打擊。中國則一再強調(diào)，科索沃問題屬于南聯(lián)盟內(nèi)政，外部不得進行軍事干預。[28]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在危機中一味地使用“大棒”手段，未作出讓步，導致南聯(lián)盟政府找不到擺脫危機的出路。南聯(lián)盟不相信，科索沃解放軍將會遵守朗布依埃協(xié)議中關于解除武裝的條款。米洛舍維奇等領導人擔心，如果完全接受朗布依埃協(xié)議，就會導致外國軍隊占領科索沃以及科索沃解放軍接管政權的可怕后果。而科索沃一旦獨立，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南聯(lián)盟將很可能面臨徹底解體的危險。[29] 　　綜上所述，在科索沃危機中，美國軍事行動成功的前景并不樂觀，預計很難以較小的代價迅速取得勝利。美國國內(nèi)反對對南聯(lián)盟進行軍事打擊的呼聲較高，聯(lián)合國安理會也未通過授權動武的決議。所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武力威脅的可信度和力度，使得美國很難取得強制外交的成功。與此同時，美國在危機中的沖突利益與南聯(lián)盟相比原本就很不對稱，并且由于美國沒有作出任何讓步，因而進一步增強了南聯(lián)盟抵制朗布依埃協(xié)議的動機。　　四、結語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筆者在綜觀西方有關理論的基礎上，主要著眼于強制方，推斷出影響冷戰(zhàn)后美國強制外交成敗的4個主要因素：美國沖突利益的大小、美國軍事行動成功的前景、美國國內(nèi)外對于動武的支持情況、美國是否向?qū)Ψ阶鞒鲆欢ǖ淖尣?。在本文的第二、第三部分，筆者分別在簡要闡述美國強制外交行動的背景和過程之后，圍繞前文所推斷的4個主要因素，對美國強制外交在海地危機中取得成功和在科索沃危機中遭到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剖析。[30] 下面，結合后冷戰(zhàn)時期的整體情況，對影響兩次強制外交行動結果的4個主要因素進行對比和總結(參見下表)：　　美國沖突利益的大小。在后冷戰(zhàn)時期，美國運用強制外交，主要是“對付那些弱小國家，以保護美國的非核心利益”[31]。在海地危機、科索沃危機等案例中，美國的沖突利益基本上都屬于所謂人道主義、維持穩(wěn)定等方面的利益。由于強制外交所涉及的沖突利益常常并非至關重要，美國國內(nèi)對動用武力的支持程度和對傷亡的承受程度不高，因此對方可能感知到的武力威脅的可信度和力度往往不夠強，從而降低了強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國的強制外交卻常常涉及到被強制方的核心利益，比如在海地危機中涉及到海地軍政府政權的改變、在科索沃危機中涉及到南聯(lián)盟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因而對方寧愿挨打卻拒絕服從的動機往往較強?；诖?，美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前副國務卿阿諾德坎特(Arnold Kanter)建議，美國決策者在把強制外交用作政策工具之前必須確定：它是否符合美國的核心利益，而值得為之付出重大代價；有無明確評估標準和決策機制以保證有選擇地而非盲目地運用強制外交。[32] 　　美國軍事行動成功的前景。相對于代價高昂的長期消耗戰(zhàn)而言，如果美國軍事行動成功的前景很好，即具有迅速和輕易地擊敗對手或剝奪對手戰(zhàn)略目標的能力，就會大大提高強制的可信度和力度。一些西方學者在研究了1991年的海灣危機和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兩個案例后認為，美國及其盟國之所以無法通過武力威脅，成功地強制對手就范，是因為無法令薩達姆和米洛舍維奇相信，西方具有迅速和輕易打垮他們的能力和意志。[33] 相比之下，在海地危機中，美國軍事行動成功的前景很好。塞得拉斯本人深知其部隊面對強大的美軍將不堪一擊，這是他同意放棄權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提高武力強制的能力，冷戰(zhàn)后美國加快利用高新技術改進武器裝備的步伐，主要實施空中精確打擊，盡量避免投入地面部隊。然而有趣的是，美國越是依靠空中精確打擊，國內(nèi)對于人員傷亡情況越是敏感，并對美軍提出了更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期待，如所謂“零傷亡”戰(zhàn)略。結果，限制軍事行動的國內(nèi)政治門檻進一步提高，而對手則認為美國容忍美軍傷亡的程度越來越低，因此更加懷疑美國實施武力強制的可信度。[34] 　　美國國內(nèi)外對動武的支持情況。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總統(tǒng)作出對外用兵的決策，常常都盡可能尋求國內(nèi)公眾、議員們的支持，旨在贏得國內(nèi)對其留任的支持或順利地實現(xiàn)其對外政策目標。由于越南戰(zhàn)爭的慘痛經(jīng)歷，美國公眾對軍隊可能出現(xiàn)的傷亡相當敏感，因而他們通常反對冒遭受傷亡的風險。在科索沃危機、“倒薩”危機等案例中，美國國內(nèi)對采取軍事行動的支持率不高，影響了武力威脅的可信度，從而對成功地實施強制外交造成了困難。至于國際社會對于動武的支持，不僅可以提高武力強制的實力，而且似乎可以藉此披上一件道義的“外衣”。如果聯(lián)合國安理會像在海地危機中那樣能夠授權動武，就使得強制外交具有了合法性色彩，也就增大了強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墒?，冷戰(zhàn)后美國從自己的全球戰(zhàn)略出發(fā)，實施強制外交行動，常常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只好繞開聯(lián)合國，一意孤行。這么做，也就必然削弱其強制外交的威力和效果?！　∶绹欠裣?qū)Ψ阶鞒鲆欢ǖ淖尣?。由于強制外交常常要求對方明確地采取行動以及從先前的政策立場上后退，必須放棄其也許冒著極大危險或付出極大代價才得到手的既得利益，因而強制方有必要盡可能地給予對方某種形式的讓步，使對方受損的利益有所彌補或者使對方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臉面。在取得成功的海地危機案例中，美國使用了積極誘導物；而在遭受失敗的科索沃危機案例中，未作出任何讓步。冷戰(zhàn)后的強制外交實踐表明，美國決策者自恃強大的軍事實力，往往傾向于單純的威脅或施壓，而不是同時為對方提供改變行為的動力，從而大大降低了實現(xiàn)強制外交目標的可能性?！　≡诤５匚C中，3個主要因素總體上都有利于強制外交的成功。同時，盡管美國的沖突利益相對較小，而海地軍政府的沖突利益很大，但是美國所作出的重要讓步縮小了雙方?jīng)_突利益的不對稱，削弱了海地軍政府進行拼死抵抗的動機。相比之下，在科索沃危機中，4個主要因素總體上都不利于強制外交的成功?？梢?，若要對于冷戰(zhàn)后美國強制外交成敗進行更具說服力的理論闡釋，雖然可能需要對雙方的決策行為作更為全面的探討，也有待于對更多案例進行深入研究，但是運用這4個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冷戰(zhàn)后美國強制外交成敗的原因。當然，除了這4個主要因素外，還存在著若干其它因素，特別是強制方和被強制方的心理感知、文化傳統(tǒng)、官僚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因素，可能或多或少地會對冷戰(zhàn)后美國強制外交的成敗產(chǎn)生影響。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單一的有利因素甚至是多個有利因素，不能絕對保證強制外交取得成功；然而，任何單一的不利因素都有可能導致強制外交的失敗。因此，盡管冷戰(zhàn)后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經(jīng)濟實力，但是其強制外交的成功率相對較低。[35] 　　展望未來，可以預計，在美國領導人看來有必要實施強制外交的那種環(huán)境不會很快就發(fā)生變化。今后幾十年里，美國仍將是一個全球性軍事強國，會繼續(xù)在海外保持其軍事存在，而一些國家和地區(qū)仍將會爆發(fā)危機或沖突，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也仍將會頻頻出現(xiàn)。這意味著美國未來可能會更多地運用強制外交，力爭以較低的代價實現(xiàn)其對外政策目標。眾所周知，根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安理會是唯一可以決定是否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的權力機關，“采取任何強制行動均須由聯(lián)合國安理會批準，并在其監(jiān)督下執(zhí)行。”[36] 正由于冷戰(zhàn)后美國往往繞開聯(lián)合國安理會，執(zhí)意對它國實施武力強制，因而批評家們認為，強制外交在美國已成為一種危險的、甚至帶有“黷武”傾向的外交政策工具。為此，前美國國防部分析家保羅布坎南(Paul Buchanan)在一篇題為“單方面強制外交的危險”的文章中指出，“美國必須全面檢討其對外行為，認識到單方面推行強制外交的危險性，否則很可能自食苦果?！盵37]?！　∽⑨專骸　1]冷戰(zhàn)后西方研究強制外交的著作主要有：Alexander L. Georg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