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國，共傳14世17王，歷時470年左右。史載，夏有官“百二十員”。相傳，自禹始即設(shè)官。據(jù)載，夏有“三正”、“四輔臣”。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叭稀?、“四輔臣”都是輔政官員。夏代的政務官員是“六卿”，《通典》認為“六卿”，即司空、司徒、士正、虞、秩宗、納言。夏中央還設(shè)有遒夫、羲和、嗇夫、牧正、車正、庖正等職官。其中，遒夫，掌管巡行、宣示政令；羲和，掌管天文歷法；商朝從湯到封，共傳17世30王，歷時約600年。根據(jù)對現(xiàn)有甲骨文和金文中所記官名的。統(tǒng)計，商代的官職一共有二十多個。政”，相當于后世的相；司徒掌管征伐勞役；司空掌管工奴；司寇掌管刑獄。掌管王室事務的主要是宰和臣，宰是王廷中奴隸的總官；臣則是分管各項事務的官吏。之間媒介的叫巫；掌管著作簡冊，為國王發(fā)布文告命令的叫作冊。公元前11世紀末到公元前8世紀，是中國歷史上的西周時期。宗教、祭祀、文書、冊命等事務，下設(shè)太史、太祝、太卜等職官，太史掌管記事和制作冊命，

　　

【正文】 也為實行招賢的諸侯各國創(chuàng)造了奇跡，開拓了局面。招賢打破了由奴隸主貴族壟斷高官要職的現(xiàn)象，中國封建社會盛行兩千多年的官僚制度，就從這里破土而出。所以招賢選拔人才的意義是深遠的，遠不只是招納若干人才而已。 當然招賢制度本身并不完善，由于受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決定，無論招賢者還是應招者，都只是抱著 急功近利的宗旨，為一時所需一時所用，并未從制度上加以全面的建設(shè)。所以這種招賢辦法，隨著時勢的變遷，也便逐漸失去其應有的作用。后世的君主雖然也借鑒招賢采取 17 了一些類似的做法，但畢竟沒有原來那樣的影響了。 四、養(yǎng)士 養(yǎng)士可以說是招賢的一種，不過不像招賢那樣由諸侯虛位以待，直接尊官拜爵，其目的也沒有招賢那樣“急功近利”，能收立竿見影之效。養(yǎng)士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主要是戰(zhàn)國）選拔人才的一種特殊方式，確切地說，是諸侯貴族為壯大自己勢力、提高聲譽而采取的一種儲備人才的方法。 士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nèi)藬?shù)眾多， 分布很廣，因其受過教育，一般都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技能；又因他們屬于沒落貴族，所以雖然不能晉升到貴族世官等級，卻都可以憑借其特有的社會關(guān)系奔走于貴族世官的門庭。他們挾其知識和技能，可以充當諸侯卿大夫的低級官吏；憑其所學的武藝韜略，可以充當領(lǐng)兵殺敵的軍隊干將；他們富有辯才，交游四方，又有豪俠氣節(jié)，可以成為不辱君命的使節(jié)；他們學識廣博，可以著書立說，開辦學校，或為諸侯貴族培養(yǎng)人才，或替諸侯貴族出謀劃策，充當智囊。所以，“士”階層的確是一個足資利用的重要寶藏。誰擁有了“士”，誰就將擁有天下。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貴 族養(yǎng)士成風。當時由諸侯貴族供養(yǎng)而服務于他們的“士”，一般被稱為“客”，或叫“客卿”、“門客”、“賓客”、“食客”，等等。諸侯貴族所養(yǎng)的“客”，數(shù)量很多，動輒以百千計，如齊國國君齊桓公，在國都臨淄稷門外設(shè)學宮，叫“稷下學宮”以養(yǎng)客，宮中賓客多時達數(shù)千人，少時也有數(shù)百人，其中著名者有孟子、荀子等人。又如著名的戰(zhàn)國“四公子”，即魏國信陵君、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四人，其門下養(yǎng)有大批賓客，如信陵君“食客三千人”，孟嘗君“食客數(shù)千人”，平原君“賓客蓋至者數(shù)千人”，春申君門客三千人。當時諸侯貴族之間為爭奪人 才，紛紛以優(yōu)惠條件和虔誠態(tài)度吸引士人，競爭是十分激烈的。如燕昭王，為養(yǎng)客專門在國都筑了一座豪華的賓館，叫“黃金臺”，并且“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于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史記》卷 34《燕召公世家》；《戰(zhàn)國策燕策》）。越王勾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國語越語》卷 20）。秦孝公更公開宣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保ā妒酚洝肪?5《秦本紀》）以此招徠賓客為之所用。 “客”與諸侯貴族的關(guān)系，正如其稱呼本身表明的那樣，是一種主客關(guān)系， 但是一種雇傭性質(zhì)的主客關(guān)系。雖然客的人身是自由的，主人對之以禮相待，他們之間并無人身依附關(guān)系，但由于諸侯貴族供養(yǎng)了“客”，為“客”提供了建功立業(yè)的機會，所以“客”必須為諸侯貴族效力，為諸侯國的存在與發(fā)展做出貢獻。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也正是諸侯貴族看重門客的動力所在。 五、軍功爵制 在春秋戰(zhàn)國諸侯割據(jù)、戰(zhàn)爭頻仍、以強凌弱、相互兼并的動蕩歲月，一個國家的生存與強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定在軍事武力的基礎(chǔ)之上的。所以當時的整個社會無不彌漫著軍事化的色彩，人事選拔制度也不例外，軍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軍功爵制，就是 無論什么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只要效力軍伍，為國家立有軍功，即可獲得官爵。其具體規(guī)定有：（ 1)軍功面前人人平等，“宗室非有軍功者，不得為屬籍”（《史記》卷 68《商君列傳》），而奴隸平民，只要勇敢殺敵，立有軍功，則可以立即授予爵位、 18 官職、田宅等等。若原是奴隸，還可以解放身份，成為自由民。國家按軍功大小重新規(guī)定“尊卑爵秩等級”，尤其鼓勵底層人民奮勇立功，注意從基層立有戰(zhàn)功者中選拔高級官吏，如韓非所說：“明主之吏，賓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起于卒伍?！保ā俄n非子顯學》）（ 2）軍功大小以殺敵首級計算，殺敵多者功勞就大， 掌給的官職爵位就高。如商鞅主持下的秦國規(guī)定：凡在戰(zhàn)爭中殺敵甲士一人并取得首級者賜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若為官可當五十石俸祿之官。得二甲首者可為百石之官，依此類推。秦定有軍功爵凡二十級?！坝熊姽φ?，各以率受上爵?！保?3）官與爵可以互易，縣級以上官吏一般從有軍功爵者選任，這在秦國以及統(tǒng)一以后的秦朝中實行的最為普遍。 戰(zhàn)國時期的軍功爵制是與變法運動連在一起的，是在各國改革舊的政治體制、否定世官制的基礎(chǔ)上逐步確立和完善起來的。各國的變法有早有晚，有徹底也有不徹底的，所以以軍功為標準的新的選拔制度的影響和成效也大不 相同。秦國商鞅變法，是各國變法中最為徹底也最為成功的一次改革運動。由商鞅創(chuàng)立的軍功爵制，產(chǎn)生的影響也最為深遠。史書上說，商鞅變法之后，秦國開始改變貧弱落后的面貌，逐漸強盛起來，“是以兵強而地廣，民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戰(zhàn)國策秦策》）。這反映了歷史的事實。 六﹑ 考績 考績又稱“考課”、“考成”、“考核”，等等，其含義就是“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語）。尤其是對現(xiàn)任官吏的表現(xiàn)和政績，以有效方式進行考核，然后定出優(yōu)劣等第，以供用人參考。所以，考績的直接結(jié)果，就是對官吏實行獎懲 。 早在先秦時期，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對官吏的考績。《尚書舜典》中 記載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zhi）幽明。庶績咸熙?！边@段話主要是說西周以前的事，它表明在很早以前，中國的統(tǒng)治者就開始認識到了考績的重要性，并且實行了較有效的考績措施，且與獎懲結(jié)合在一起。該書還記載了對早期部落聯(lián)盟領(lǐng)袖舜的考績，而舜對所轄各部首領(lǐng)的考績也是有安排的，即所謂“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到西周時期，考績開始初具體系。當時考核分兩級：一是天子對各諸侯的考核，實行“巡狩”與“述職”兩種方法。所謂“巡狩”，就是 天子定期到諸侯國視察，進行實地考核。 《孟子梁惠王下》記載：“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述職”是指諸侯或其代表按時到中央?yún)R報工作，以供天子考評。亦即“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孟子梁惠王下》）。這種上下結(jié)合的考核方式，對于當時社會政治經(jīng)濟關(guān)系還比較簡單，諸侯國又具有較大獨立性的狀況，還是比較適合的。二是天子對王畿內(nèi)的官吏、諸侯對本國的官吏的考績。其方式有“日成”、“月要”、“歲會”、“大計”等幾種。如《周禮》中提到太宰以八法治官府，“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毙≡滓粤嬚n群吏，“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睆倪@些不甚明了的記載中，我們約略可以窺見西周時期的考績已經(jīng)具有一種由上至下、層層考核的體系。 但是嚴格地說，真正的考績制度是與封建官僚制度相伴而生的，也就是說，是從戰(zhàn)國時期才開始的。為什么這么講呢？原因主要有三點： 首先，從戰(zhàn)國時期開始，中國封建專制官僚政治才逐步形成。在建立君主集權(quán)制、統(tǒng)一國家的過程中，嚴格的考核制度開始成為必要。由于社會的發(fā)展及官僚隊伍的擴大，客觀上 19 也要求建立 一套經(jīng)常性的考績制度以利進行有效的人事管理。特別是在打破了世官制以后，官員的升降任免主要不再依靠血緣世襲，而需要有一個較為客觀的新的依據(jù)，而這種新的依據(jù)就是考績制度。 其次，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涌現(xiàn)了一批以管仲、韓非、荀況等為代表的政治理論家，他們所提出的許多人事管理思想，為建立新的系統(tǒng)的考績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如管仲曾說：“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管子立政》）明確地把“德”、“功”、“能”當做統(tǒng)治者考核其臣下的主要標準，并認為這是進行官吏管理的“三本” 。韓非子主張：“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保ā俄n非子主道》）概括地勾勒了考績制度的基本原則。此外，韓非子還認為：“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保ā俄n非子外儲說右下》）更把“功”突出為考績制度的核心內(nèi)容。荀況則認為：對于所有朝廷臣下官吏，必須實行考核，“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荀子王霸》）。并主張由“相”具體負責考績事宜。這實際上已經(jīng)把考績制度作為一種實施 方案提出來了。 最后，從戰(zhàn)國時期開始，在李悝、吳起、商鞅等一大批改革家紛紛登上政治舞臺實行變法過程中，真正的考績制度建立了。其主要標志就是“上計制度”?！吧嫌嫛?，指將“計書”亦即有關(guān)簿冊逐級上報以供考核?！渡叹龝分姓f：“十二月而計書已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保ā渡叹龝埂罚┌凑涨貧v，十月為歲首，故十二月所定計書，當為各級官吏對自己本年度之內(nèi)將要實現(xiàn)的目標的一種計劃或預算，而到年終時，即需要把所完成的任務，“以一歲別計”，供上級核實考評。所以戰(zhàn)國時期的上計書實際有兩種：一是年初定下的任務書或預算 簿；一是年終實際完成的政績統(tǒng)計或工作匯報。這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國君與臣下“剖券”為憑進行考核的情況是一致的。 根據(jù)各種資料來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比較普遍地實行了上計制度。但具體標準和方法還不完善。秦漢繼續(xù)實行上計制度，運用范圍更加廣泛，制度也更加嚴密。其具體方法是：每年秋天，先由郡國守相考核縣令、縣長，由縣令、縣長把該縣的戶口、墾田、財賦、治安等具體統(tǒng)計數(shù)字編為計簿呈報郡國，由郡國守相進行考核，同時將縣級官吏考核情況及縣計簿加以匯總，結(jié)合本郡國一年政績，在年終前報送中央，由中央主管部門進行考核。此外，中央各部門及 地方各級長官還要對自己所屬官吏進行考核，這種考核也是每年一次。而中央各部門長官的考核則由皇帝負責?？己水?，由主考者定出每個官吏的考績等第，叫“殿最”，以供獎懲升降做依據(jù)。通常是經(jīng)三年考績以后，才根據(jù)總的考績等第確定黜陟。 總之，從戰(zhàn)國開始至秦漢時期普遍實行的上計制度，已經(jīng)是一種比較規(guī)范的完備的考績制度，其考績標準全面而客觀，注重定量考核，較具可操作性；其程序嚴密而合理，逐級考核，運用廣泛，方法較為得當。所以這種考績方法一直延續(xù)到隋朝，持續(xù)實行了一千余年，生命力是相當強的。 考績標準是考績制度賴以實行的重要依 據(jù)，也是考績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條件之一。從理論上說，考績標準的制定應當遵循嚴明、可行、重績效等原則，但實際上不一定都能做到，于是實行的效果也便不同。先秦時期，考績尚未形成制度，所以沒有什么統(tǒng)一的標準。綜合各種史料記載，它或者看德，或者看能，或者看績，視不同考績主體而異。較典型的標準如 20 《周禮》中所記載的“六計”及“大比”。“六計”：“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辦?！保ā吨芏Y天官冢宰》）這標準主要是針對中央官府所轄的“群吏”而設(shè)?！按蟊取眲t主要是“大比六鄉(xiāng)四郊之吏”。其標準有：“ 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周禮地官司徒》）此外據(jù)《孟子》記載，周天子巡狩諸侯國，“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yǎng)老尊賢，俊杰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 pou）克在位，則有讓”（《孟子告子》）。這種考績標準，雖系后人追加，但與當時的社會實際狀況應該說還是一致的。 七﹑獎懲 從根本上說，考績只是一種手段，它的直接目的是為獎懲提供依據(jù)。我國古代的獎懲又稱“賞罰 ”。 其歷史由來已久。傳說原始社會末期，即堯舜時代已開始有獎懲之施。據(jù)《尚書舜典》記載：堯和舜對 各族領(lǐng)袖中的有功者，“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而對那些“庶頑饞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并生哉”。 夏商時期，賞罰普遍行于戰(zhàn)爭。如 商湯 稱：“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lai賞賜）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保ā渡袝鴾摹罚? 從西周開始，國家政治體制比較系統(tǒng)地建立起來，人事管理走向正軌，獎懲措旋逐漸由主要用于軍事而轉(zhuǎn)到與日常官吏考績制度自結(jié)合?！吨芏Y天官太宰》記載，西周統(tǒng)治者已開始知道以比較全面的獎懲手段來駕馭群臣，進行有效的人事管理：“以八柄詔王 馭 群臣：一曰爵 ，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貪；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边@八種手段，可以說既是對中國古代帝王權(quán)術(shù)的高度概括，也是為中國歷代獎懲制度樹立了基本規(guī)范。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封建官僚制度的確立，獎懲開始真正以考責為基礎(chǔ)。如秦國商鞅變法規(guī)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薄坝熊姽φ?，各以率受上爵?！保ā妒酚浬叹袀鳌罚┊敃r的軍功賞賜，除賜爵外，還賞給土地、住宅、奴婢，等等。而懲罰則有免職、疏用、不用、鞭笞﹑罰款，以至處死等。獎懲不 僅用于軍事，而且用于日常行政管理。《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今山東日照市）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庵f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今東阿市），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侨眨氚⒋蠓?，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边@兩件對照鮮明的故事，充分體現(xiàn)了齊威王明察秋毫、公正無私的明君形象，同時也說明當時獎懲已開始注重以功勞和實績?yōu)闃藴省? 這種獎懲制度的建 立，使“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于齊二十年”。（《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而秦國則從此走上富強之路，最終掃滅六國，完成統(tǒng)一霸業(yè)。 第四節(jié) 品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