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民間詞訟禁刊讞語」條）。五?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之一）：嵌入制度運作中的幾類「法律人」利益（一） 官場昇遷的利祿之途。兼利百姓名義下，也無妨於利己。王明德：「未見刑書、即目為俗吏之學，殘忍之習；未及展卷，先已枘鑿其不相入。一旦身膺民寄、位列臺輔，其何以定大獄而決大理、輔聖治而熙萬姓哉！」（《讀律佩觿》，頁537）。（二） 由高薪刑名幕友「董三百」到官場審案「能吏」的盛名積累。汪輝祖嘗謂：「余初幕時，歲修之數(shù)，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已為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百。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汪輝祖，《病榻夢痕錄》，收入《汪龍莊遺書》，影印光緒十五年本，臺北：華文書局，1970，頁369370）。當時刑名、錢穀、書記、掛號、徵比等幕友中，「惟刑名、錢縠歲脩較厚，餘則不過百金內(nèi)外，或止四、五十金者」（引見：汪輝祖，《佐治藥言》，〈勿輕令人習幕〉條，頁322）。汪輝祖自敘其任職湖南寧遠縣等地方官時：「余日升堂，邑人及外商，環(huán)伺而觀者，常三、四百人，寒暑晴雨無閒。余欲通民隱，不令呵禁；謬致虛聲，傳播近遠」（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乾隆58年(1793)條，頁494495）。（三） 販售法律知識而得來的金錢收入與民間聲望：明末江南地區(qū)名稱「狀元」等各等級的訟師?！干跻?！吳人之健訟也。俗既健訟，故訟師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狀元，最低者曰大麥。然不但狀元以此道獲豐利、成家業(yè)；即大麥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贍俯仰，從無有落莫饑餓死者」（（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朱應(yīng)舉〉條，頁561）；「沈天池、楊玉川，有狀元、會元之號。近金荊石、潘心逸、周道卿、陳心卿，較之沈、楊雖不逮，然自是能品……至湮沒者，不可勝數(shù)」（(明)殷聘尹纂，《外岡志》，頁893）。乾隆時人批評訟師介入蘇州司法的嚴重：「吳中有三大蠹，一為訟師，民間凡有獄訟，出為謀主，幻辭狡詐，惑亂官長，往往傾人之家….司牧者為民除弊，當以此為首務(wù)」（乾隆《元和縣志》，影印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卷10，頁107）?！竷稍鞊k訟，自進城做詞之日起，至出結(jié)歸家之日止，無一日不花錢。拖延日久，則花錢愈多；花錢愈多，則富者必窮，窮者必死」（方大湜，《平平言》，影印清光緒十八年(1892)刊本，卷2，〈為百姓省錢〉條，頁638639）。六?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之二）：明清「法律人」學習與操作法律的幾類信念（一） 讀儒家「經(jīng)」書與讀法家「律」條都能「有資用世」的理路。王樵在萬曆二十年（1592）寫給姪子王堯封的信上，將其費心撰寫中的「大明律解」（後來定稿出版時改稱為《讀律私箋》），描述為具有以下兩種好處：「此書若成，不但有資於用世，即欲學文，亦可以得法也」（《方麓集》，卷9，頁281）。「五經(jīng)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宋）胡安國，〈春秋傳序〉，收入《五經(jīng)春秋胡傳》，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2下）。王樵，《讀律私箋》，〈自序〉：「伏以大明律乃我太祖高皇帝聖制，近年諸方刻本，多附入臣下私注，不無混錯制書。竊考先儒釋經(jīng)，不連經(jīng)文，自為一書，恭依此例。有律條指掌，有律令通旨，有律例通旨，有律中疑義，有引擬指訣，有律互見，有律無文。初各為卷，今分附各條之下。解說律意，各採諸家之長，不復識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微卷，冊1，葉1上）。註：王樵的「顯例」與唐堯臣的「反例」（參見附錄史料4）（二） 以好生?恤刑結(jié)合陰讉?福報的理念（袁黃「功過格」與王肯堂的「祥刑」論述，參見附錄史料7）（三） 未竟之業(yè)？王明德對「祥刑」的批評及反批評，以及王明德對「無我」法律秩序的建構(gòu)?！溉舴蛎曰笥诟⊥佬敖蹋粏柪碇欠?，惟曰做好事，活得一個是一個，日為記功自負，意謂其後必昌者，是又我中寓我、貪鄙迷謬之流，其所謂功德，是乃孽德，非功德也。功德可自做乎？」「法乃天下之公，即天子亦不容私所親，夫貴為天子尚不敢私其法，況其下焉者乎！慕慈仁之虛譽，骫不易之大公，生者倖矣，彼被其害者將如之何！」、「聖賢立教，惟有一中，中則洞洞空空、不偏不倚，何有于功德！」（《讀律佩觿》，頁536537）（參見附錄史料9）（四） 以法為名：刑名幕友撰寫「無縫天衣」司法文書背後的「不敗」心理，以及訟師追求「百戰(zhàn)百勝」的目標。王又槐教幕友書寫敘供時論及：「作文者，代聖賢以立言；敘供者，代庸俗以達意。詞雖麤淺，而前後層次、起承轉(zhuǎn)合、埋伏照應(yīng)、點題過脈、消納補斡、運筆布局之法，與作文無異。作文以題目為主，敘供以律例為主。案一到手，覈其情節(jié)何處更重，應(yīng)引何律、何例；猶如講究此章書旨重在何旨、此一題旨又重在何字也」、「人人口供，均須畫一，乃前後照應(yīng)之法也。但各人地位有不相同者，須設(shè)身處地、恰似其人；彼此說話次序不勻，則供詞句語不可雷同，惟善敘者分而視之、詞不重複」、「合而觀之，理無參差，一氣呵成，儼若無縫天衣也」、「供不可文，句句要像諺語，字字人能解，方合口脗；曾見有用之字、及字、而字，並經(jīng)書內(nèi)文字者，非村夫俗人口氣也」。當案件涉及瘋病人犯時，則要將文字改為：「含糊錯落，似是而非，所對非所問，或有問而無供。若頭緒清楚，便非真瘋。亦有瘋病時發(fā)時止者，臨審辨明，不可假捏」；總之，「供不可假，事有根基則固，話不真寔，則敗也」（《辦案要略》，〈敘供〉，頁774776）。訟師的努力目標：「作詞之狀，慎毋茍且，必須斟酌。機有隱顯、奇正；罪有出入、重輕。譬如時文，自破題、破承、起挑、泛比、正講、後股、小繳、大結(jié)也，先後期順序，脈絡(luò)貴相聯(lián)。得其法，則如良將用兵，百戰(zhàn)百勝，無不快意。不得其法，則有司不準，終致反坐」（《折獄明珠》，卷1，〈十段錦〉）。七?明清法律之學所曾懸諸的「主流」與「伏流」兩類理想：「矜恤民命」與「民自以不冤」葛元煦於清光緒初年刊刻出版梁他山《讀律琯朗》時，論及該書「與陳（惕齋太守）《律例歌訣》不同，律意則一葉以聲韻，分以門類，瞽矇童叟，可誦可歌」，因而乃「亟付棗棃，俾傳久遠，庶使聖朝矜恤民命之微旨，一展卷而瞭如指掌，未始非警覺提撕之一助云」（收入《臨民要略》，頁106）。 《法家須知》〈外附奇狀六條：作狀被訪〉：「宣德年間，湖廣荊州府京山縣有一秀才，姓朱名顯，娶妻周氏，家甚貧，乃博古通經(jīng)之士也。無可度日，專代人作詞狀，但人之求者，無有不勝，中間曲折婉轉(zhuǎn)，妙不可言……萬民常云：作狀之人，不得善終。何也？其中架捏，致人受屈，故折其福；肯果代啞子傳言、攜瞎過橋，豈無福報！」（明）野叟，《法家須知》〈敘〉（崇禎6年，1633）：「自淳風不古，獄訟繁興，民不知危，偶罹於法，折獄者遽操三尺以繩其後。縱使蘇、張有口，含冤莫吐；棘木之下，有律法，而未始無覆盆乎？…斯集誠大有造也，原而告，被而訴，及判筆有清風者，悉備而錄之，俾詞可達意、理可伸情，所謂含沙得白，而乃下無冤民，實民自以不冤也！則知法者懼法，豈其本來哉，其勢然也。倘曰使民無訟，則在聽訟者青天白日之化云爾。是為序?！梗ㄇ澹┩跤墟冢骸冈A師教唆詞訟，例禁綦嚴，惡其播弄鄉(xiāng)愚、恐嚇良善也。若夫安分良民，或為豪強欺壓，或為仇盜扳累，大則身家?guī)紫?，小則名節(jié)攸關(guān)，捶胸飲恨，抱屈莫伸，僅假手于庸碌代書，具詞呈訴，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閱者心煩，真情難達，于此而得一智能之士，為之代作詞狀，摘伏發(fā)奸，驚心動魄，教令對簿當堂理直氣壯，要言不繁，卒致寃者得白，奸者坐誣，大快人心。是不惟無害于人，實有功于世」（《一得偶談》初集，葉39下）。附錄史料：1. 清初王明德與刑部諸君子的共同讀律之法：「律例一書，乃治世體要，非據(jù)理空談，古人謂之『法經(jīng)』。其肯綮節(jié)目，率以數(shù)字為權(quán)衡，虛字作正文，應(yīng)倍為著眼處居多。非同于詞賦詩文、可以意為理會。欲為箋表，無不本正文以立言，皆不丹黃其段落，則閱者易眩。故一照三山陳君閱本以災棃，凡于正文切要肯綮及箋解扼要、應(yīng)倍為著眼處，則用◎；其于各法分別、一定不移，所謂『律母、律眼』應(yīng)為留心辯別處，則用@；若于正文肯綮、詮解扼要、及「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