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他們在市場上的利益獲得是他們之間的討價還價。這是一個橫向的分化，它是根據(jù)你的生產要素的占有來分配經濟的剩余、生產剩余，這是一個橫向的分化。在市場經濟下，社會討價還價的機制不是建立在和領導行政和政府之間的上下，而是一個橫向的利益談判和博弈的機制。從理論上來講，哪個階層能在財富的增長里面獲得更多的份額，取決于他在市場上的談判能力。這是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變化。它變成一個橫向的，根據(jù)你的生產要素的占有來討價還價。當進入這個機制的時候，剩余的分割公不公平，它還取決于第二點：不僅要有談判的舞臺，而且進入談判機制的雙方必須具備同等的博弈能力。假如雙方沒有平等的博弈能力，哪怕你有一個好的法律也不一定有好的結果。舉一個拳擊的例子，拳擊比賽的時候，誰把誰打倒了，倒在地上的人裁判數(shù)了10下之后還站不起來，站著的人就贏了。這個規(guī)則對所有的選手都一樣，很公平。但是假如把一個重量級的人放進去與一個輕量級的人較量的話，恐怕不打都知道誰贏。因為進入拳臺的這兩個人的博弈能力根本不對等，然而規(guī)則好像是很公平。我們把這個概念放在今天的利益博弈的場面去看是同樣的道理。一個社會的發(fā)展階段不同，它的國情不同，進入利益博弈機制中的人的博弈能力不一樣。在珠三角有一個很普遍的現(xiàn)象，工人要是主動辭職，最后一個月的工資是拿不回來的。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曾經遇到過一個例子，某個工廠有4個女工，老板扣了她們40天的工資，女工說老板違反《勞動法》。老板就說你們去告我啊，勞動仲裁的結果當然是老板輸。老板說不服，要打官司，然后就是一審、二審。去做社會研究的學生就跟老板說你肯定輸?shù)?，干嗎還讓女工們去告？老板回答了一句話：“我拖也拖死她們”。為什么呢？從仲裁到二審打完，沒有三個月、半年是搞不完的。而且我們知道，打官司本質是一個市場，律師是一個職業(yè)，你找律師要花錢，而且打官司就要花時間，你就不能穩(wěn)定地再去找工作，另外打官司是要舉證的，有時候需要你自己舉證。幾年前報紙上報道過一個事例，一個工人為了拿到老板加班不給工資的證據(jù)而在工廠“臥底”了半年。所有的農民工都沒有工資單，農民工打卡的記錄他們自己也拿不到。農民工跟法官說加班沒拿到工資，法院就要你拿出證據(jù)，根據(jù)什么說你加了班，工資單在哪里，但所有這些農民工都沒有，沒有就永遠告不倒老板。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在今天的發(fā)展情況下，中國是從一個計劃體制，就是政府比較強勢向市場經濟轉移，政府在很多領域里面還起著利益分配的關鍵作用。當個體去面對政府的權力的時候，我相信個體永遠是弱者。中國以經濟發(fā)展為中心，在培育市場的時候，資本也是強勢，當弱勢的勞動者去面對資本的時候，個體同樣是弱的。所以，當你去面對權力和資本的時候，弱勢群體的個體要想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上實現(xiàn)公平的后果，我們不能說不可能，但這個概率是非常低的。有很多工人去打官司，去告，成功的很少。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結果，實際上大量的弱者根本不去打官司，他們會去尋求其他的途徑。我們后面會回答這個問題。本質上來講，30年來我們制度的建立非?？?，我們今天法律的文本已經相當多。問題是這個制度，我們的利益訴求制度的效率如何，這恐怕是一個關鍵。我們的社會為什么會變成一個“原子化”的利益訴求呢？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對計劃經濟有很多批評。計劃經濟最典型的是單位制，單位制最大的問題就是限制了人的自由。你到了一個單位，你想換工作也不行，你想調工作也不行。在那個時代你會發(fā)現(xiàn)，單位對你有很多約束。你想出門住招待所，單位不開證明不行，你想結婚，單位不開證明不行，你想到外地去，你廣州的糧票換成省的糧票要領導簽字，不簽字就換不成省的糧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單位滿足了你的所有的利益訴求，它保障了你的所有基本利益訴求。而你如果你有什么樣的利益訴求，你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去建立呢？通過單位。所以，那時候也有一句話，叫做“有問題找單位”。那個時候的利益表達是通過單位組織和你的利益上級去發(fā)生聯(lián)系。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對于企業(yè)來講，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單位消失了。這里講的“單位”不是說你沒有工作單位了，而是給你全能庇護的單位沒有了。你和單位就是勞資關系，你的利益沖突就是產生在單位內部。那么，誰來作為一個群體，一個組織去代表你的利益，去進入這個博弈場呢？我們今天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機制，或者說已有的機制如何在新的條件下發(fā)揮作用的方法還沒有，嚴格來講應該不會。工會體制是在單位體制下建立的，當一個單位包攬了你所有需求的時候，其實工會在代表工人表達利益上的空間并不大，它更多的是輔助單位的領導，是一個助手。但是當今天發(fā)生變化了，單位本身就是一個利益博弈場的時候，作為單位的助手如何在這個利益博弈中扮演角色呢？這是今天工會的困境。工會叫職工組織，但以工資收入為主要來源的人都叫職工，拿1000萬的總經理也是職工，拿1000塊錢的工人也是職工。當1000萬的總經理和1000塊錢的個人發(fā)生沖突的時候，工會究竟代表誰呢？我們今天在制度上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大家想想，當一個利益組織連代表誰都沒法回答的時候，你怎么在利益博弈場里面去代表利益呢？我們今天的工會更多的是勞資雙方的中介，它起的是一個中介調和的機制作用。所以，早年我們提出工會要有兩個代表，既要代表企業(yè)利益，又要代表工會利益。我們不是沒有一套機制，但這套機制怎么能夠發(fā)揮作用，在這套機制中間，原本應該發(fā)揮作用的組織，在一個變化的體制面前怎么去行動？這個必須考慮，如果沒有這個考慮，我想很多的問題即使是有一套制度，但是未必能解決。4．政府解決利益沖突的能力在發(fā)生變化。面對如此多的矛盾，毫無疑問政府應該發(fā)揮作用。但是客觀地講，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政府解決沖突的能力和計劃體制下是不一樣的。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壟斷所有資源，這就給它化解所有利益差異帶來的矛盾，提供了資源供給的能力。前面講過，一個工人沒漲工資不合理，向上級領導要，領導說我給你一個指標，給一個指標的含義是什么呢？政府撥款下去?？墒墙裉煲粋€工人說我要漲工資，政府不能說我來漲你的工資。前段時間政府提出工資倍增計劃，這個計劃恐怕只能在公務員里實現(xiàn)，因為公務員是財政開支工資。在企業(yè)里面怎么下一個規(guī)定說企業(yè)必須工資倍漲，做不到，因為企業(yè)是一個市場化的組織。其實在很多的問題上，政府化解矛盾的資源供給能力和過去已經不一樣了，因為在政府已經不是所有資源的壟斷者。第二，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可以用一套行政手段去干預化解社會的矛盾沖突。因為所有的資源在政府，所有的人依附于組織。而在今天市場條件下，市場經濟是經濟自由，資金是自由流動的，每一個勞動者在市場上是自由流動的。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和雇主之間是契約關系，沒有辦法再像計劃體制下那樣去壟斷性地控制他的社會行為。在這個時候，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制性地干預社會的一些利益沖突的能力是下降的。比如本田公司的工人工資最近又漲了611元，本田現(xiàn)在是2100多元。當時罷工發(fā)生后，政府介入了，但沒有辦法用行政手段去強迫企業(yè)漲工資，也沒有辦法用行政手段去強迫工人不要求漲工資。最后工人把人民大學的常凱教授請來了，政府讓廣本的老總出面。也就是說，實際上還是讓資本和勞工面對面，政府用行政能力是沒法強制性地介入的。就是說，政府沒有用行政手段強制介入的合法性，更不用說專制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可以用專制的方法去解決，而今天就做不到。如果說在計劃體制下，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全能主義的政府，我們可以以一種父愛主義的精神推動和發(fā)展這個社會。那么，在今天的條件下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成為一個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用一種父愛主義的精神去處理所有的問題。這樣說不是說政府沒有責任，政府的責任是制定法規(guī)、搭建平臺，監(jiān)控、培育市場公平的博弈能力。政府要承擔這樣一個責任，就必須把利益沖突的解決從單一的行政機制的依賴朝著行政和法制機制的方向發(fā)展，在現(xiàn)階段兩者是共存的。我相信將來應該過渡到以法制為主的機制，這是政府面對矛盾時要意識到的一個問題。舉一個例子，金融危機的時候有很多的企業(yè)破產逃了，工人被欠薪。最后的解決辦法是政府墊錢把工人的錢先發(fā)了，然后再寄希望把老板找回來，把其資產拍賣來填政府的窟窿。我們仔細想想，這里面的問題很大，第一個填一個工廠可以，但你能填多少個工廠？政府沒有能力填所有工廠的窟窿。第二，政府該不該簽這個字，憑什么用納稅人的錢去填企業(yè)的窟窿，這個合理性又在哪里。也就是說，面對今天這么多的沖突，我們不能建立在一個全能主義的理念上。在市場經濟下政府怎么樣確定政府的角色，這是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以上所說的四個方面的問題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當前的沖突是很重要的。三、實現(xiàn)社會管理的三個基礎在當下利益訴求矛盾變化下，我們怎么實現(xiàn)社會的管理？胡錦濤最近的講話對社會管理有一個很清晰的界定。什么叫社會管理？他說是“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包括協(xié)調社會關系，規(guī)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wěn)定”。說到底就是怎么建立一個合理的訴求機制和矛盾的化解機制。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三個基礎要夯實。1．要夯實民生基礎民生這個概念可大可小，我限定的范圍是：民生就是講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狀態(tài)。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生的改善非常巨大，我覺得這一點不用說都可以體會到，但是出現(xiàn)的問題同樣非常嚴重。（1）失業(yè)按照國家的統(tǒng)計，%，登記失業(yè)率首先講是有城市戶口的人，第二個是去登記的人，%。但是在學界最近有大規(guī)模的調查，以北京大學牽頭，中山大學也參與了，，從0歲的孩子到N歲的老人，每個人都做調查。這個調查的結果是1660歲之間，幾萬人的調查里面，%。這個失業(yè)的定義是什么呢？不是你登記不登記，你去問他，你有沒有工作？沒工作，那你在不在找工作，所謂找工作是他有意工作，我意愿工作但又沒工作的，那才叫失業(yè)。%。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shù)字，接近兩位數(shù)。這個統(tǒng)計里面，當然把農民算進去了。農民工沒有工作也是失業(yè)，因為他滯留在城市里。我們可以想象這是多龐大的群體，也就是說10%的勞動人口，如果我們按一個家庭有2個勞動力年齡的成人，每5個家庭就有一個家庭面臨失業(yè)。（2）貧困國際上對貧困標準的劃定有兩個標準，一般在發(fā)達國家是以平均的家庭收入的百分比來算，比如說我這個城市平均家庭收入是3萬，你達不到40%就算貧困。還有一種是菜籃子算法，一個人要保持一個健康的體魄，得攝入多少大卡的熱量，多少蛋白質，多少脂肪，算下來以后他要吃多少肉，多少糧食最后折算成貨幣來算。我們國家目前對貧困標準的劃定基本上是一個菜籃子算法。我國農村貧困標準為人均1196元（％），農村貧困人口為4007萬人，％。按照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計算標準，采用人均支出作為貧困指標，2008年城市貧困人口3710萬，占城市人口的6％。按聯(lián)合國2008年8月前頒布的每天購買力低于1美元（）為貧困人口，2009年中國約有2億。如果用這樣的標準去算的話，中國貧困人口實際上超過了10%，這個數(shù)字也不小。（3）居住居住原本我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解決最好的，尤其在城市。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是4平米，不足5平米，比解放初期還少了將近1平米。到現(xiàn)在是多少呢？城市人均城市住房面積超過22平米，解決的非常好，但是現(xiàn)在對住房的怨氣也是最大的。我們換個角度來講，我們對住房的評價是以面積來評價的，國家的標準是人均低于8平米就算住房困難，廣州市人均低于10平米算住房困難。但是學術的研究是這樣去考慮：12歲以上的孩子還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有7%；%；%；家里白天拆床，%；%。我們把這些看作住房困難的話，比例是17%，沒有這一類困難的是83%。我們對貧困的認識要改變，民生的標準不是以生理需求來衡量的，不是說一個人睡2平米就夠了?，F(xiàn)在人們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高了，但是人們對住房的滿足感不是以生理需求來衡量的，而是以社會文明發(fā)展的尺度來衡量。馬克思講過一段很精彩的話，他說“一個人住在一個茅草屋里，哪怕四壁空空，只要周邊的人跟他住的沒有大的差別，他不會有剝奪感和貧困感”。但是他講“無論這個茅房怎么改造，怎么變化，只要旁邊的摩登大樓拔地而起，他就會有強烈的剝奪感和不滿足感”。也就是說，其實民生是建立在一個文明發(fā)展水平上。人們對民生方面產生的不滿，尤其在今天，更多的不是來自于絕對貧困和絕對剝奪，而是相對貧困和相對剝奪。換句話講，在今天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講，不是沒有吃，沒有穿不能活下去的狀況，而是在一個迅速發(fā)展的社會面前，他跟不上這個發(fā)展而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和貧困感。譬如10年前居委會到每個社區(qū)定誰是貧困戶的時候，他就看你家里有沒有冰箱，如果有冰箱肯定不是貧困戶。然后會看你家里吃什么，有時候怕家里人說假話，還會跑到學校問他的孩子，問小朋友“這幾天你們家做什么吃了”？小朋友回答：“吃肉。”“一個星期吃了幾次？”“三次”。你一個星期能吃三次肉還貧困嗎？然而在今天，如果一個家庭一個星期吃了3次肉就叫不貧困嗎？他家里沒有冰箱就叫貧困了嗎？恐怕很難講?，F(xiàn)在有些菜比肉還貴，有錢人只吃菜，不吃肉。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在民生領域人們的追求滿足感是以文明發(fā)展為基礎的。低下階層的社會需求滿足的速度能不能和社會發(fā)展保持一個相應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這個相對貧困感的差距有多大，非常重要，我們今天不會接受絕對平均主義，但也不意味著這個差距越大，人們越滿意。舉一個例子，原來我國農村的貧困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192元，“十二五”定了一個新標準，要大力提高農村貧困標準，到2015年農民人均年收入要達到1500塊。而我國的鄰居越南，設定到2015年農村貧困標準折合成人民幣是1511元，跟我們國家差不多。但是越南在定這個標準的時候，越南人均GDP是1162美元，中國定這個標準的時候人均GDP是4500美元。換句話說，中國是在越南經濟水平4倍的基礎上定了跟它一樣的貧困標準線。我們想一想，一個同樣拿1500塊錢的人，他在越南生活和在中國生活，他在哪國社會的相對貧困感和相對剝奪感要強？結論很明顯。也就是說，同樣的實際所得，但在兩個社會貧困的差距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標準在中國可能導致的由貧困引發(fā)的不滿和矛盾，概率遠遠高于越南。我覺得民生對于政策的制訂者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當然不是說我把貧困線提的越高越好。失業(yè)救濟金太高人們的就業(yè)動力就會下來，一定要和市場的工資價格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鼓勵就業(yè)。那么，夯實民生的基礎要做什么呢？我覺得在今天應該提出來的第一點是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我們常常講民生是政府，是社會的事。但我覺得當改革開放30年之后，必須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