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文庫吧資料
2025-08-03 08:37本頁面
【正文】 %，2004年是36%。 我國經濟發(fā)展靠投資、出口與消費拉動，但投資最終必須要有消費支撐，是經濟發(fā)展的基礎，否則是經濟難以持久穩(wěn)定增長。這意味著需要大量的產出用于投資，才能維系較高的經濟增長。二是從“增量資本產出率”這一指標來看，中國的投資率很高，但投資效率太差。 高投資低消費現象說明以往的積極財政政策存在問題，一是用積極財政政策來拉動內需效果不明顯，國內消費沒有和GDP同步增長而下降?？偼顿Y對GDP的比重達到4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為22%23%)，%(世界平均水平超過70%)[11]。而發(fā)達國家GDP消費率一般為70%75%，中國GDP 消費率低于世界水平15個百分點。對社會保障資金的忽視，也同樣形成隱性債務，如對養(yǎng)老金的欠賬的隱性債務，據世界銀行1996年測算，這部分債務1994年已占中國GDP的4649%大約為21468－32202億元，僅僅把銀行不良貸款損失和隱性養(yǎng)老金債務加在一起，1999 年GDP 的比例就在5064%之間。 1998—2002年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國共發(fā)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總投資規(guī)模32800億元，到2002年底累計完成投資24600億元，也形成了18700億元的國債余額。因此，保障對他們的公共產品供給，是解決社會公正及社會和諧穩(wěn)定最有效途徑之一，也是加快經濟體制改革與政府轉型的重要保證，更是轉型時期政府對國必須民履行的基本職責。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為現在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最大障礙[8]。社會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須提供。 中國國有資產的形成過程其實是通過低工資和“剪刀差”完成資本積累，貢獻者主要是工人和農民。 我國目前有2200萬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有達7587萬人的農村貧困人口[7]（包括絕對貧困人口為2610萬人，初步解決溫飽但還不穩(wěn)定的低收入人口為4977萬人，如按世界銀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標準測算，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有2億人）。[6]。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2005年5月27日中國扶貧開發(fā)協(xié)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透露，目前總共有2200萬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而這部分人也成為城市低收入群體。因此，將社會保障覆蓋到農村是政府不能再推卸的責任。而且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因存在基金收不抵支問題而需要中央和各級財政補助，僅2003年，各級財政補助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544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補助474億元[4]?；I集資金和參保人數對于我國有八億龐大人口的農村居民來說差距十分巨大。 建國以來，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主要是滿足城鎮(zhèn)居民的需求，8億農民無緣充分享受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如“農村養(yǎng)老保險制度”至2003年底，只有5428萬人參保，積累基金259億元，198萬農民領取養(yǎng)老金。根據國際經驗，一國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時期，也是該國公共產品需求快速擴張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是以公共服務為基礎。 雖然政府機構也提供“公共產品”、“社會服務”，但機構設置不合理，人員龐大，“人頭費”開支比例大，以及若干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費用過多，擠占了稀缺的公共資源，侵蝕了政府的財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公共設施、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公共衛(wèi)生等等方面供給不足或無力供應，社會問題越積越多。而高達37960億的國家實際支出中，%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四類項目。[1] 根據專家計算，2003年由國家財政、預算外資金、企業(yè)和村民交費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業(yè)供養(yǎng)費用高達14266億元，加上公安和武裝警察的1500億，達15766億元。截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數字，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耗用約3000億元人民幣。另外，雖然自1978年以來經濟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呈不斷下降，由1978年的64%下降到2003年的30%，但按財政功能性質支出中占比例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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