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時期儒家文學觀重建芻議-資料下載頁
2025-06-24 18:15本頁面
【正文】 不過是以雅音清韻、詞藻雕飾為務，以此來流連光景，優(yōu)游樂處，太宗之嗟賞正為此而發(fā)?！杜f唐書》卷七六載李世民對近臣稱賞皇子李泰云：“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可知?！蔽和趵钐┮浴拔霓o美麗”而得父皇賞愛，幾被立為太子。宮廷作為當時詩壇的中心，李世民又是宮廷詩壇的核心人物，其趣味賞好具有標示風氣的作用，必然引導宮廷詩人把性情擱置一邊，而以詞藻堆砌、外物鋪陳來應制頌美。貞觀宮廷詩人大多歷梁、陳、隋而來，受到南朝藝術趣味的濃重薰染，入唐后新的時代氛圍和自身所處的實際地位，使他們在剝離南朝詩中格調不高的性情的同時，自然延承了傳統(tǒng)宮廷詩的審美趣味并有所發(fā)展，胡應麟所謂“視梁、陳神韻稍減，而富麗過之”[44] 胡應麟：《詩藪內篇》卷四評李世民《帝京篇》語。，就透露了其中的變化得失。貞觀宮廷詩人正是在這一基點上認同前代詩歌的藝術成就與特色的。如屈原《離騷》，史臣們漠視其深沉的情感和對現(xiàn)實困境超越的審美價值以及“驚彩絕艷”的藝術成就，而為它貼上了“冀君覺悟”的儒家文學觀標簽，認為其藝術特色是“氣質高麗，雅致清遠”[45] 《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宏才艷發(fā)，有側隱之美”[54] [46]《周書》卷四十一《王褒庾信傳論》。評賈誼作品是“繼清景而奮其輝” [46]。對南朝詩人亦是從“輝煥斌蔚，辭義可觀”的角度予以評價，如“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 [47] 《隋書》卷經籍志集部總論。對宮體詩大師徐陵亦捐棄前嫌，稱贊其詩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48] 《陳書》卷二十六《徐陵傳》。《隋書文學傳論》稱賞江淹、潘岳等南朝詩人“縟采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英華秀發(fā)，波瀾浩蕩，筆有余力，詞無竭源”。如此，貞觀宮廷詩人對南朝詩藝完全采取“拿來主義”態(tài)度，揀取其中適合宮廷詩頌圣述美的典實詞藻來為其所用，把文學引向了可以不與性情相干的外物鋪陳，因為他們需要的本來就是裝飾性的點綴與外在的鋪陳，而不是詩人的性情?！耙淮幸淮膶W。”[49]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貞觀君臣在以儒家文學觀為依托對近代文學展開批判的同時，也在構想著自己時代文學的未來面貌?！端鍟膶W傳序》云：江左宮商發(fā)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這段話屢屢為人所稱引，被認為是首次明確提出了合南北之長以構建新的文學風貌的理論設想，體現(xiàn)了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后，貞觀君臣觀察、思考問題的新視角和恢宏氣度[50] 參尚定：《關隴文化與貞觀詩風》，載《文學遺產》1992年第3期。此論固不無道理。然而細按原文可知，其實質仍不過是征圣崇質儒家文學觀和有關教化的漢儒政治文學觀的翻版。且無論其所構想的“文質斌斌，盡善盡美”文學面貌本身就是儒家文學詩教話語的舶來，就是在具體論述中也有鮮明體現(xiàn)。如對南北文學的概括，認為南方重文，其特征是文詞的清綺絢麗和音節(jié)的抑揚易詠，這與上述之重詞藻典實、摒落情性并無二致；北方主氣，其特征是理勝詞質、“便于時用”，而“時用”云云又只能是“匡主和民，以存勸誡”之類。顯然，這里使用的仍不過是儒家闡釋主體操作下所凝固成的理論語境，其所側重的是“便于時用”的功利目的，“宜于詠歌”的“清綺”只不過處于陪襯地位。如此而成的文學風貌與盛唐詩由情意充盈而達成的“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剔透玲瓏，不可湊泊”[51] 嚴羽：《淪浪詩話詩辨五》，郭紹虞《校釋》本第2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的境界無疑南轅北轍，而只能是儒家文學觀和宮廷文學趣味的反映。這種基于伸正詘變實用文學觀而形成的重實際的文藝政策，通過“學術化”潛入文學的內部機制，造成了貞觀宮廷詩風堆砌雍蔽而乏疏朗靈動的總體風格。如這段話還嫌模糊的話，下面一段文字的闡釋就更為明晰了。《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云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詞也欲巧。然后瑩金璧，播蘭芝，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若八音之繁會。這里雖然表達了較為通達的態(tài)度，然而與《隋書》所論實質全同，其話語方式亦不過是南朝文論中“折衷派”話語的移植[52] 參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年版。認為文學應具有和莊、麗典的風格及五色成章、八音繁會的風貌，顯然也不過是儒家文學理想與宮廷詩審美趣味的集中體現(xiàn)[53] 這類折衷調和之論，既是傳統(tǒng)儒家中和思想的反映，亦是梁陳以來南朝文人的“口頭禪”。如蕭統(tǒng)《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艷而不華，質而不野，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又如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深乎文者……，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薄度何摹肪矶?、十七、六十。，強調的仍不過是外物的羅列鋪陳，詞藻典實的雕琢堆砌，由此而成的“文學”只能是徒具宏整縟麗的體貌骨架，而缺乏情性的濡染、生氣的灌注，難以產生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傊瞥醯倪@場文學觀念重建運動，無往不在的是征圣崇質的儒家文學觀和有關教化的政治文學觀。吳先寧先生認為：“制約文學優(yōu)劣榮衰的條件是異常復雜多樣的，只有有利于文學發(fā)展的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和諧、有機的結合，形成一股合力，才能推動文學蒸蒸日上，繁榮發(fā)展?！盵54] 吳先寧：《北朝文化特質與文學進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頁。一代的文學的繁榮需要開放活躍的文化環(huán)境。儒家文學觀的復歸，在把文學導向頌揚盛世以顯其崇高與神圣的同時，也使詩人們的思想停留于此而步履沉重；功利因素的過分彰揚與強行介入，必然成為詩人的良知和人性的深度遮蔽，而因此而形成的“先器識而后文藝”的衡文選人標準，造成詩壇人員構成的單一，使詩壇難得景氣。由此種種造成的文學的一體化、規(guī)范化直接導致詩歌中人性的僵化，進而造成個體抒情話語的喪失，因此，題材的狹窄與風格的單一也就勢所難免。本來，“貞觀之治”的政治背景為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但是作為當時詩歌中心的宮廷詩壇卻沒有做出積極的回應，應制唱酬之作連篇累牘，不過是以頌圣述美為旨歸，大量充斥著風花雪月、日常生活瑣事的的狹窄題材，風格上徒具體貌而乏情少韻，與時代精神和社會文化的重構異轍，使處于文學主流的宮廷詩壇呈現(xiàn)出窘迫的局面。這種思想的“清醒”與意識的“模糊”，既暴露了將文學強行納入政教軌道的失敗，也是制約貞觀詩壇發(fā)展繁榮的諸多因素之一。4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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