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特征，這就要求按照“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采取多元的分配規(guī)則。遵循這一原則，就是把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放在第一位，對其結果進行適當的再分配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放在第二位；遵循這一原則，就是為效率目標畢業(yè)論文題目 4 服務的市場分配是第一位的，為保證必要的收入公平而進行的政府調節(jié)是第二位的。 （三）由“效率優(yōu) 先，兼顧公平”發(fā)展觀所引發(fā)的問題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是一種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分配原則，從某個角度而言，“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更是一種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分配發(fā)展觀。 實踐證明，堅持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 這一發(fā)展觀，有利于沖破、消解平均主義式的畸形平等觀， 有助于在我國社會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的公正理念， 能夠鼓勵和支持一部分人依靠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和幫助后富，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然而， 正是因為“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在處理經濟效益問題和公平問題兩者的關系時，將經濟效 益問題放在第一位，對公平問題只是予以適當的兼顧，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已經形成并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 。衡量收入差異狀況最重要、最常用的指標是基尼系數。它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在 20 世紀初根據洛倫茨曲線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洛倫茨曲線（見圖 11），實際收入分配曲線（曲線 OM）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直線 OM）之間的面積為 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曲線 OM）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折線 OPM）之間的面積為B， A 除以（ A+B）的商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這個數值即為基尼系數。該系數的取值范圍為零到 1。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洛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數也越??；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洛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大，基尼系數也越大。 [5] 附圖 洛倫茨曲線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本科畢業(yè)論文 5 據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 我國 居民收入 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 的1978 年 為 ， 1988 年為 ， 2020 年為 ； 2020 年已經 升 至 ， 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 到達危險的邊緣 ； 2020 年超過 ， 2020 年 為。這一系列的數字表明改革開放前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差距不大，比較平均；1988 年以后居民個人收入差距開始拉開，到 2020 年居民個人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 、地區(qū)、行業(yè)之間的收入差距。 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絕對差額 1997年為 ，到 2020年就上升為 5227元；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倍數也由 1997年的 上升到 2020年的 ；2020年與 1997年相比，農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 ，增幅為 %，而同期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額為 ，增幅 %。 以上數據表明， 1997～ 2020年期間，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相比，不僅絕對差距在擴大，相對差距也在擴大，而且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見 表 1） 表 1 1997 年以來農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對照 年份 農村人均純收入（元） 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差額 （元） 農 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 1997 1： 1998 1： 1999 1： 2000 1： 2001 1： 200 1： 1 世界銀行 .2020 年世界銀行發(fā)展報告 [M].北京： 中國財經出版社 ， 2020： 199200. 畢業(yè)論文題目 6 2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 .《中國 統(tǒng)計年鑒 2020》第 254 頁。 同時，改革開放 20多年來，我國 東部發(fā)達地區(qū)與中西部地區(qū)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擴大。 東、中、西部地區(qū)之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在 1985 年為 ::1； 1990年擴大為 ::1； 2020 年擴大到 ::1。 2020 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是 1320 元，農民純收入是 6212 元，收入最低的貴州省則分別為 5930 元和 1490 元，二者之比為 :1 和 :1。 改革 開放 以來，國家進行了多次價格改革， 但是仍有許多部門存在 由于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的上升 ， 而產品價格上不去 ， 只能微利甚至虧損經營 的現象，由此使得 這些部門的職工收入長期處于較低水平 ；相比之下，近年來， 部分行業(yè) 如 金融、 電信 、 電力 等行業(yè)通過壟斷經營 ， 業(yè)務量發(fā)展 迅速， 獲取 了 高額利潤 ，使得這些行業(yè)的職工收入頗為可觀。 此外， 工資外收入 日益成為 行業(yè)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中工資外收入名目繁多，比重越來越大，這種收入被稱為 “ 隱性收入 ” 或 “ 灰色收入 ”。 其收入的來源往往是在國家財政部門監(jiān)督之外，而行業(yè)間收入差距往往 就 體現在這部分收入上。 [6] 二、 我國現階段提出 “公平與效率并重”的原因 通過上述有關我國收入分配問題中公平和效率關系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 “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反映了翻身解放后人民對公平的渴望，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影響了社會的均衡發(fā)展；“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反映了改革開放后人民對效率的追求，有一定的歷史正確性，但同樣造成了社會的不均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確立和日益完善，經濟效率問題逐步得到了相對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逐步上升為突出的問題。 歷史的教訓、現實的困境揭示 —— 在收入分配問題上，要使社會均衡發(fā)展就必須樹立起“公平與效率并重”的全 新發(fā)展觀。這既是時代的要求，又是公共政策合理性、合法性和現實性物質和精神的支柱，更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具體而言，我國現階段之所以提出“公平與效率并重”有如下原因：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本科畢業(yè)論文 7 （一） 經濟體制轉型因素 所謂經濟體制轉型，是指原來實行計劃經濟、采用計劃體制管理的國家向市場經濟及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正處在這一轉型期之中，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并在不斷完善中，現階段面臨的收入差距問題也正是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是發(fā)展中的問題。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所指出的那樣：“收入分 配的變化是發(fā)展進程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誘發(fā)嫉妒心理和混亂動蕩的方面。沒有很好地理解為什么這些變化會發(fā)生，就不可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政策。” 2 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 ， 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在人們整體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 ， 也出現了收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