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推銷員 10%。[6]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據(jù)塞利格曼說，樂觀主義者成功的秘訣就在于他的“解釋方式”。出了問題之后，悲觀主義者傾向于自責。他說：“我不善于做這種事，我總是失敗?！睒酚^主義者則尋找漏洞，他責怪天氣，抱怨電話線路，甚至怪罪別人。他認為，是那個客戶當時情緒不好。當一切順利時，樂觀主義者居功自傲而悲觀主義者只把成功視為僥幸。[7]克雷格安德森讓一組學生給陌生人打電話，請他們?yōu)榧t十字會獻血。當他們的第一、二個電話未能得到對方同意時，悲觀者說：“我干不了這事。樂觀主義者則對自己說：“我需要試試另一種方法?！盵8]無論是消極還是積極，都是一種本身會成為事實的預言。安德森說： 如果人們感到沒有希望，他們就不會費事去獲得成功所需的技能?！盵9]據(jù)安德森看來，有無控制感是成功的試金石。樂觀者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如果事情不順利，他立刻做出反應，尋找解決辦法，制定新的行動計劃，并且主動尋求指點。悲觀者則感到自己只能由命運擺布，行動拖拉。既然認為毫無辦法，他便不去尋求指點。[10]樂觀主義者也許認為自己比事實能夠證明的要強——有時正是這一點使他們充滿生機。匹茲堡腫瘤研究所的桑德拉利維博士對患晚期乳腺癌的婦女進行了研究。對那些通常持樂觀態(tài)度的婦女來說，兩次發(fā)病間隔的時間比較長，而這是生存下去的最好預兆。在一次對早期乳腺癌婦女的初步研究中，利維博士發(fā)現(xiàn)這一疾病在悲觀病人身上復發(fā)更早。[11]樂觀態(tài)度不會使不治之癥痊愈，卻有可能預防疾病。在一項長期研究中，研究人員跟蹤觀察了一組哈佛大學畢業(yè)生的健康史。所有這些人都是班上的學生，并且健康狀況良好。他們之中有的是積極思考者，有的是消極思考者。20年后，悲觀者中患有中年常見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的人數(shù)要比樂觀者多。[12]許多研究顯示，悲觀者的無助感會損害人體的自然防御體系，即免疫系統(tǒng)。密執(zhí)安大學的克里斯托弗 彼德森博士發(fā)現(xiàn)悲觀主義者不能很好地照顧自己。他消極被動，無法避開生活中的打擊，無論做什么都會擔心身體不好或其他災難將臨。他大嚼不利于健康的垃圾食品，逃避體育鍛煉，不聽醫(yī)生的勸告，還總是要再貪一杯。[13]在多數(shù)人身上，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兼而有之，但總是更傾向于其中之一。塞利格曼說，這是一種早在 “母親膝下 ”就開始形成的思維模式，來自千萬次警告或鼓勵，消極的或積極的話語。過多的 “不許 ”及危險警告會使一個孩子感到無能、恐懼以及悲觀。[14]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能體會到許多小小的成就感，如學會系鞋帶等。家長可以促使這類成功轉變?yōu)榭刂聘?，從而培養(yǎng)出樂觀主義。[15]悲觀是一種很難克服的習慣，但并非不能克服。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中，伊利諾伊大學的卡羅爾 德韋克博士對小學低年級兒童做了一些工作。她幫助那些屢屢出錯的學生改變對失敗原因的解釋——從 “我準是很笨 ” 變成 “我學習還不夠努力 ”——因此他們的學習成績提高了。[16]匹茲堡的利維博士想知道把病人變成樂觀主義者是否會延長他們的生命。在一次試驗性研究中，兩組結腸癌病人受到同樣方式的治療，但其中一些人還得到了鼓勵樂觀態(tài)度的心理幫助。試驗結果表明這一做法有一定的效果?，F(xiàn)在已在計劃實施一項重大研究，以確定這一心理變化是否會改變病情的發(fā)展。[17]因此，如果你是個悲觀主義者，你完全有理由樂觀起來。你能改變自己。以下就是范德比爾特大學的心理學家史蒂夫 霍朗指出的方法： [18]一、當壞事發(fā)生時，仔細留意自己的想法，把你最初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記下來，一字不改。[19]二、然后，來做一個試驗。做一件同任何消極反應相反的事。比如說，你工作中出了問題。你是這么想的嗎：我討厭我的工作，可我再也不會找到比這更好的工作了 ?這時你應該采取行動，就像完全不是這么回事一樣：向外寄發(fā)個人簡歷、去參加面試、看看有沒有培訓項目并尋找工作門路。[20]三、繼續(xù)關注事情的發(fā)展。你最初的想法是對還是錯 ?霍朗說： “如果你的想法使你裹足不前，那就改變這些想法。這是一種試錯法，不能確保成功，但應給你自己一個機會?！盵21],你對世界抱有什么樣的希望,你就很可能得到什么樣的結果。二、癌癥和化學物質——我們走得太遠了嗎？[1]去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喬治德克梅吉恩召集本州許多優(yōu)秀的科學家開會，開始執(zhí)行第 65號提案，即州飲水安全和有毒物執(zhí)行法案。這一新法令禁止各工業(yè)部門向水源中排放被懷疑致癌或引起先天缺陷的化學物質。有些人宣稱，新法律還要求在一切可能致癌的物品上貼上警告標簽。[2]原來預計，開會那天全是些玄妙的科學和難懂的術語，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學系系主任布魯斯愛姆茲卻計劃使會議開得更有生氣。[3] 當愛姆茲走入會議室時，他看上去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科學家形象：金絲邊雙光眼鏡、皺巴巴的西服、蓬亂的頭發(fā)，而菜色的面龐顯示，他總是在實驗室 而很少享受加州的陽光。當某人振振有詞地大談致癌機理時，愛姆茲開始打斷他，談起自己的觀點。[4] “整個世界都充滿了致癌物，”愛姆茲宣稱?！捌【浦杏惺畠|分之七百的甲醛和百分之五的乙醇，比水中的任何物質都要危險 1 000倍。如果你呼出的氣息中有啤酒味，那是否意味著你必須向你周圍 10英尺以內的所有人發(fā)出警告 ?”[5] 在大肆宣傳最新癌癥恐怖的時代里，愛姆茲帶來了不同的信息：大多數(shù)人造致癌物的含量一般來說都很低。與天然致癌物含量相比其危險微乎其微。[6]愛姆茲不是個冒充內行的人。他 59歲，是全國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致癌問題的權威之一。他的簡歷中盡是各種榮譽，包括通用汽車癌癥研究基金會頒發(fā)的查爾斯莫特獎(這是癌癥研究中最富聲譽的嘉獎之一)。他還是國家科學院的院士。甚至他的批評者們也承認，愛姆茲試驗是一項突出的成就。這種試驗是在實驗室里進行的一種簡單廉價的操作方法，它有助于檢測一種物質是否能引起癌癥。[7]但是愛姆茲藐視一切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東西。他投身于環(huán)境保護運動，有些人把這一運動稱為 20世紀唯一最重要的運動。例如，1987年 4月，他和兩位同事雷納瑪格和洛伊絲斯沃斯德戈爾德，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報告，列舉了各種各樣可能引起癌癥的危險。以將近1 000 種化學物質做的動物試驗所得到的數(shù)據(jù)表明，每日所消耗的普通花生醬三明治中含有的微量黃曲霉素(花生中天然存在的一種霉菌致癌物)比我們每日從食物中攝取 DDT的危險大 100倍。一杯硅谷最受污染的井水比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致癌的危險要小 1 000倍。他并不是建議人們停止消費花生醬、葡萄酒和啤酒。他所說的是，大多數(shù)人造致癌物的危險比起日常天然物的致癌危險是微不足道的?，F(xiàn)在不清楚它們中有 多少有真正的危險。這兩種危險都轉移了人們對于諸如煙草之類的巨大危險的注意力。[8] 愛姆茲的癌癥研究是 25年前因為一袋炸薯條而開始的。當時他在馬里蘭全國健康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在看到袋上列出的成分時，他覺得還沒有人知道每種化學物質對人的基因有什么影響，要了解這些是不容易的。[9] 那時，科學家為了測試致癌性，不得不在老鼠身上做耗時費錢的實驗室試驗。細菌對引起突變的物質很敏感，而致癌物很可能就是引起突變的物質。愛姆茲憑借這些知識，研究出了一種利用細菌檢測致癌性的試驗。愛姆茲試驗被公認是一項主要的科學成果?，F(xiàn)在在世界上已被廣泛應用。[10] 1974年的一天，當時在伯克利任教的愛姆茲建議一些學生對各種各樣 家用產品進行測試。使他驚異的是，像用于兒童睡衣中的一種阻燃劑一樣，許多普通染發(fā)劑經測試都呈陽性。當愛姆茲的測試結果導致對某些化學品實行新的規(guī)定和禁令時，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環(huán)保界的英雄。[11]隨后 10年間，公眾對致癌物越來越關注。愛姆茲說： “于是我們開始意識到有些不對頭?！蓖瑯右脖粰z測為致癌物或致突變物而呈陽性的天然物數(shù)量太多了：果汁、芥菜、芹菜、歐芹等。實際上，在愛姆茲所測試的大約一半的天然和人造化學物中，當給老鼠大劑量時，都證明有潛在的致癌作用。[12]起初，愛姆茲斷定他的試驗有問題。他的試驗并沒有錯。他的錯誤在于他像普通人一樣天真地認為只有人造化學物質是危險的。他現(xiàn)在要問： “為什么要推斷天然就是無害的呢 ?”[13]支持加州 65號提案的運動使愛姆茲確信他有義務向公眾解釋這一點?！爱斎藗冋f某些先天缺陷是由水中十億分之一的某物質引起時，我認為那是不負責任的?！彼f，“那是拿人們的害怕心理開玩笑。你總能在水中找到十億分之一的某種物質。” [14]在加州參議院委員會作證時，愛姆茲舉出了一個例子：由于用氯消毒，自來水含有致癌物氯仿大約十億分之八十三?？Х群袃煞N天然致癌物，每一種都是大約十億分之四千，而由于正常的新陳代謝，人血平均含有甲醛十億分之三千。[15] 有些人想當然地認為愛姆茲是化學工業(yè)的代言人。情況卻并非如此。他不為化學公司、藥品公司、食品公司或法律事務所提供咨詢。他沒有接受來自 商界的任何好處。[16]環(huán)境保護論者反對愛姆茲的觀點。他們說，我們有義務在總量上使人們盡可能少地接觸致癌物?！安恢獮槭裁此J為要進行選擇?！狈鍘n俱樂部的卡爾波普這樣說：“如果我們不得不在飲用水中的 TCE(一種可疑的致癌溶劑)和 有關吸煙的公共教育之間進行選擇的話，可能他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是非去選擇不可?！盵17] 愛姆茲的回答是： “你不想讓每家化學公司從后門倒掉自己的垃圾，但是你生活在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代價就是水里會有十億分之幾的化學物質。你能除去它，但花費巨大。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追查微不足道的東西上，你就會看不到重要的危險?！比?、鼠 與 人——“不能解決”的問題[1] 密執(zhí)安大學的 “神經官能癥 ”的實驗。首先訓練鼠由平臺邊緣跳向兩個門中的一個。如果鼠向右跳，右門是碰不開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進網里；如果鼠向左跳，左門就打開，鼠就會找到一碟食物。在鼠已很熟悉這一反應時，就改變情況：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門后，這樣鼠要想得到犒賞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實驗者也可采用其他變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標記兩個門。)如果鼠弄不懂新規(guī)則，它每次跳時決不知是會得到食物還是會撞鼻子。最終它就會放棄，拒絕再跳。到這一 步，麥耶博士說：“許多鼠寧愿挨餓也不再做選擇?！盵2] 第二步，對鼠施加強大氣流或電擊，趕它，強迫它做出選擇?！疤幱诓荒芙鉀Q的難題之中而被迫做出反應的動物，”麥耶博士說，“最后總是落到一個特定的反應上(比如只 向左跳)，不顧結果如何都總是做出這一反應??這種條4件下所做出的反應便固定不變了??一旦出現(xiàn)了這種固態(tài)，動物就沒有能力學會適應性的反應了?！币坏┫蜃筇姆磻还潭ㄏ聛頃r，可以讓右門開著，使食物 呈現(xiàn)在眼前。可是鼠被驅趕時卻仍舊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來愈惶恐不安。實驗者繼續(xù)迫使鼠做出選擇時，鼠開始驚厥不安，四下狂奔，弄傷爪子，撞上桌椅，然后渾身劇烈顫抖，直到昏迷不醒。處于這樣的被動情況，鼠拒絕進食，對一切不感興趣：可以把它卷成一團或擒住雙腿倒掛空中——無論怎樣擺布它，它都無動于衷。這時的鼠已是 “神經崩潰 ”了。[3] 鼠所面臨問題的 “不可解決性 ”導致了它的神經崩潰，而麥耶博士在他對心理失常的小孩和成人的研究報告中表明，鼠和人經歷的各個階段大同小異。首先是兩者受訓練，在面對某一問題時都習慣地做出某一選擇；然后，發(fā)現(xiàn)條件已改變而原來的選擇并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時，兩者都大吃一驚；再次，不論是出于震驚、焦慮還是受挫，兩者都會執(zhí)著于最初的選擇，不管結果，一意孤行；接著，悻悻然拒絕采取行動；而后，在被迫做出選擇時，兩者又總做出最初訓練時所做出的選擇——且再次碰壁；最后，即使目標就在眼前，只要做出不同的選擇就唾手可得時，兩者又都由于以前受到的挫折而發(fā)狂。他們瘋狂地四處撕抓；或是躲在角落里賭氣拒食；他們變得辛酸懷恨、不信任一切、心灰意冷，無論人們怎樣對待他們，他們都無動于衷。[4] 這是否是一幅夸張的畫面呢 ?似乎并非如此。這個模式反復再現(xiàn)于人生，小到家庭的悲劇，大到震撼世界的國家間的悲劇。為了糾正丈夫的毛病，妻子數(shù)落他。毛病越壞，就越多地挨數(shù)落。當然他的毛病變得更壞，她就更加數(shù)落。像鼠一樣，妻子對丈夫的毛病受一種固定反應的擺布，她只能總以一種方式應付它。她這么做的日子越久，丈夫的毛病就越厲害，直至夫婦二人在神經上都備受折磨，疲憊不堪。[5] 再看一個例子。北方某城市的白人因厭惡黑人高文盲率和高犯罪率的狀況而隔離他們、迫害他們(眾所周知，警察通常對黑人嫌疑犯比對白人嫌疑犯要粗暴得多)，并且拒絕給他們受雇與提升的機會。這種機會的被剝奪使文盲率與犯罪率高的情況得以延續(xù)下去，轉而又使隔離、迫害和不給黑人機會的做法得以繼續(xù)存在。要找到解決這一惡性循環(huán)的方法需要致力于有序社會改革的智者殫精竭慮，包括市議員、教育家、城市規(guī)劃人員、黑人組織以及州政府和聯(lián)邦 政府。[6]另一個例子是，想用寫作表達自己思想的學生可能寫得很差。英文老師說，我一定要教會他們語法、拼寫和標點符號這些方面的基礎知識，來提高他們的寫作。于是由于過分強調語法與寫作方面的技術性細節(jié)而忽視了學生的思想，老師很快湮滅了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失去了興趣，學生寫得就更差了，老師于是再給學生以加倍的語法和寫作方法的練習。學生也就越來越厭倦和反感了。中學和大學的“英文補習”班里全是這樣的學生。[7] 同樣，一個認為武裝力量是維護和平與尊嚴的唯一有效途徑的國家，會推行巨大的擴軍計劃。這種計劃引起鄰國的恐慌，于是后者也擴充軍備，與前者抗衡。焦慮與緊張氣氛升溫。前者宣稱，很明顯，只要我們不能對所有突發(fā)事件都有充分準備，我們就會不斷為國家的安危擔憂；所以我們必須加倍 擴軍。這自然使鄰國更為恐慌，于是也把軍備翻了一番。焦慮與緊張氣氛更強了。前者宣稱，很明顯，我們犯了低估國防需要的錯誤。這次我們一定要保證 我們有充分 武力來保持和平。我們必須把軍備再加一倍 ??[8]當然，這些例子難免(4)過(4)于(4)簡(4)單化，但是確實常常由于這種類似的惡性循環(huán)使我們無法認清或處理導致災難的不測事件的條件。這樣的模式常常很容易識別；目標就在眼前，只要在方法上做些改變就會達到。可是，由于受到固定反應的擺布，鼠“無法”吃到食物，妻子“無法”改掉丈夫的毛病，黑人還要等兩三代人的時間，“直到社會改革的時機成熟”，我們“無法”停止發(fā)明并制造可摧毀人類文明的致命武器。[9] 不過，鼠與人的難題的不可解決性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麥耶博士的鼠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