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達出來，而且要“美”。６. 闡釋學:闡釋學是中西比較詩學中的一個術語，它指運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對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進行闡釋。這種稱呼往往表示了人們對外國的一般看法。９. 節(jié)譯:節(jié)譯就是翻譯者根據自己的意圖，在翻譯外國的文學作品時加以刪削。五、簡答題為什么讀者對譯作的接受比對本國文學的接受具有更大的“叛逆性”？答：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往往受到其主觀的意向或者說其“期待視野”的影響，而其主觀的意向和期待視野又受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審美習慣等因素的制約，讀者在接受譯作時，由于其主觀意向和期待視野與原作產生更大的差異，因此，他接受譯作會比接受本民族的文學作品產生更大的“叛逆”。因此，有些對外國的想象雖然荒誕不經，但它們仍然揭示了民眾的心理和文化習俗、愿望等，所以它們仍然是很有意義的。 譽輿學與淵源學有什么區(qū)別？ 答：影響研究中的譽輿學（流傳學）是從影響的放送者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而淵源學是從接受者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接受者接受了國外文學的那些因素，對他的創(chuàng)作、作品產生了什么實際影響。在這方面，愈是奇異的環(huán)境對接受者的影響就愈大。他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具有他接受的外國作品的整體風貌和情調，但不能具體判斷他模仿了誰。另外，學科的跨越也包括在“跨越性”之內。為什么“母題“具有很強的滋生主題的能力？ 母題之所以具有很強的主題滋生力，是因為母題反映的都是人類的一些基本問題，基本人性。改變的往往只是形式，而本質則是差不多的。從這些基本因素出發(fā)，往往能產生很多的互有差異的主題。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第一處的“氣”中，“氣”是針對作品而言的，它指的是作品的一種整體的風格、氣韻。而在“引氣不齊”中，“引氣”指的是作家運用這種天然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才氣的能力。運用“文類學”的理論，分析中西悲劇的主要區(qū)別。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一，表現在悲劇的結局上。第二，表現在悲劇人物的處理上。第三，表現在悲劇的內心上。而中國的悲劇則差不多都可以納入倫理悲劇的范疇中。相似：這兩個故事的母題都是寫一種奇異的愛情（人獸、人妖、人狐、人蛇等等都屬于這一母題）。在情節(jié)、人物上，它們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人和蛇化成的女子邂逅相愛，都是在相愛后被社會傳統(tǒng)道德的化身發(fā)現而遭到勒殺。另外，在中國，盡管白娘子被壓在雷峰塔下，但最后還有一個虛幻的美好的結局（即所謂“白狀元祭塔”和天帝懲罰法海和尚等），但在西方確實一個地道的悲劇結局。另外，人物也有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青蛇”以外，在中國充當道德化身的是“和尚”，而在西方則是“哲學家”，在中國男主人公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書生”，而在西方則是一個哲學家的弟子。復習要點 比較文學的定義是什么？比較文學的定義：比較文學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簡要談談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在以同源性為突出特征的影響研究的可比性中，影響的種類、影響的途徑和接受的實證性方式就成為法國學派比較文學具體的研究內容。由于在法國學派那里可比性已被人為限制到很小的領域內，顯而易見，這并不是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全部。出自同源的文學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傳播與交流中，在語言翻譯層面、文學形象層面、文學文本層面、文化層面產生了文化過濾、誤讀與“創(chuàng)造性叛逆”，產生了形象的變異與接受的變異，甚至發(fā)生“他國化”式的蛻變，這些都是變異學關注的要點，在這里，差異性成為可比性的核心內容。比較文學發(fā)展到以平行研究為特征的美國學派時，影響研究的束縛便得以突破。平行研究的對象是彼此毫無直接影響和親緣聯(lián)系的不同國家或民族間的文學。而綜合性則是立足于文學，以文學與其他學科進行跨學科比較的一種交叉關系。(4)、異質性與互補性 異質性與互補性的可比性主要是從跨文明平行研究和總體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的，因為，法、美學派均屬于同一歐洲文化體系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而隨著比較文學發(fā)展到以跨文明研究為基本特征的第三階段，異質性作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又凸現出來。因此，在跨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中，“異質性”是其可比性的根本特征。換句話說，研究異質性是為了達到互補性。由于多元性是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觀念，由此才能在中西比較文學及東方文明之間（如中國與印度等）文學比較研究中使被比較的對象互為參照，從淺層次的同異比較向深層次的文化探源發(fā)展，為實現交互性和總體性奠定基礎。由互補性而達到的總體性原則可以說是對比較文學發(fā)展的最高層次的探索，也可說是對比較文學誕生初衷的最徹底回歸。什么叫流傳學？試分析它的特征及研究范圍。1931年，法國比較文學學者梵它的主要特點就是從給予影響的放送者出發(fā)，去研究作為終點的接受者的“他者“情況，包括文學流派、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國的際遇、影響及被接受的情況。因此，其特征表現為研究方法具有實證性，研究對象是文學關系。梵他說“地道的比較文學最通常研究著那些只是兩個因子間的‘二元的’關系。”流傳學正是在這樣的基點上，沿著從“放送者”、“傳遞者”到“接受者”的經過路線，著重研究作家、作品（包括文學思潮和流派）對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流傳和變化，實際上就是在尋找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間的“文學關系”。其次，流傳學具有實證性。因為其研究的對象是“文學關系”，而這種關系只有建立在事實性基礎之上才能成立，否則就無所謂“關系”。這就形成了流傳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實證性。流傳學的特征也同時決定了它的研究范圍。其范圍大致可以把它歸納為：接受者國家和作者對作為放送者的外國作者的認識和評價、接受者通過什么方式、途徑受到何種影響，及影響的內容和過程，等等。中國元曲《趙氏孤兒》在歐洲的流傳，就是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交叉影響和循環(huán)影響的雙向互動的典范。于是作為起點的中國古代戲劇作品《趙氏孤兒》，經歷了在法國、英的改編和再創(chuàng)造，最后又返回到它的故鄉(xiāng)。英國人通過法國而認識中國文化?？梢?，作為放送者的《趙氏孤兒》在英國人那里變成了接收者，即它接受了法國的《中國孤兒》和中國的《趙氏孤兒》的影響，形成了它與法國、中國戲劇之間的互動，呈現出一種交叉影響和互動關系。從中國的《趙氏孤兒》到伏爾泰的《中國孤兒》，直至再返回中國，這既是一種循環(huán)互動，也有交叉影響。什么是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文化轉向”是翻譯研究兩大主將勒菲弗爾和巴斯內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譯研究所要關注的就不僅僅是語言問題，它必須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展開自己的討論。換句話說，譯介學的前景正在于如何通過對文學翻譯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思考異質文化之間交流的深層問題。他們還明確提出“轉向文化”的方法就是要去研究翻譯過程中復雜的文本操控是如何發(fā)生的。簡述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研究范圍與內容。注視者是當代形象學研究的重心。比較文學形象學和他者形象指涉的范圍雖比一般文藝理論涉及的形象范圍狹窄，但他也并不僅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學作品以及相關的游記、回憶錄等各種文字材料中，像異國肖像、異國地理環(huán)境、異國人等，就都可以納入比較文學形象學他者的研究范圍。由此可見，每一種他者形象的生成總是伴隨著注視者自我形象的建構，二者相互發(fā)現、相互證明、相互補充。簡述形象學中的注視者與他者的關系。在這種關系形態(tài)中，注視者建構的異國形象已完全被理想化，具有濃厚的天堂般的幻象色彩憎惡。在這種關系形態(tài)中，在憎惡心理的驅使下，注視者在極力丑化、妖魔化他者形象時，也建構了一種凌駕于他者之上的無比美好的本土文化的幻象。它與“狂熱”要求的對他者的完全順應不同，也與“憎惡”要求的對他者粗暴的同化不同，它認為他者處于與注視者既不更高、也不更低的地位，二者構成一種相互尊重、平等對話、交流的關系。接受理論的產生，極大沖擊了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革新和創(chuàng)造了一批新的研究范式。接受理論對讀者在作品實現過程中主導地位的肯定，對讀者接受規(guī)律的研究，正好契合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影響的放送路線中對接受者的關注，比較文學和接受理論在這里找到了它們的契合點。比較文學中的接受研究以接受理論為基礎，接受學從接受理論中吸收了諸多理論養(yǎng)分，二者在理論認識方面不乏共性，都注重讀者在閱讀中的作用，都認為作品的意義是在讀者的參與下建構起來的，但二者又有所區(qū)別。接受理論將讀者視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但卻并沒有設定限制。接受學對傳統(tǒng)的比較文學理論有何突破與創(chuàng)新？比較文學接受學的出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豐富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式，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無論是對比較文學研究本身，還是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前的比較文學論著大多是以法國學派、美國學派和中國學派為主要板塊來建構學科理論體系的，再進行歷時性理論描述時無法兼顧一些帶有共時性特征的理論問題，如對接受研究的歸類就是如此。明確地將比較文學接受學納入文學變異學范疇，可以消除目前的混亂狀況，也為接受學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框架中找到了合適的歸屬。再次，接受學的求“異”思維，有助于推進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但是，求“異”更為重要，通過對“差異”和“變異”的探討，可以發(fā)現作為比較對象的各種文學的民族特性。俄國比較文藝學之父、“歷史詩學”奠基人亞歷山大關于俄蘇學派歷史類型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康拉德做出了全面和細致的說明，認為其大體可以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由某種歷史共同性的因素而產生的一些現象，如十九世紀法國、英國、俄國、歐洲其他國家以及亞洲某些國家的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類型學相似；各國文學在沒有任何歷史共同性甚至產生于不同歷史時代、彼此缺乏任何聯(lián)系的條件下所產生的相似性現象。俄蘇學派在聯(lián)系中國、日本、波斯等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方面做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不過，以維謝洛夫斯基、日爾蒙斯基等為代表的俄蘇學者一般都將東西方文學比較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類型學的相似上面，而相對忽略了對于其內在差異性的考察。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發(fā)展進程中歐洲中心論的步步失勢和瓦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意識到突破單一歐洲文化體系局限的重要性，在打通類型學相似的前提下強調研究對象的“異質性”——這是跨文明語境下類型學研究的新特色。這種“異質性的失落”的危機在中國的東西比較文學類型學研究中大致有兩方面的體現。以求同思維為中心的比較文學研究摸式，針對廣義上同屬單一文明范疇之內的西方文學時有很實際的應用性，然而，當我們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投向不同的文明體系中的文學比較時，就會發(fā)現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學原則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學的不同，更多的是而對同一個文學對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學表達形式或觀念的變異，跨文明語境下類型學研究的重心已由相似性轉移到了差異性之上。1什么叫主題學研究？試敘述主題學發(fā)展歷程。主題學的產生主要是德國的民俗學研究。第根總結了德國學者的民俗學研究方法。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