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立外國法制史課程的體系，一般稱為“外國國家和法律制度史”。198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國內統(tǒng)編教材《外國法制史》在擺脫蘇聯(lián)模式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這是我國學者自己編著的外國法制史教材，對以后的教材建設做出了貢獻。1983年12月，我國出版了《羅馬法》一書，是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的一種。1987年中國政法大學也出版了《羅馬法基礎》。這兩部著作也屬于外國法制史學科教材。1994年出版的由林榕年主編的《外國法制史新編》在課程體系上做出重大變革，完全拋棄了仿蘇聯(lián)教科書的四大段模式，分為“綜述”、“分述”兩篇，“綜述”對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和現(xiàn)代法做概要介紹，“分述”對楔形文字法、古印度法、古希臘法、古羅馬法、日耳曼法、教會法、中世紀歐洲的城市法、商法、海商法、伊斯蘭法以及英、美、法、德、日和歐共體的法律分別進行介紹。此外，有的院校采取古代部分按照法系，近代以后部分按照國家的體例編寫外國法制史教材。進入21世紀后，各校編寫的外國法制史教材均系統(tǒng)闡述了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以及不同法系的歷史沿革、基本內容和基本特征，同時對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比較研究。與以前不同的是這些教材以法律制度為重心（原蘇聯(lián)國家與法權通史，以國家制度為重心），加大了對近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的法制經驗的總結，以至近現(xiàn)代法律內容所占的篇幅遠大于古代法律部分，有些章節(jié)涉及20世紀90年代后期乃至21世紀初以來的法律的最新發(fā)展狀況。三、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的成立和發(fā)展在外國法制史學科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起了重要的作用，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于1982年4月在武漢大學成立，該會的宗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組織會員開展外國法律制度史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積極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至今，研究會已經召開了20屆全國性的學術年會，同時，從1984年起，研究會編輯出版學術論文集《外國法制史論文匯刊》，研究會將每屆年會專題研討的優(yōu)秀論文集輯出版。學術年會結合我國及世界法律研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與趨勢，確定我國外國法制史研究與教學中的重大課題，進行深入的學術交流與對話，極大地促進了外國法制史的研究。如“法律移植的理論和實踐”（2000年第13屆年會，湘潭大學）；“20世紀外國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2001年第14屆年會，蘭州大學）；“20世紀外國司法制度改革”（2002年第15屆年會，貴州大學）；“20世紀外國民商法”（2003年第16屆年會，煙臺大學）；“西方憲政的發(fā)展”（2004年第17屆年會，山西大學）；“20世紀外國刑事法律的理論與實踐”（2005年第18屆年會，西寧市）；“多元的法律文化”（2006年第19屆年會，內蒙古大學）；“混合的法律文化”（2007年第20屆年會，江西大學）；“英美法系及其對中國的影響”（2008年第21屆年會，華中科技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在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的帶動影響下，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的隊伍不斷壯大，其成員不但包括全國高校從事外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的學者，而且擴及法學理論、憲法學、民法學等學科的學者。一批中青年學術骨干也開始成長起來。四、外國法制史的研究熱點與主要成果外國法制史領域的學術論文、專著、譯著成果迭出，不僅在數量上突飛猛進，更取得了質的飛躍。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其一，從縱向上按歷史發(fā)展和法系特點歸類；其二，從橫向上按部門法研究分類；其三，按法律文化傳統(tǒng)歸類。研究的熱點主要有：。羅馬法作為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古代法律制度，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羅馬法一直是外國法制史領域中歷久彌新的熱點問題，這里既有對羅馬法原則和精神的探討，又有對羅馬法具體制度，比如契約、無體物、家父制度、物權制度等的研究。普通法一直是外國法律史學界研究的一個重點，但是以前的研究大都過于寬泛，基本上是介紹性、導讀性的論著，較少從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考察。近年來，學界開始注意到，由于普通法自身形成過程的特殊性，對于普通法的理解和研究最好從歷史的角度著手。近年來的普通法研究進一步挖掘具體制度，比如歷史地分析契約受挫規(guī)則、可預見性規(guī)則、英國的律師制度改革等。國內學者從英美憲政制度的形成背景、具體構成、運作機制、實際效果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以期對當下轉型時期的憲政需求做出回應，這也是目前英美憲政研究的趨勢。外國法律史學者對西方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這個問題既是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的主題之一，也是近幾年公開發(fā)表的論文較為集中的一個研究主題。目前國內學者對外國經濟法的研究涉及美國開發(fā)西部的法制經驗啟示、美國憲法關于經濟制度的規(guī)定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指導美國經濟發(fā)展的作用、美國法院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反托拉斯案件的重要判例、日本經濟法在20世紀的發(fā)展概況、歐盟反傾銷法的產生和發(fā)展等諸多問題等。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比較法學和外國法制史學一直都在探討的課題，由于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將“外來法與本土法”確定為2000年會主題，從而使法律移植問題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者們就法律移植的概念、法律是否具有可移植性、如何移植外國法律等問題存在激烈爭論。多數學者認為，法律移植是必要的、可行的，甚至是法律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無論中外法律史的發(fā)展歷程都證明，任何國家的法律發(fā)展都離不開對外國法律的移植。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是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一國的法律很難適應另一國的社會發(fā)展狀況，真正意義上的法律移植很少發(fā)生的，而且很少有成功的先例。關于如何移植外國法律問題，多數學者都認為，對待外國法律切忌照抄照搬，而應該立足本國實際，選擇與本國社會發(fā)展狀況相適應的法律加以研究、分析，在對移植的困難、后果進行充分評估的基礎上，逐步移植。至于移植的具體方法，既可選擇特定國家的某種法律制度、法律條文、法律原則等加以移植，也可以將幾個國家的相應法律制度糅合起來加以移植，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將外來法律與本國原有法律文化有機結合起來，使之本土化。 六十年來，外國法制史專著不乏扛鼎之作，如周柟教授的《羅馬法原論》、沈宗靈教授的《比較法研究》、何勤華教授的《二十世紀的日本法學》、彭小瑜教授的《教會法研究》，此外何勤華還主編了美、英、法、德、日、意、奧七國法律發(fā)達史，及《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此外，在《比較法研究》、《比較法學》、《外國法譯評》等學術刊物上發(fā)表了眾多學術論文，表明這門學科正在走上獨立發(fā)展的道路。第三部分 困境與思考六十年來，中國法律史學在學科建設、研究機構和學術研究等方面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是隨著市場化的沖擊，法律史學科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法律史的研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人才流失、經費不足，刊物出版受阻等，中國法律史學的生存空間存在被壓縮、被邊緣化的趨勢。有學者從法史學內在狀態(tài)看到了某種學科發(fā)展的危機，如梁治平指出：“時下表面看上去繁榮的法律史學，實際上被一望而知的套路、一成不變的方法、現(xiàn)成的結論、固定的表述所充滿?！?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法律史學者一直在思考法律史學的出路。（一）繼續(xù)拓展法律史的研究領域。進行專題研究往往是不同學科的交叉和結合，法學與史學、法學與社會學、法學與政治學等交叉，以及多學科的融合，將使法制史研究領域日益寬廣，內容更加豐富。（二）要進一步全面研究部門法史。中國法制史包含部門齊全、內容豐富的法律制度，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外國法制史中的部門法史，也值得系統(tǒng)而深入地進行研究，從而在更廣闊的方面借鑒歷史經驗和教訓。（三）中國法律史學的發(fā)展需要進一步的創(chuàng)新。中國法律史學的創(chuàng)新，除了選題的創(chuàng)新、史料的創(chuàng)新、方法的創(chuàng)新和理論的創(chuàng)新，也亟待學科制度的創(chuàng)新。有學者從研究范式的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法律史學科研究深入反思之必要性。認為為了把西方法律概念和法學理論支配下的中國法律史研究拯救出來，很有必要先做解構工作。只有在解構這種西方法學概念和法學理論宰制下的現(xiàn)代中國法律史敘事模式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回歸本土的學術研究脈絡，才有可能真正走進歷史現(xiàn)場，也才有可能通過文獻資料這一特殊橋梁與中國古人進行直接的對話和交流。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準確理解和把握中國法律史的真面貌和真精神，這也是重新思考中國法律史的一個前提條件。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