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且這種平衡永遠都不會因為一個人行使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因此，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權利的普遍化并不會給他人帶來損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安樂死存在的合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其三，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得不出對其限制的充分理由。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將人基于內在自由選擇而請求實施安樂死的社會代價與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進行比較，結果對安樂死進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僅以“將安樂死作為殺人工具”有害于社會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因為它僅可以作為殺人的手段而不能成為殺人的目的和動機。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更何況“這既沒有賦予集體以完全不顧個人價值的權利，也沒有賦予集體為了整體而戮害個人價值的權利?！保?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保?1）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個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還會給社會節(jié)約大量的資源，從而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會資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區(qū)分為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其中分配正義是指對待不同人之間的相對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們授予利益或者設定負擔。（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13）就限制患者請求實施安樂死而言，社會分配給他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著，這種分配的正義顯然是不平等的，它不應該為社會所贊揚。需要強調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就社會制度正義而言，被禁止實施安樂死者并沒有因此而帶來補償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狀況不同的這種禁止也是不符合羅爾斯關于不平等情況下衡量社會正義的原則的。（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四、法律的人文關懷既然從個人的權利的自由選擇的角度既可以證成安樂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證偽安樂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應該體現其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關注這種權利，將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護。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fā)，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fā)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人文精神以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人的權利的平等尊重和關懷為特質?，F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代法律產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因此，法必須以人文精神為基調，并不斷的充實這種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法應該尊重和確保人的這種選擇權利，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進行認可和維護。病人也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yōu)槌霭l(fā)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反之，如果法律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選擇漠視的態(tài)度，則辜負了其應有的使命；如對其進行限制，對相關無過錯者處罰，就表現出殘暴，就辜負了其應有的人道。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個人的自由如果沒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體現了其應有的人文關懷精神。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是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刑法是強制性法律，其條文都是一種否定性規(guī)定，它所規(guī)定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去做的行為，一旦人們做了這種行為，違反了刑法的規(guī)定，則會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guī)定應該慎之又慎。對安樂死也是如此，一旦安樂死被列為刑法的禁止性行為，則當現實生活中發(fā)生這種情況時，就會遭到來自國家的強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y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反之，如果懲罰這種行為，則將導致客觀歸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法的人文關懷精神。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在的反映了該醫(yī)生的內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代刑法的人道性。（16）但是在這種不能證偽的合理性下，權利還是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當法律對權利給與足夠的關注時，它才能為人們所重視，才能為人們毫無顧忌的行使。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對安樂死的立法應該早日提上日程。第五篇：一辯稿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一辯稿 正方安樂死在我國的定義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tài)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y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tài)中結束生命過程。關于在現今中國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我方持肯定態(tài)度，接下來我方將已三個方面闡述這一觀點。，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稇椃ā芬?guī)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鄙砘疾恢沃Y的病人，其精神和身體都在忍受極端痛苦，當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絕茍延殘喘的活著，而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時，我們難道不應尊重其選則，使其通過安樂死達成夙愿嗎？況且部分身患絕癥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規(guī)律，本應走向盡頭，可我們明知病人已行將就木之時，卻仍一廂情愿使用各種儀器延長其生命，也就是延長其臨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這是極不人道的。2當沒有切實可行的既減緩病人病痛又無法有效延長其生命的的情況下，.安樂能保證病人的生命質量，維護其生命意義。人具有社會屬性，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xù)存活，當病人處于極度痛苦中，并且沒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時，其精神和身體往往承受著雙重折磨。其生命質量已無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選擇安樂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時，這對于其生活質量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當我們的生命只剩下茍延殘喘和巨大的痛苦時，敢問他的價值何在，珍貴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安樂死》一文中所說：與其讓他們（植物人）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tài)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并莊嚴地結束生命。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認為安樂死應當合法化。，將大量資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癥，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棄自己生存權利的人，實質上是一種對醫(y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他們安樂死不僅能結束其痛苦，滿足其意愿，更則能使一部分醫(yī)療資源被節(jié)省下來，從而用于更需要醫(yī)療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綜上所述，我方認為，現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