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員工的成長與發(fā)展是企業(yè)贏得競爭-資料下載頁
2025-06-24 07:33本頁面
【正文】 個流芳百世的良臣。此后唐太宗對敢于匡正的魏征深信不疑，進入了用而不疑的境界，凡有說魏征壞話的人，唐太宗一概不聽，甚至嚴加痛斥和懲辦，開創(chuàng)了一個盛唐時代。近日，重慶美心集團董事長夏明憲向重慶商報的記者表示，“其實我并不怕我的職業(yè)經理人頂撞我，和我有爭執(zhí)，他們這樣我會很高興，說明他們在思考，在用心。”這和王充推崇敢于匡正的人才，在認識上是一脈相承的。不過企業(yè)職場和官僚體系不一樣，前者沒有人身依附關系，有利則合無利則分的現象更為明顯，更應當重視從業(yè)者的人品，敢于匡正自己的人才更加難能可貴。在兩利相權取其重的誘惑中，用人者應當警惕那些一直在開順風船的骨干突然“跳槽”。夏明憲精心栽培的 CEO 突然辭職單干，就讓他有些措手不及，甚至 CEO 突然辭職他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痛定思痛，準備在企業(yè)搞股份制改革，“讓職業(yè)經理人持股，讓大家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以道結心。以道結心一方面是用人是要重視人品，樂見挑戰(zhàn)；另一方面是對用人者自己的要求，用王充的話說就是要“以道為務”，堅守“道事之理”、“堅守高志”。識別權變，志在創(chuàng)新王充認為，敢于匡正的人才“以道為務”并非墨守成規(guī)，同樣重視因事因地制宜的“權”或者“權變”。然而權變有兩種，一種是志在創(chuàng)新，另一種則是“操行無恒”。問題在于，善于輔佐人才的權變往往更看重當下的績效，以便在短期內獲得較大成效的同時以售其奸，謀取不正當利益。因此用人者必須善于“觀其所權”，以免被善于輔佐的人所俘獲。王充在指出兩種權變不能混淆的同時，告訴了我們“觀其所權”的兩條標準。一是讓事實說話，讓實踐來檢驗；賢者實行權宜之計，后來有好結果；佞人實行權宜之計，不僅違反常理，后來得到的是壞結果。二是要考察權變者的動機。善于輔佐的人助桀為虐，看起來是在為用人者辦事，實際上力圖在權變得到的好處中分一杯羹，否則就不惜落井下石。而敢于匡正的人才講權變，是理論聯系實際、是除舊布新，是“為事為國”。明確這兩點，就不難走出人疑人的困惑。王充指出，“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如果用人者被欺騙蒙蔽，那是沒有仔細考察的緣故。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沒有不可以檢驗的行為，也沒有不可以識別的私心。這就要求用人者不要貪圖在權變中走捷徑，要志在創(chuàng)新。只有這樣才能在職場上形成健康的價值導向，使得敢于匡正不正當權變的人才脫穎而出。我們知道儒家思想是提倡用人者反求諸己的，即秦漢之際的一位高人黃石公在《素書》里所說的“正己”。黃石公明確指出：“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所以要對自己嚴格要求，“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而王充所說的“克己”則更進一步。即在用人者“正己”失效的情況下，讓敢于匡正的人才發(fā)揮作用，用人者要心懷敬畏。這符合現代人力資源的管理原則，即上下級之間相互監(jiān)督。用人者不但要管好人，還要被人管。史料記載，唐太宗就很害怕魏征，在后宮嬉戲時一聽說魏征來了，馬上就正襟危坐。應當承認，在“我的地盤我做主”慣性中走出來的成功者，讓他們接受自己招聘的員工的匡正，改弦更張，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比如在房地產市場，今年被稱為調控之年，然而盡管調控政策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房價依然逆勢上漲，其中就與善于輔佐老板的骨干們在權變中鉆空子，忽悠監(jiān)管者有很大的關系。按說在宏觀調控下，企業(yè)家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當走產業(yè)創(chuàng)新之路；而輔佐者往往會千方百計地讓老板絕處逢生，使得老板在政策的高壓下依然可以在原來的框架內過舒心日子。與此相對應的是，敢于匡正者往往面臨著“下課”的命運，這就是媒體所披露的房企高管頻發(fā)的“地震”。據統(tǒng)計，截至11月26日，2010年全國房地產公司的高管層共計有117人職位發(fā)生變動，平均每月約有10個。特別是4月17日新政出臺后的兩個月，房企高管變動達到高峰，共有63人。反過來說，要想取得宏觀調控的預期效果，必須整頓善于輔佐老板的員工隊伍，培養(yǎng)一批敢于匡正的人才，為發(fā)揮他們的作用提供制度上的保證?？偠灾习逡氩粩喑阶晕?，就要認識到用人不僅僅是要他“輔佐”自己，更要讓他糾正自己的過失。而要想識別這樣的“克己”之人，一是要看其品行是否高尚，且個人的價值觀是否與自己一致；二是要看其是否能因事因地制宜地予以權變，且其變志在創(chuàng)新。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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