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功能論視野中的調查性報道和演變(編輯修改稿)
2025-07-19 21:21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往并不為社會強勢勢力所樂見。與西方新聞事業(yè)不同，我國的新聞事業(yè)并不是外在于國家的權力系統(tǒng)，它們與政府、國有企業(yè)一樣是這一系統(tǒng)的重要構成部分。新聞媒體負有重要的輿論引導和維護穩(wěn)定的職責。這種新聞體制在開展調查性報道中存在著“先天不足”。其次，調查性報道受到媒體商業(yè)目標的限制。一方面，媒體更愿意采取的操作方式是“以最小的政治風險贏得最大的商業(yè)利益”[6]，因此不少調查性報道，某種程度上也是媒體機構的麻煩報道。另一方面，調查性報道本身成本較高，實現(xiàn)直接經濟效益的鏈條太長，這使它未必能得到媒體決策者的青睞。由此導致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并非是一帆風順而是充滿變數(shù)，隨政治形勢等因素曲折發(fā)展，高潮期和低落期相互交替存在[7]。 從媒體功能論考量，只要媒體存在，只要黑暗和腐敗存在，調查性報道就會生生不息。調查報道是媒體實施輿論監(jiān)督的利器，是除政府監(jiān)督、司法監(jiān)督、紀律監(jiān)督外最重要的社會糾偏機制。新聞媒體影響力大，新聞記者是專業(yè)調查研究人員，他們通過深入的調查，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是新聞媒體重要的功能表現(xiàn)，這一作用也是其它監(jiān)督形式所取代不了的。當這一監(jiān)督工具缺位時，社會系統(tǒng)必將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一定會以其它形式表現(xiàn)出來。因此，調查性報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下，會以替代性形式、替代性欄目或替代性媒體等來履行類似的功能，使通過深入調查發(fā)揮新聞監(jiān)督作用這一重要功能得以延續(xù)。 二、調查性報道的功能替代機制及其不足 當由于種種原因，使調查性報道不能承擔正常的社會職能時，就會由功能替代物對其實行功能替代。在社會學家默頓看來，功能替代物是受到社會結構限制的，社會結構各種要素的相互依賴，會對功能替代產生限制作用。我國的調查性報道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每當其陷入低谷時，都會通過體制張性、科技力量等有所演變，采取不同的替代模式實現(xiàn)著功能替代作用，但這些模式也都會帶來較大的負面作用。 一是報告文學模式。20世紀80年代，調查性報道仍面臨著較大的政治風險，因此許多新聞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報告文學形式刊載深入的調查性新聞，多刊載在書刊上。以文學形式出現(xiàn)的調查文學性較強，可以有效地規(guī)避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如全景表現(xiàn)1976年唐山大地震慘狀和內幕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作者的寫作就得益于他所受到的新聞訓練[8]。暴露中國體育界弊病的《強國夢》和《兵敗漢城》（1988年），盡管發(fā)表在文學期刊上，仍被人批評為“政治傾向不好”[9]。戴煌揭露政府內部某些腐敗的《權柄魔術師》（1989年）率先以報告文學形式發(fā)表，后被當?shù)卣鹪V，打官司后不了了之。雜志書刊時效性差，社會風險小，成為一些調查性新聞的“避風港”，但同時嚴重地弱化了其針對性和社會反響。 二是特例模式。在調查性報道整體存在風險時，由政府支持的帶有“特殊”性質的特例模式會得到優(yōu)先發(fā)展。這些“特例”包括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焦點訪談》欄目等。以《焦點訪談》欄目為例，它已經成為中國調查性新聞節(jié)目的形象，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三任總理李鵬、朱?F基、溫家寶先后為該欄目題詞，以示支持。政府的政策支持使這些欄目在調查性報道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且?guī)悠渌襟w的效仿，推出面向本地受眾的類似欄目。但是，這些媒體或欄目在新聞體系中仍屬極少數(shù)，遠遠難以負載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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