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的時間、方式和內容等，此時的行政權一詞則是權力與特權的復合體。與此相應，行政相對一方的法律狀態(tài)，在羈束行政時，就表現為責任與權利，即對行政法律關系調整的服從和要求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履行法定義務的權利；在裁量行政時，則表現為責任與無權利，即對行政法律關系調整的服從和不能要求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作出或不作出特定行政行為的無權利。 與行政機關及 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獲得立法授權相反，當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對特定事項處于無權力的狀態(tài)時，意味著其在法律上無能力改變他人既定的法律關系。相應地，行政相對一方則處于免受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就特定事項進行干涉的豁免狀態(tài)。 由此，我們可以描繪出靜態(tài)的、最簡單的行政法律關系圖式： 對上圖的正確把握，需要清除以下幾個認識上的障礙： ，是一個純粹法學的邏輯推演過程，但是，法律并不是脫離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環(huán)境的孤立存在。盧曼早就指出，法律是 ? 一 個在規(guī)范上封閉而在認知上開放的系統 ?[19] ， 借 助 內 在 于 系 統 的 ? 結 構 耦 合 ?（ structuralcouplings），法律可以實現與外在環(huán)境的良性互動。當然，這種互動只能以規(guī)范方式進行轉化。具體至行政法領域，規(guī)范上的權力同時也是國家實現主權意志的手段，因此行政權意 第 12 頁 共 26 頁 圖實現的行政任務的變遷，對行政法律關系的影響不容忽視，? 行政法之發(fā)展決定于現代之行政狀況及其需求 ?[20] 。 舉例而言，同樣是立法機關授予的羈束權，旨在維護社會秩序的負擔行政與旨在促進社會福祉的給付行政，所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就會有所差異： 在負擔行政下的羈束權，由于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作為或不作為的法定義務將減少直接對象人 [21]的法律利益，因此其未依法履行法定義務時，直接對象人僅擁有要求盡快作出決定的程序性權利，以保護法律關系的安定性價值。其典型為治安行政管理過程中，侵害人可要求公安機關及時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與此相反，給付行政下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的法定義務，有助于增加直接對象人的法律利益，因此當其違法不作為或拖延履行時，直接對象人擁有要求作出行政決定的程序和實體雙重權利。其典型為頒發(fā)行政許可過程中，申請人既可要求許可機 關及時作出是否許可的決定，也可在申請符合條件時要求許可機關作出批準申請的決定。 政相對一方法律關系的肯定性控制力，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可以自行強制實現這種控制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 66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87 條等相關規(guī)定，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只有在法律、法規(guī) 第 13 頁 共 26 頁 明確授予強制執(zhí)行權限時，方能以已之力量迫使行政相對一方承擔因行政權運作產生的責任。法律法規(guī) 未授權時，對于行政相對一方違反責任又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訴訟的行為，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只能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這也再次印證了純粹法學意義上的權力，并不必然包含國家強制力的觀點。而社會學視域中的權威，往往以自我的強制實現力為后盾。 ，為保護特定的利益，法律可以設定前后相連的一組權利，前面的權利因違法行為的發(fā)生受到侵害后，可以產生后面的權利以獲得救濟，即原權利（ primaryright）和次權利（ secondaryright）。 [22]依此觀之，行政相對一方要求行政機關及 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履行法定義務的權利，屬于原權利的范疇。若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拒不履行法定義務，則構成對原權利的侵犯，行政相對一方可以通過次權利的行使，向行政復議機關或法院尋求救濟。可見，權利與權力一樣，都受到了法律的保護。所不同的是，在授予強制執(zhí)行權的前提下，行政機關可以訴諸自己的力量，自行獲得救濟，而原權利的救濟只能訴諸他方。問題在于，現階段立法技術的不成熟，以及立法政策傾向于保持司法自制、提高行政效率的定位，使行政法律法規(guī)中只規(guī)定原權利，未設計配套次權利的法律漏洞，比比皆是。而唯有次權利 ? 才是真正可以為法律所強制執(zhí)行的權利 ?[23] 。這就加劇了權力與權利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從而使部分行政法學 第 14 頁 共 26 頁 者對行政權力和行政相對一方權利的關系，作出脫離規(guī)范意涵的判斷。 四、瓶頸與突破：行政法律關系的動態(tài)均衡分析至此，似乎仍不足以打消疑慮：在上圖確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相對一方至多只是權利主體，不具備控制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一方法律關系的資能。即便與原權利配套的次權利都能到位，兩者的法律地位仍不平等。對該異議的回應，關鍵在于重新認識裁量權實際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動態(tài)行政法律關系。 將 裁量權解讀為權力與特權的復合法律概念，是基于 ? 行政裁量者乃行政機關在法律積極明示之授權或消極的默許范圍內，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選擇自己認為正確之行為，而不受司法審查者 ?[24] 的傳統認識。在當時看來，裁量意味著立法對行政的特殊授權，在裁量的范圍內，行政機關是相關問題的最后裁判者，法院無權染指，故裁量又有 ? 自由裁量 ? 之稱。然而，這一觀點很快受到了修正，裁量授權的擴張，使現代行政法的規(guī)范重心落足于對行政裁量權的引導與制約之上。越來越一致的看法是， ? 從沒完全的純粹的裁量。關于免除所有法律控制的行為自由在判例法 上已經消失至少 50 年了，因此，所有的裁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25] 。在我國，規(guī)范裁量的方式，在近30 年左右的時間里，亦經歷了從實體到程序，從事前、事后到事中，從外在制約到自我規(guī)制的變化。裁量權規(guī)范的強度與形式， 第 15 頁 共 26 頁 直接影響了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與行政相對一方的法律地位。與此相應，關于裁量權是權力與特權的復合形式的界定，也應據此有所調整。 。裁量收縮，又稱裁量收縮至零，是指 ? 行政機關于作成裁量處分時，本有多數不同之選擇，若因為特殊之事實關系，致使行政機關除采取某種措施之外， 別無其他選擇 ?[26] 。它是對行政裁量控制最為嚴厲的一種情形。所謂特殊事實，系指裁量權的行使會侵犯行政相對一方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或違反憲法性原則的事實。如果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行使裁量權限時，出現上述特殊事實，則與立法機關授予羈束行政權的情形無異，即僅有唯一正確的選擇。此時，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除擁有權力之外，同樣也背負著作為或不作為的法定義務。故裁量收縮時，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與行政相對一方之間的行政法律關系就轉化為權力 —— 責任和義務 —— 權利。 。計劃 裁量是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擁有最大程度形成自由的裁量形式，它主要發(fā)生在行政計劃領域。法律對負責行政計劃的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通常只有預期目標的指引，至于實現目標的方法和路徑，則委由行政機關及其他承擔行政任務主體自行選擇決定。由此觀之，計劃裁量下的裁量權，是權力與特權的最佳組合。 第 16 頁 共 26 頁 但是，計劃裁量也并非完全自由。一般來說，實施計劃的機關需要就下述四個方面進行考量： ? （ 1）對擬定之計劃具有指導及拘束作用之上位計劃；（ 2）擬定之計劃對達成計劃目標之需要性；（ 3）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