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范式選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資料下載頁
2025-06-27 23:14本頁面
【正文】 得實質性的進展，在有的國家甚至有些回潮，但是在放松管制、公共領域引進市場機制、建立公共領域的內部市場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三是強化信息技術運用的實踐變成了一場重理政府運動，80年代強調采用信息技術，90年代開始強調利用信息技術來改革原有的工作程序、組織等結構方面的問題。四是90年代各國政府都開始重視政策制定能力的提高和政策執(zhí)行效率的改善，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國家均開始了強化政府政策執(zhí)行部門自主權的改革，形成了一股“執(zhí)行局自主化”的改革潮流，從而重新塑造了政治(政策)與行政(執(zhí)行)之間的關系。這一治道變革的實踐，實際上意味著公共行政范式的變革。筆者認為，用現代化的話語，如果政府的第一次現代化是韋伯式的官僚化，那么政府第二次現代化就是今天世界各國所普遍面臨的治道變革，而且治道變革的深度和廣度與官僚化的現代化毫不遜色。治道變革所包含的許多原則和政策建議，如富有企業(yè)家精神的政府、在公共領域引入半市場競爭、以自由競爭的公共企業(yè)組織來替代高度壟斷的官僚組織來提供公共服務、從集權走向分權、強調多樣化的自主發(fā)展等，都可以在《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中找到系統(tǒng)的論述。對于公共行政來說，當代西方政府所進行的治道變革，其主要內含實際上就是奧斯特羅姆在本書所闡述的從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的變革。奧斯特羅姆在本書最后一章認為，從民主制行政走向官僚制行政，意味著倒退；而從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實際上意味著一個哥白尼革命式的轉折點。他在理論上闡明了這一轉折點的邏輯，該書出版后西方國家政府的治道變革大幅度地提高了各國政府的活力，使新西蘭、英國、美國等國家走出了經濟發(fā)展的低谷，這在實踐上證明了這一變革具有巨大的比較收益。這說明，奧斯特羅姆教授雖然把自己的研究一直局限于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和實踐，但其所包含的智慧卻并不一定只適合于美國。1997年11月到1998年2月，筆者相繼到英國和美國進行學術訪問，發(fā)現英國和美國的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我們都把它們當作發(fā)達國家，屬于西方世界。筆者也發(fā)現，即使在英國和美國的內部各個城市和各個地區(qū)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種不同有時還很可能大于英美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說明了各國的治道，甚至同一國家內部各個地方的治道都應該有所不同。但是這種不同，并不意味著徹底的相對主義。人類在構造治理體制方面的確面臨著多種多樣的選擇，但是這種選擇并不是沒有代價的，有的社群選擇對了，走上了發(fā)展之路，有的社群選擇錯了，走上了停滯甚至衰退之道。最近20多年里，西方國家相繼選擇治道變革，這一變革雖然因國而異，但大致取向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并且改革越徹底，取得的成就越大。這一變革甚至還影響到了日本政府的進程。1998年11月上旬，筆者去日本訪問，與日本眾議院、參議院、通產省、經團聯(lián)等實際部門的官員以及東京大學、慶應大學、筑波大學、法政大學、外務省國際問題研究所等教學研究單位的學者進行了訪談，發(fā)現日本于1990年以后經濟上出現了停滯甚至負增長的問題。由于這一原因，日本的政界和官僚界正在開始思考政治行政結構可能存在的弊端，并試圖改革這一結構。通過訪談了解到，日本政府的改革思路與當今世界各國政府的治道變革的潮流是一致的。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同時也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市場經濟建設時日方短，但已經獲得了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上升等收益，如何建設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時代政府如何運用市場的方法來管理公共事務，改善公共行政的質量，實現行政現代化，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現實問題。中國政府的治道變革與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有類似之處，如政府職能的市場化、把市場機制引入公共部門、政府程序計算機化等。但由于歷史背景不同、面臨的現實挑戰(zhàn)不同，中國政府的治道變革也有其特色。在筆者看來，中國政府的治道變革主要集中在如下四個主題上，從計劃政府走向市場政府，從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從專政政府走向民主政府，從單中心政治統(tǒng)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由于國情差異，中國的治道變革與西方各國的治道變革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是東西方行政發(fā)展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是共同的，理論和實踐的軌跡也有許多重合之處，東方和西方國家都在為改善政府績效、提高政府能力而進行著大規(guī)模的政府改革。奧斯特羅姆的《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一書，沒有專門論述中國的行政發(fā)展問題，但是其中對于從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這一哥白尼式變革的探討，對于我們進一步奠定中國政府治道變革的思想基礎，無疑是有所裨益的。比如，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了7次，但是根據許多學者和實踐者的看法，前6次改革的成效似乎甚微，本次機構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可能性也未必很大。這是為什么呢？是不是指導機構改革的理論基礎存在問題？我們是否需要進一步反思我們政府機構改革的思想基礎？我們目前所進行的行政學教學是否一定會有利于公共行政的實踐？是否會有教學越多越誤事的可能性？細心的讀者不難從本書找到解答這些問題的理論線索，并以此為基礎，展開研究與中國公共行政發(fā)展密切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書篇幅不大，但是其中包含的理論邏輯卻極其豐富。任何一個好思的人，閱讀之余都不會覺得本書是一本僅有十幾萬字的短篇著作。如果讀者能夠覺得本書有利于自己的腦力訓練，有助于思考自己所關心的公共行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那么本書中文版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本書中文版的翻譯得到了許多朋友同道的幫助。劉軍寧博士提供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北京大學李景鵬教授閱讀了本書的初譯稿，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在百忙之中為本書中文版作序，并在翻譯過程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謹致謝意！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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