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學學報》2006年3期。類似看法還可參見朱立言：“公共管理學科發(fā)展的動力與源泉”，《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3期。 對于研究中心的非中國化問題，研究者并不完全持反對態(tài)度。有學者認為，由于公共管理學科在我國十分年輕，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理論、范式、方法、術語以及學科建設的經驗必不可少。目前我國公共管理的理論，不少都是由海外特別是西方引進的，國際學術界在公共管理學科確實也形成了相對比較成熟的方法、概念和范疇，有些是帶有一定的普適性的。在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基礎還十分薄弱的情況下，國際化戰(zhàn)略是中國的公共管理學科迅速提升研究水平和實現超常規(guī)、跨越式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杠桿。同時，公共管理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只有在國際化的視野下我國公共管理學的本土化才能真正提升檔次，才能真正在世界公共管理學科中占有一席之地。 胡偉：“公共管理學科建設的若干戰(zhàn)略思考”，《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3期。一些具有國內外雙重背景的學者更是基于美國向外學習的歷史經驗、美國公共管理發(fā)展歷程以及中美兩國的可比較性等方面，熱情鼓勵中國正確地向美國等先發(fā)國家學習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 參見藍志勇：“從公共管理視角看美國的發(fā)展經驗和中國面臨的挑戰(zhàn)”，《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5期；“美國公共管理學科的發(fā)展軌跡及其對中國的啟迪”，《中國行政管理》2006年第4期；“它山之石如何攻玉？”，《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4期。必須指出，盡管人們對中國公共管理理論與方法的研究進展表示不滿，但從1994到2003的十年時間里，“公共管理的理論與方法”已經成為國內宏觀管理與政策科學領域年均成果增長速度最快的五個領域之一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管理科學發(fā)展戰(zhàn)略：暨管理科學“十一五”優(yōu)先資助領域》，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76頁。近期關于方法的重視主要表現在對公共行政學實證研究方法的介紹和強調 參見馬駿主持的“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的探索與思考”專題研討：“中國公共行政學研究的反思：面對問題的勇氣”，《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3期。，對定性研究 牛美麗：“公共行政學觀照下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3期。、比較研究方法 阿倫德利普哈特：“比較政治學與比較方法”，《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3期；查爾斯：“使比較研究可信”，《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3期。的介紹等。此外，國外關于案例研究、訪談、問卷調研、實證調查等方法也隨著一系列譯著的出版而被引入我國，其中2006年翻譯出版的主要圖書有：《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政治科學研究方法》（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學出版社）、《政治科學新手冊》（三聯書店）等。此前，重慶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萬卷方法”叢書也收入了英國Sage出版社方法論叢書中的部分書目 書目包括《案例研究：設計與方法》、《案例研究方法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量表編制：理論與應用》和《研究設計：定性、定量與混合研究方法》等。國外較為成熟研究方法的引入對中國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可能會在今后幾年中顯現出來。三、治理理論的引入及其本土化自世界銀行1989年首次使用“治理危機”一詞至今，已經有17年了。在今天，治理理論已形成較為完整的概念體系，并在英美等國產生了卓越的研究機構，大量關于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陸續(xù)問世 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來自英國的羅茲、格里斯托克和來自美國的埃利諾奧斯特羅姆，他們分別主要從政治學與經濟學視角闡釋這一公共管理學的重要理論，代表著作有斯托克主編的姊妹書籍《英國地方治理的新政治》、《英國地方治理的新管理》以及埃利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勵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公共服務的制度建構》等。1998年，英國學者杰瑞?斯托克（Gerry Stoker）在對各種流行的治理概念進行梳理后,提出了治理的五個核心觀點：（1）治理關注治理過程中在政府之外（但也包括政府）的組織機構；（2）治理明確指出存在邊界和責任上的模糊；（3）治理安排使參與其中的行為主體和組織間產生了復雜的依賴關系；（4）網絡是治理實踐的主要形式；（5）治理研究認為政府可以用很多除了利用其權威與立法能力之外的其他工具影響最終結果。 斯托克：“作為理論的治理：五個論點”，載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4頁。而就治理主體而言，治理理論不僅強調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等多元化治理主體，而且強調政府本身的結構也需要多元化。當代中國地方政府機構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層次原因就在于地方治理結構單一化。 張緊跟：“治理結構多元化: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新思路”，《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2期。治理的目標是善治，是使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最佳狀態(tài)。俞可平歸納了善治的六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以及法治、回應和有效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后來他又加入“參與”、“穩(wěn)定”、“廉潔”、“公正”等,將其擴展為十大要素 俞可平：“論政府創(chuàng)新的若干基本問題”，《文史哲》2005年第4期。以“治理”代替“統治”或“管理”，源自于人們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場的失靈，又看到了政府的失敗。從這一點來說，治理理論超出了“傳統公共行政”與“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治理理論汲取了制度經濟學中“多中心治理”與“集體行動”理論以及政治學中“第三條道路”和“社群共同體”思想 孫柏瑛：《當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紀的挑戰(zhàn)》，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融合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理論資源，從而緩解了經濟學與政治學在理論預設上的對立，在某種程度上推進了兩個學科資源的整合。從這一點來看，治理理論似乎又超越了公共管理理論的范式?！爸卫怼崩碚撛谖鞣揭怀霈F，就迅速引起了中國研究者的關注，其引進、討論幾乎與西方同步。國內最早介紹“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可能是發(fā)表在“公共論叢”《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專輯（1995年）上署名知賢的論文：《GOVERN ANCE：現代“治道”新概念》。此外，徐勇的論文《Governance：治理的闡釋》(1997年)、毛壽龍的專著《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1998年)、俞可平的論文《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1999年)等，都相當及時地介紹了治理理論的基本理念及其發(fā)展態(tài)勢 這一歸納轉引自何顯明：“市場化進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變遷及其內在邏輯：基于浙江的個案研究”，《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6期。如果說俞可平主編的《治理與善治》（2000年）對治理理論的前期研究成果進行了階段性總結的話，那么孫柏瑛的《當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紀的挑戰(zhàn)》（2004年）則是目前國內對治理與地方治理理論梳理得較為全面與系統的著作。孫的著作在闡述治理與地方治理概念體系的基礎上，對地方治理的背景與動力、理論基礎、目標與績效導向以及其中的分權化改革、地方政府重組和公民參與等作了系統論述。治理理論傳入中國并對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產生重大影響，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中國改革開放28年來的一個根本變化是，國家逐漸退出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并且逐漸形成了由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個領域并存、成長、互動的新格局。如同企業(yè)是市場的主體，民間組織作為社會發(fā)展的主體，1978年以來獲得了“暴發(fā)式增長”。中國民間組織無論是在數量、規(guī)模上，還是在種類、結構上，都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薩拉蒙所謂“全球結社革命” 的一部分。民間組織的興起與治理理論的傳播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在于：管理型、協調型、服務型民間組織承擔了支持市場體制“自運行”的部分作用，使政府從微觀、具體的行業(yè)管理的職能中脫離出來，從而轉向宏觀調控職能，并因此促進了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換；公益型、志愿型、專業(yè)服務型民間組織的出現，促進了公共服務型政府職能實現方式的轉變，政府與民間組織以“共同的目標”而非“天然的壟斷”為合作基礎，分享社會空間的公共服務，共擔公共事務的治理責任。因為民間組織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多樣性的公共品的需求，積累了利于合作的、區(qū)別于市場交換與政府強力的社會資本，而且能夠通過自組織體系解決特定范圍內的事務 林尚立、王華：“創(chuàng)造治理：民間組織與公共服務型政府”，《學術月刊》2006年第5期。 。基于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中國學者開始了對各種社會組織的研究。除了對社會組織的大量理論研究外，引人注目的是對行業(yè)協會、商會、慈善組織等進行的實證研究 這方面的主要學者包括鄧正來、俞可平、何增科、王名、余暉、高丙中、康曉光、陳剩勇、郁建興等。這些研究涉及社會組織生長的環(huán)境特征 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huán)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合法性問題 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內部組織與自主治理 陳剩勇等：《組織化、自主治理與民主：浙江溫州民間商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以及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等方面 郁建興等：《在政府與企業(yè)之間：以溫州商會為研究對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民間商會與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溫州市的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同時，中國社會組織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也得到了深入研討，有學者提出需要改善社會組織生長的制度環(huán)境 俞可平：“改善我國公民社會制度環(huán)境的若干思考”，《理論動態(tài)》2005年11月（總第188期）。，也有學者提出社會組織自身應該優(yōu)化內部治理、加強自律規(guī)范 潘左華：“轉型時期我國第三部門缺失與構建”，《公共管理學報》2005年第1期?；诮M織形式的網絡化，中國學者日漸重視社會資本的研究。像布迪厄、科爾曼、帕特南等學者的社會資本理論得到了諸多解讀。還有學者將社會資本看作是政府創(chuàng)新的基本變量 莊德水：“政府創(chuàng)新：社會資本視角”，《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2期?；谥卫韺崿F方式的多元化，中國學者逐漸把關注點轉向“交換”與“強力”之外的“合作”上來。張康之在其發(fā)表的系列文章中指出，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及其交往關系中,合作與協作是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兩者最大的差異在于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合作型的信任關系是與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長起來的；而協作建立在分工基礎之上。在工業(y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是一種協作的行為模式,在行政領域與之相對應的是官僚制的分工協作；這種分工協作的模式無法容納多元社會治理力量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在對工業(yè)社會歷史階段的超越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的是合作的行為模式。人們的合作關系以及行為模式的建構,將意味著人們交往活動中出現一種更高形態(tài)的“差異互補”機制,也意味著人類社會走向一個更高級的歷史階段。因此,在社會治理模式建構方面,需要根據合作社會的要求去建構一個合作的社會治理體系 張康之：“走向合作治理的歷史進程”，《湖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協作’與‘合作’之辨異”，《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基于契約的社會治理及其超越“，《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論行政倫理研究中的話語重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等。通過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治理理論開始了它的本土化歷程。這種本土化主要在“非政府組織”、“社區(qū)治理”與“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多元化”等論題中進行。比如，陳剩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