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業(yè)務執(zhí)行采董事單軌制等等。 值得注意者，臺灣公司法2001的修正中，有限公司制度有兩方面的性質得到了加強，一是資合性質，措施包括明定表決權多數(shù)決之原則，明定原則上股東按其出資多寡比例分派其表決權等；二是封閉性，措施包括限制出資轉讓等。經2001年修正后的臺灣公司法并未被認為臻于完善。[10] 進而對其進行“全盤修正”的構想仍在繼續(xù)。在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研討過程中，有人提出參照美國公司法上的封閉公司（close Corporation）,于股份有限公司中創(chuàng)設“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的建議。所謂“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允許公司透過全體股東協(xié)議（shareholder agreement）排除《公司法》的運用。這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限制，公司治理結構等制度安排皆得由股東自由決定。問題在于，定位于為中小企業(yè)利用的“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引進后，同為有利于中小企業(yè)利用、性質上皆屬“封閉性資合公司”的有限公司是否有存續(xù)必要？目前的共識包括兩個方面：自現(xiàn)實層面言，臺灣島內目前的有限公司多達42萬余家，遽予廢止而強令改制他種公司，可能因對經濟沖擊過大而喪失可行性；自理論層面言，設計中的“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切管理事項均委諸股東協(xié)議，中小企業(yè)是否有足夠知識能力支持來設計妥善可行的一攬子股東協(xié)議，不無疑問。即使可能，那么各公司無一律性規(guī)范，則該公司將成為事實上最為復雜之公司形態(tài)矣。如此說來，維持有限公司制度之存續(xù)，使各中小企業(yè)得依自己情況，選擇采用簡單明確一律性規(guī)范的有限公司制度，或適合自己特殊需求的“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至少在理論上更為可行。 （四）結論及啟示 上述歐盟、日本和臺灣地區(qū)基本上代表了有限公司制度在新時期的三個可能發(fā)展趨向。歐盟的立法一方面致力于更加突出有限公司和對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差別使有限公司立法由局限于股份公司立法的“例外”而變得更具獨立性，另一方面注意完善有限公司制度的具體內容，增強有限公司在節(jié)約成本、簡約程序等方面的制度優(yōu)勢?？梢姡瑲W盟立法上的有限公司發(fā)展成為一種獨立公司形態(tài)的趨勢是完全明朗的。20余年來臺灣島內一直存在著廢止有限公司制度的聲音，但另一方面，現(xiàn)實經濟生活中有限公司在這一期間獲得了迅猛發(fā)展（由1980年的14萬余家到2002年的40余萬家）。從近期看，臺灣公司法上的有限公司制度將在因應時變的基礎上獲得存續(xù)，但在未來發(fā)展方向上仍存在一定變數(shù)。相比這下，傳統(tǒng)有限公司制度在日本公司法上的發(fā)展變數(shù)最大，其取消有限公司類型，將之并入股份有限公司的立法方向似已大定。 初看起來，有限公司在以上三法域的發(fā)展趨向似乎差異明顯，其實不然。歐盟的發(fā)展趨向是建立在肯定有限公司制度基礎之上的，自不待言。即使在臺灣與日本，有限公司制度并未遭實質否定，相反，它們都以肯定有限公司制度的基本價值為前提。我認為，臺灣地區(qū)、日本關于有限公司廢止的討論或試案并未廢止應然意義上的有限公司制度，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本地區(qū)、國家現(xiàn)行法上實然意義上的有限公司制度安排，尤其是對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關系定位的反思與檢檢討基礎之上的。本來，有限公司自創(chuàng)立之初就是脫胎于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一種簡化了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存在的，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的關系如何定位是大陸法系各國公司立法一個重大的基礎性問題。尤其應當看到，有限公司與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的關系處理是大陸系公司立法的一道基礎性難題。有限公司的一個基本特性即在于它的封閉性，而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這類公開性公司也僅占少數(shù)，大部分股份有限公司實質上也是封閉性的。再從規(guī)模上看，固然絕大多數(shù)的有限公司都是中小型企業(yè)，但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的絕大多數(shù)又何嘗不是中小型企業(yè)呢（如前述日本的情形）。還有，有限公司以具有較濃的人合性著稱，但在眾多的規(guī)模中小、股東人數(shù)不多的封閉性股份公司，公司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又何嘗不是維持公司內部和諧團結的重要基礎呢？換言之，在大陸法系各國，許多名為有限公司的企業(yè)與許多名為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yè)之間的共同點遠大于它們之間的差異。但在現(xiàn)行公司形態(tài)立法體制下，它們被注冊為不同的公司，適用不同的法律規(guī)則，由此產生的不平等性、法律規(guī)定與法的實現(xiàn)之間的嚴重偏差，以及由此帶給人們的困惑是不言而喻的。面對這一法律難題，歐盟立法的應對方式是在有限公司制度內部尋求解決問題之策，即通過修正、完善有限公司制度使之與股份有限公司拉開制度距離，保持有限公司制度的獨立性。日本則到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中尋求解決之策，將有限公司重新回歸到股份有限公司體系之中，使之與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合二為一，適用同一法律規(guī)則規(guī)制，并與公開性股份公司相區(qū)別開來。實際上臺灣研討之中的“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立法思路與日本異工同曲，只不過囿于有限公司的存在現(xiàn)狀而沒有日本立法改革邁出的步子大，而擬將有限公司與“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并存。但是，設想將來有一天一旦“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立法方案轉為立法現(xiàn)實，那么有限公司早晚要其合二為一，恐怕也是順理成章之事。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既使如日本立法改革試案那樣消滅有限公司名稱（形態(tài)），現(xiàn)行法上有關有限公司制度的基本合理內核也將會得以保留，得以適用于擬訂中的“封閉性股份有限公司”，并與公開性股份有限公司拉大制度的距離。所以，嚴格地講，日本《綱要試案》可能會消滅有限公司這一名稱，而實質意義上的有限公司基本制度卻會因此而獲得新生。在此意義上，我們說，歐盟、日本、臺灣地區(qū)有限公司制度的改革趨向，可謂名異而實同。 透過以上三法域有限公司制度的改革趨向，我們還可以看到英美法系封閉公司立法對大陸法系有限公司的制度影響。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兩大法系的相互制度借鑒與法律移植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應看到，許多制度借鑒與法律移植是在制度競爭的結構性壓力之下進行的。這一道理在公司法領域亦為適用。如在歐盟內部，以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國家的有限公司制度安排就直接感受到了英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封閉公司制度的競爭壓力。是被動堅守自己的制度，還是自覺不自覺地借鑒他國制度，還是主動地移植他國制度，德國等大陸法國家不得不作出選擇。大陸法系的有限公司與英美法系的封閉公司在外延上稍有差異，但實質特征是相通的。實際上，大陸法系上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在規(guī)模大小、人合資合方面的差別是表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