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語言學的研究開始的較晚，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提出這一概念。不僅起步晚，所做的研究在寬度與深度上也與國外的有比較大的差距，國內神經語言學的語言研究雖然也涉及字詞、句子等各個層面, 但直到上個世紀末, 很少有文章涉及當代語言學理論；研究隊伍單薄, 尤其是具有語言學背景的研究人員少。但是通過來自語言學、心理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等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們對“語言和大腦”的關系研究的不段努力,近年來我國神經語言學進入穩(wěn)步發(fā)展時期。 語音學主要研究語言的發(fā)音機制，語音特性和在言談中的變化規(guī)律，包括元音、輔音、聲調、重音以及節(jié)奏、變調等，近來又加強了語音韻律特征的綜合研究和定量研究。神經語音學研究語音生成和理解的腦機制。對語音的三種基本研究方法：（1）語言學方法，對失語癥病人的話語進行錄音，然后用語音符號及記錄，并進行語音學和音位學分析。例如李曉慶、楊玉芳(2005) 研究重讀對語篇加工的影響。（2）聲學方法，用聲學儀器記錄語音的聲學特點。（3）發(fā)音器官運動研究方法研究和測量發(fā)音器官的運動。我國對神經語言學的語音研究并不是很多，基本上是對漢字識別中就漢字形、音、義關系問題時所涉及的研究。李曉慶、楊玉芳(2005) 利用跨通道詞匯再認任務，探索了口語臨場加工過程中，不一致性重讀對新信息以及它所標示的舊信息在語篇表征中激活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與控制條件相比，不一致性重讀雖然提高了舊信息在語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但是同時抑制了新信息的激活；這一促進和抑制作用在關鍵詞匯后的500ms就已出現。從而說明，對于相對重要的新信息，不一致性重讀會阻礙語篇的理解，并且會影響到語篇的臨場加工過程。梁潔(2002) 對聲調、語調的研究。文章通過對一例失語癥患者和五位正常平敘句的對比分析,提出普通話的平敘句語調模式是趨降型,聲調和語調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聲調在上,語調在下,漢語的四聲受語速、音域寬度、分布和語調的影響。 神經詞匯學探討詞匯理解和產生的神經機制，主要包括詞層級內不同詞匯的心理表征及通達的神經基礎等。神經詞匯學的研究方法有：（1）語言學方法，對失語癥病人的話語進行錄音，然后用符號進行記錄，在進行詞法、語法分析，例如楊亦鳴（2002）關于詞庫中的與基本語言單位的神經基礎研究，對8名失語癥患者的自發(fā)談話進行記錄，再用統(tǒng)計的方法將詞分為成詞語素、不成詞語素、其他，進行數據統(tǒng)計；（2）儀器實驗方法，利用先進的無創(chuàng)傷成像技術，ERP、fMRI等，例如楊亦鳴（2007）以動詞的限定性研究為例，探討有關句法理論的神經基礎，運用核磁共振的事件相關設計，將目標詞置于詞組結構內,即置于一定的句法環(huán)境中,檢驗了漢語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充當同一名詞中心語的修飾語時的腦反應機制。與其他語言相比，中文的漢字有其獨特的方面，不像拼音文字, 其書寫形式不能直接表征語音，漢字是形、音、義的統(tǒng)一體。我國對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詞認知和中文大腦詞庫兩個內容上。我國神經語言學對于大腦詞庫的研究最早從字詞認知開始的。臺灣的曾志朗等人(1991)對漢語失語癥的名動詞進行過研究，并就漢語的特性作出結論認為，布洛卡失語的運動命名障礙和韋尼克失語的運動性名稱貧乏與名動詞形態(tài)上的區(qū)別無關。張亞旭等（2000）使用跨通道詞匯判斷任務和語義啟動技術，兩個實驗分別考察了孤立狀態(tài)下和句子語境中漢語雙音節(jié)同音詞意義通達的情況。該研究的結果與一些研究者使用同形異義詞在英文中進行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支持了相互作用的觀點。同時重排序通達模型最能解釋該研究的發(fā)現。陳寶國等等用兩個實驗，分別采用基于語義的和基于語音的啟動范疇判斷作業(yè)，在不同的SOA條件下，考察低頻漢字形、音、義信息激活的相對時間進程。實驗結果表明，低頻漢字字形的激活在先，字音和字義的激活同時進行。低頻漢字形、音、義激活的這種順序不受基于語義還是基于語音的實驗任務的影響，但實驗任務影響了低頻漢字字音、字義激活出現。 彭聃齡等（1994）的研究結論支持漢語雙字詞以分解的語素表征于大腦詞庫中，且前者指出漢語復合詞內語素之間的結構關系（如并列式、偏正式）在認知過程中起作用。字詞認知方面還只是神經詞匯學研究零散的方面，對中文大腦詞庫的研究才是系統(tǒng)的、深入的。大腦詞庫也稱心理詞典, 是大腦中關于詞匯信息的內存(楊亦鳴等2000)。中文大腦詞庫研究漢語使用者的詞匯辨認、儲存和提取等問題。 崔剛(1999) 通過對24 位失語癥患者的語言材料的分析, 主要比較了Broca 和傳導性失語癥患者在語音障礙上的表現。崔剛(2001) 出版著作《失語癥的口語表達障礙研究》一書,分析了Broca 和傳導性失語癥患者的語音障礙和詞匯障礙。對大腦詞庫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系統(tǒng)的、深入的研究是楊亦鳴等人。楊亦鳴（2002）對八名失語癥病人做實驗，從自發(fā)談話、復述、聽理解、命名、閱讀等五個方面進行考察。從各項測試中得出，當患者無法從大腦詞庫中提取所需的語言單位是，患者或使用其他的詞語替代，或是以讓人完全無法理解的錯語替代，卻很少見患者只以其中一個語速來替代詞語的顯現出現。認為中文大腦詞庫內存取的語言單位應當是詞,而不是語素位,更不是以字為單位。由單個語素組成的詞(單純詞) 比由多個語素組成的詞(合成詞) 容易提取,語素之間的結構因素在中文大腦詞庫的語言單位存儲提取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存取單位問題是大腦詞庫結構的核心問題,它的提出對我們重新認識字詞認知的研究成果以及真正理清大腦詞庫的結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楊亦鳴（2007）、張珊珊等（2006）用ERP技術對兩組人數分別十五、十四的正常的在校學生進行實驗，探討關于詞庫中的基本語言單位的神經基礎。結果認為，單純詞和合成詞在中文大腦詞庫中可能都是直接存儲的，詞與短語的提取加工機制是不同的，詞可能是直接提取的，而短語則不是，可能需要經過整合加工后在提取。楊亦鳴等(1998 ,2000 ,2002，2007) 的對中文大腦詞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