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行資產配置和布局，等到這項布局完成之后將會進一步脅迫中國政府進行人民幣升值。從這個角度看，國內銀行業(yè)的招商引資運動事實上為外資機構和外國政府逼迫中國政府進行人民幣升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根據(jù)最新的消息，建行為了順利IPO，已經明確承諾高比例派息，派息率達到35％到45％。這種承諾比交行僅在招股說明書上寫明派息策略，顯然更進了一步。具有諷刺的意味的是，在內地上市的中國公司幾乎從來就沒有向國內投資者承諾派息率。在國內市場惡狠狠地圈錢，在國外市場卻大方送錢，其中國民財富的流向幾乎一清二楚。中國正在爭先恐后爭取海外上市的銀行，實際上都是經過中國內地納稅人以萬億計的注資之后形成的“新”銀行，如此慷慨的廉價出售，實際上是將納稅人的巨額財富拱手送到境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大型銀行的股權買賣就多少有點愚弄本國國民的味道。大道難通天提要：金融企業(yè)改革僅靠上市、注資、引資，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標不治本。這從我國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因此，中國各銀行目前的上市改革在策略上根本就是錯的！ 在中國金融業(yè)內外交困、左支右絀的情況下，引進國際金融巨頭似乎成了挽救中國金融業(yè)迫不得已的唯一出路，這一點，幾乎已經成為中國金融界的共識。然而，這條看上去很美的康莊大道可能并非是中國金融業(yè)的通天之途。事實上，我國金融企業(yè)改革并非只有上市、出售等一條道。如果根本制度不改，不管是上市融資、賣股引資，還是壞賬剝離，都不能改變國有銀行效益低下的嚴重狀況，引來的資可以照樣流入黑洞，剝離的壞賬可以更快的速度再產生。駱德明博士認為，引入外資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國金融企業(yè)的法人治理結構并減少銀行的不良資產。其實，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跟監(jiān)督制度執(zhí)行不到位(權力大于制度）、人事制度無法形成專家領導團隊等有關，也跟忽冷忽熱的政府投資沖動有關。并非銀行治理結構一個因素發(fā)揮作用。即使為了改善治理結構，引進外資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這可從國內一些銀行引入外資后的公司治理運行結果可以看出。從上表可以看出，迄今已有不少銀行引入了外資，因外資的引入也設立董事會、監(jiān)事會，但實際運行還是按照原來的模式運行，行長級領導還是由組織部門任命和管理，董事會沒有選擇經營班子的實際權力，監(jiān)事會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個機構，難以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 再從經營管理來看，匯豐銀行入股某銀行后，簽訂了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xié)議。但是，所謂的技術援助，只是搞些有關銀行業(yè)務的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已，從未將其核心管理技術傳授給該銀行，即使像成本分攤方法這些并非核心的技術，外方也不肯透露。事實證明，金融企業(yè)改革僅靠上市、注資、引資，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標不治本，這從我國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銀事件），管理機制也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如果沒有機制、體制的深刻變革，僅依靠上市融資是無法建立運行高效率的現(xiàn)代商業(yè)銀行。因此，轉變機制比上市融資更重要，這才是關鍵。駱德明認為，中國各銀行目前的上市改革在策略上是錯的！從銀行的盈利情況上可以看出，贏得了大量國家注資之后的國有商業(yè)銀行，盈利已經大幅改善。2004年，中國工商銀行實現(xiàn)盈利747億元。外資用30億美元換來工行10%的股權，意味著外國投資者幾乎沒有花費任何溢價，就可以取得這10%的股權，并且可以在4年之內得到至少100%的投資回報率，這還沒有考慮到未來工行上市之后的溢價。駱德明說，建立一個完善的法人法理結構，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金融機構管理制度的創(chuàng)新，也需要法治環(huán)境的配合，絕對不是外資參股之后就能夠形成的。當然，我們可以象出賣深圳發(fā)展銀行和交通銀行控股權一樣出賣各個金融機構的控股權來建立法人治理結構，但是這種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國金融企業(yè)的治理結構，而是外國控股企業(yè)的治理結構了，這樣的成本和代價不是太高了嗎？其實，中國金融業(yè)的根本癥結在于政府與銀行的關系問題，所以，改革政府與銀行的關系，遵循市場規(guī)則，明確責權利，就成為中國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研究員易憲容認為，目前四大國有銀行改革之所以困難重重，最大問題在于無法從以往計劃經濟體制的窠臼中走出，在于政府對金融市場壟斷太多、管制太多，干預頻繁，在于國有商業(yè)銀行既企業(yè)又政府機構的特色?，F(xiàn)行的國有銀行運作機制仍然是以行政主導體制為主、市場規(guī)則為輔；仍然是政府希望以對金融資源的管制來聚集整個社會的資源，并為政府所主導的目標及國有企業(yè)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市場機制如何才能建立起來？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國家花巨資處理了一批又一批，但又在不斷產生著。易憲容認為，目前四大國有銀行改革的關鍵，在于我們的政治制度能否保證金融制度確立的效率性與合理性、改制能否有良好的法律依據(jù)和公開的討論渠道，能否通過利益博弈與協(xié)商的方式公平競爭。他特別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強調在改制過程中的透明化和公開化。他認為國有銀行之所以無效率，就在于各個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界定不清楚。而保證有效率的銀行合約結構兩個最基本的條件是對銀行家的制度安排：對剩余控制權有效激勵與對個人控制權的有效約束。即如何才能讓努力經營和真實信息披露的現(xiàn)實激勵成為可能，如何讓掌有銀行控制權的個人得到約束或職位懲罰。而政府在銀行經營中的作用不再是銀行市場的參與者而是保證銀行有效合約履行的仲裁人。說白了，如果不打破過去沿襲嚴重而濃厚的官僚本位主義，不放棄行政官僚體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無論怎樣參照國外的經營模式和董事會架構，都將流于形式。事實上，在目前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政府干預色彩并沒有減少。有媒體披露，在蘇格蘭皇家銀行財團入股中行的同時，蘇格蘭皇家銀行財團獲得了一系列的“保護性條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就是：“中行承諾，在2007年以前，中行每年度末每股資產凈值不低于2004年年底的水平，否則須予以賠償”，類似包賺不賠的“保護性條款”，在入股中行的淡馬錫集團以及與工行達成初步協(xié)議的高盛財團那里都已經出現(xiàn)。這種“保護性條款”，實際上一種赤裸裸的政府擔保。其中隱含的道德風險一目了然。從向國內儲蓄者提供隱含擔保向外國投資者提供隱含擔保，中國金融業(yè)的政府色彩絲毫也沒有減少。對于銀行業(yè)的引資狂潮，有著名經濟學家言之鑿鑿地斷言：“……只要外資進入，就會對國有商業(yè)銀行行為的改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必然打破現(xiàn)有的關系和利益格局，逐漸形成新的信用文化。”然而，究竟是外資的信用文化改變中國的商業(yè)環(huán)境，還是中國的特殊環(huán)境改變外資銀行的商業(yè)行為，跨國巨頭近年來在中國并不鮮見的造假及商業(yè)賄賂，似乎已經提供了部分答案。另一種改革提要：招商銀行既沒有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也沒有到境外上市，卻連續(xù)四年榮膺世界首25家最佳資本利潤率銀行，創(chuàng)造了足以令中國驕傲的銀行業(yè)奇跡。這為中國金融改革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對于中國金融改革，駱德明先生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通過所有權保持國有、管理權民營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價建立金融產業(yè)的治理結構。駱德明提出，要建立良好的金融企業(yè)，關鍵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設計，以革新的人事制度、按市場化的運作原則，選出 一個責任心強、眼光遠大、懂管理的金融專家型領導班子。余云輝認為，其實在中國，也存在一些沒有通過引進外資、沒有海外上市卻運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業(yè)，比如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聯(lián)。招商銀行既沒有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也沒有到境外上市，卻是國內外公認的一家好銀行。在招商銀行成立以來短短的15年間，創(chuàng)造了足以令中國驕傲的銀行業(yè)奇跡，并連續(xù)四年榮膺世界首25家最佳資本利潤率銀行。中國銀聯(lián)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