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問題(編輯修改稿)
2024-12-12 02:28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限制，所從事的職業(yè)大多是條件艱苦、收入水平低的工作，一旦失業(yè)便面臨著生存的問題；同時，農民沒有城市生活經歷，不熟悉城市生活習慣。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特別是遭到城市人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后，采用犯罪手段實施占有財產或報復社會來泄憤，自然就成了一些人可能的選擇?，F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已經出現團 體性、職業(yè)性的農民破壞群體，對城市穩(wěn)定影響極大。 二、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問題的根源 （一）大量農民是城市化結果的“被動接受者” 從本質上講，城市化進程就是農民變?yōu)槭忻竦倪^程，這個過程強調的是農村人口的轉移，而并非城市邊界的擴張。然而，目前一些地方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時候，卻偏離了城市化進程的本質，一味的追求城市規(guī)模的擴張，開發(fā)區(qū)、大學城遍地開花，據24 個省（區(qū)、市）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已經圈地的各種園區(qū)有 3500 多個，占地面積 萬平方公里，超過了現有城鎮(zhèn)建成區(qū)的總面積。這就直 接造成了大量農民被迫離開賴以繁衍生息的土地，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并沒有取得足夠的身份轉換“啟動”資本。 根據筆者在柳州市古亭山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對因開發(fā)區(qū)建設征地而即將完全失去土地的 629 戶農民的調查（村民的收入結構分析見圖一）， 62％的農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 1500元，其中還有 32％的農民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 500 元的赤貧主義者。在調查中，有 18％的農民認為城市生活條件好，因而向往城市生活； 82％的農民認為城市生活成本高，生存壓力大，對未來的城市生活充滿疑慮。這說明大多數農民不是主動選擇城市生活，而是 被迫“淪為”城市居民。 附圖 {F2P306} 圖一 柳州市古亭山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被征地農民收入層次結構分析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化進程應該是農民的自發(fā)選擇過程，是選擇城市生活還是繼續(xù)務農，主要取決于城市預期收入與農村收入的差異。當農民對城市的預期收入的判斷高于農村收入并且取得相應的啟動資本的時候，他自然會選擇進入城市發(fā)展。依靠這種“拔苗助長”的方式來加快城市化進程，只會給未來的城市社會埋下隱患。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當前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許多制度因素限制了農民的自由選擇。首先，在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農民的大部分資產被“套牢”在農村，他們的土地、住房、宅基地都無法帶走，也無法“變現”，所以為了保住自己在集體財產中所占的份額，就只好選擇繼續(xù)留在農村（注：楊小凱：《中國土地所有權私有化的意義》， ： //， 2020年 4 月 16日。）；其次，由于國家擁有強制征用集體土地的權力，政府制定的土地征用價格遠遠低于該土地的市場均衡價格， 在價格談判的時候，農民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余地，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征地結果的被動承受者。還有一些政策因素也限制了農民的自由選擇，如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義務教育制度以及農民工就業(yè)管理制度等。因此，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設計出一個機制，破除那些限制農業(yè)人口自由轉移的框框，讓農民擁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利，變“被動接受”為“主動選擇”，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城市化進程，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來“人為造市”。 （二）農民的貧困 所謂貧困，主要有三層含義：（ 1）收入貧困，指缺乏基本的生活資料；（ 2）人類貧困，指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 3）知識貧困，指獲取、吸收和交流知識能力的匱乏或途徑匱乏。收入的貧困只是表面現象，其深層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匱乏，如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所提出的，貧困是對人類基本能力和權利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而一個人擁有多少權利，取決于他的稟賦和交換權利（注： SEN AMARTYAK.,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University Press,1981.）。導致中國農民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由于國家政策失誤所帶來的“先天性發(fā)育不足”，又有因為自身獲取收入能力的匱乏所帶來的“后天性營養(yǎng)不良”，從而形成“收入低下 —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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