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國內經濟學界，除了傳統(tǒng)的兩大經濟學分支——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還周而復始地進行方法論的爭論外，已經越來越少有學者尤其是青年學子對方法論感興趣，更不愿就方法論展開深入而實質的爭論；相應地，雜志上發(fā)表的真正對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見，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論文章也大多是對西方學者相關爭論的介紹?？梢?，經濟學的數(shù)量化僅僅體現(xiàn)了特定群體的方法論或工具選擇偏好，它并非是最適合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方式，而且，這種不適合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擴展而日益顯現(xiàn)。不幸的是，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卻極力排斥方法論的探討，更不容忍對其主流地位的挑戰(zhàn)。顯然，這根本上與當前功利主義的學術風氣密切相關，也反映出經濟學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傾向：在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與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對非主流的任何挑戰(zhàn)采取漠視的態(tài)度。究其原因，主流經濟學家本身已經控制了經濟學領域的主要雜志和大學，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對其地位的挑戰(zhàn)，即使自身也看到了這種缺陷，也會力圖掩蓋它而不是提請公開討論。因為他們擔心，方法論的探究會證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無物的，要么是浪費時間的，從而喪失自身的學術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往往刻意避免與方法論者探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該論文將回答或解決什么問題?為什么它是一個令人感興趣并值得討論的問題?正如休謨寫道：“與那些固執(zhí)于自己原則的人的爭論，較之于一切其他爭論是最令人厭煩的；或許只有與那些全無誠意的人的爭論除外，那些人其實并不相信他們所維護的觀點，他們之所以參與爭辯乃是出于裝模作樣，出于一種對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種炫耀其機趣和技巧比其余人類高超的欲望。在這兩種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們對自己的論爭的同樣盲目的堅持、對他們的對手的同樣輕蔑和對堅持詭辯和謬誤的同樣強烈的熱心。由于推理不是這兩種爭論者各自導出他們的信條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邏輯將使他們接受更健全的原則都是白費心思。”顯然，這種學術風氣也對國內經濟學的研究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四、簡短結語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盡管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為經濟學方法論專家，但是，每位從事理論經濟學探究以及打算將經濟學理論應用于實踐的人至少對經濟學的研究思維有一定的了解。博蘭曾指出，當人們建立經濟學模型時，他們必須作出方法論決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須思考他們將如何把經濟理論模型化；然而，現(xiàn)實的情況卻是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他們開始從事模型建立時，他們必須是有關建立模型的方法論方面的專家，但他們在上崗前，卻又必須從未討論過方法論問題。顯然，如果我們對經濟學方法論作一探究，就會很容易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內在缺陷，從而會對數(shù)學的濫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該與其研究內容保持一致，研究內容發(fā)生了變動，研究方法也應作相應地調整；新古典經濟學以最大化和均衡為目標的數(shù)理化路線就適應于物質資源配置的傳統(tǒng)經濟領域，并茁壯于建構理性主義膨脹的計劃經濟時代。然而，隨著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經濟學理論越來越呈現(xiàn)出這樣兩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特征：一是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因為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從而首先必須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探究；二是具有濃郁的規(guī)范性，因為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對現(xiàn)實進行改造，從而必須具有一種社會理念或理想。顯然，就復雜多樣的經濟現(xiàn)象而言，形式化數(shù)學模型往往會窒息思想的豐富性，從而永遠不能代替文字或圖表等形式所具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對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深刻的反思。然而，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卻似乎不愿對方法論問題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一度興起的方法論思潮很快就湮息了，國內經濟學界更是如此。其實，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維護的并非是堅定的學術信念，而是其自身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上說，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得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蛻化成一種“偽科學”。這一點也為所博蘭所認同，他寫道，“因為波普爾說，‘科學’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態(tài)度，而新古典經濟學家似乎不愿意接受方法論及其固有的對新古典理論的方法論批判。要證明新古典經濟學家乃是懦夫，簡直易如反掌。但是從我的蘇格拉底一波普爾視角來看，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寬容方法論批判，也許只不過證明了新古典經濟學是‘非科學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之所以會采取無動于衷的行為，還在于它的研究對象以及核心假設，正是經濟人這一假設為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提供的理論和信仰支持。博蘭寫道：“哪種學者對新古典經濟學家產生好感呢?很明顯，認定了自私自利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那些人，將發(fā)現(xiàn)新古典經濟學為他們的自私自利提供了一項強有力的辯護。這不是說，贊成主流經濟學家的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這只是說，我們非常易于識別那樣一些同事，他們非常善于利用他們的新古典解釋來避開對他們自私自利追求的挑戰(zhàn)”；因此，“假定可以說，倘若新古典經濟學吸引了占絕大多數(shù)的有自私自利傾向的人，則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有力批判置之不理，是符合他們的一己私利的。倘若新古典經濟學被駁倒了，我認為對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來說，將會出現(xiàn)一場嚴重的誠信悖論。”當然，正如加爾布雷斯指出的，思想觀念天生就是保守的，它不會屈從于其他思想觀念的攻擊；但是，它卻會屈服于形勢的劇變。面對形勢變遷，思想觀念顯得無能為力。顯然，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迫使我們重新反思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思維，因為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一個明顯的“女王難題”：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為此，英國一些經濟學家雪拉唐、彼得厄爾斯蒂、約翰福斯特、杰弗里哈科特、杰弗里霍奇森等就聯(lián)合上書指出：“經濟學家的受訓面太窄，只關注數(shù)學技術和建構不依賴經驗的形式模型，這是我們這一職業(yè)失敗的主要原因。在許多主流經濟學學術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為數(shù)學而數(shù)學的研究追求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缺陷”，正是“這一不大關注現(xiàn)實世界的對數(shù)學技術的偏好，讓許多經濟學家偏離了至關重要的整體性觀察的軌道。這導致經濟學家們無法對經濟學分支領域的過度專業(yè)化及進一步探討損害大局觀念形成的原因之動力進行反思”；盡管“模型和技術是重要的。但考慮到全球經濟的復雜性，我們需要范圍更寬廣的模型和技術，它們應當更注重事物的本質，關注歷史的、制度的、心理學的和其他高度相關的因素”，而“我們缺乏一種將心理學、制度構架以及歷史先例的豐富知識都蘊含其中的專業(yè)智慧。這種缺失在那些給政府、銀行、商家和政策機構提供咨詢意見的經濟學家身上顯露無疑。否則，他們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不穩(wěn)定性那些非量化警告早就該予以更多的注意”。2009年9月2日，克魯格曼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僅有很少幾個經濟學家預見到了這場危機的來臨，而且，這種預測的失敗還只是該領域的所有問題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究其原因，“經濟學科的迷途在于，經濟學家作為一個整體誤將優(yōu)美——套上外表華麗的數(shù)學外衣——當作了真理?！洕鷮W科失敗的核心原因則在于對那種追求無所不包的智力優(yōu)雅的研究方式的企望”。為此，霍奇遜等發(fā)起了支持克魯格曼文章的簽名運動，迄今為止已有2000多名經濟學人簽了名，包括諾思、青木昌彥、布萊爾、布勞格、布羅姆利、克萊默、麥克洛斯基、納爾森、溫特、盧瑟福、盧茲等人。不過，學生僅占簽名者的3％左右，這顯示出，在個人利益原則的主導下，當前的青年學子更傾向于模仿現(xiàn)有規(guī)則而缺乏批判的能力和勇氣。可見，經濟學的發(fā)展還任重而道遠。 27 /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