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斜性勞動立法的困境與變革路徑-資料下載頁
2025-06-24 20:20本頁面
【正文】 采用司法程序，也就是通過仲裁和判決后才能進行罷工。在未得到判決前或判決不允許罷工而罷工的屬于非法罷工，將受到相應的懲罰，就算是合法罷工也只能限制于罷工，不能威脅到社會的公共利益。隨著我國社會矛盾的逐漸尖銳化，必須要將罷工納入到法律軌道中來。從國外實踐來看，在完善法律的指引下，罷工的數(shù)量和危害都在逐漸減少，罷工并不可怕，怕的就是無法可依。 其次，加強勞工團體組織的獨立性改革，這是落實勞工三權，實現(xiàn)團體契約的關鍵。雖然《勞動合同法》賦予工會的基本職能是代表勞動者，通過平等協(xié)商與簽訂集體合同，以此來協(xié)調勞動關系。但由于工會體制的不完善與國家的不重視，導致工會在機關、事業(yè)單位扮演了二政府的角色，在充當起了用人單位的代言人，從而使勞資雙方的團體契約形同虛設，集體勞動關系實際上尚未形成。因此，我國工會要想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必須處理好工會與政府、工會的上下級以及工會與問的三層關系?！ ? 誠然，工會組織活動的開展離不開黨和政府的領導，但是黨和政府在決策的時候也要充分尊重工會的獨立地位。能夠通過工會自主解決的，政府一定不能介入，就算工會有無能為力的時候，政府也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進行調解和斡旋，避免通過行政手段進行不當?shù)母深A，要極力改變工會成為二政府的現(xiàn)狀。我國工會另一個鮮明的特色是上管下、上代下。這種管理模式使下級工會很難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從而不能真正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工會組織應當實行自下而上的代表機制，通過法律的形式明確上下級工會的職權。此外，工會還應該加強社會化改革，使工會獨立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以前大國家、小社會的社會結構模式逐漸發(fā)生了變化，社會組織的的獨立性也越來越強，我國勞動者也開始從人向社會人轉變。然而，我國工會大多數(shù)仍然是工會模式，這種模式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fā)展，極易成為的代理人。因此，積極探索社區(qū)工會以及行業(yè)工會對工會的社會化具有深遠的意義?！ ? 最后，必須建立社會利益訴訟機制，這是實現(xiàn)團體契約的保障。在我國，工會的發(fā)展與其應當承擔的使命是極不相稱的，除了工會組織本身發(fā)展不成熟以外，社會利益訴訟制度的缺失亦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發(fā)揮工會的作用，除了上文論述的加強工會的改革以外，我國法律還應當將工會等團體組織作為社會利益訴訟的主體。從世界各國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看，代表勞工利益的一些社會團體組織經法律授權后可以為爭取社會利益而進行社會利益訴訟，這種訴訟在美國被稱為公共訴訟，日本則交替使用民眾訴訟、現(xiàn)代訴訟和公共訴訟概念。受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我國原則上不承認社會利益訴訟，最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雖然承認了兒種特殊的公益訴訟，但是勞工權益的公益訴訟仍然被拒之門外。這一立法理念最大的弊端是忽略了社會利益的存在，關閉了無直接利害關系人為維護社會利益而見義勇為的渠道。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在借鑒西方國家相應模式的基礎上，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利益訴訟制度，明確社會團體是提起公益訴訟的唯一主體，具體到勞動爭議領域，應當明確工會的公益訴訟主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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