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教案本科生(編輯修改稿)
2025-07-06 21:45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上學、數(shù)學和倫理學等五支。 參見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版，第112頁；陳啟偉：《哲學譯名考》，《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這是歐洲中世紀各門學科尚未從哲學中分化出來之前的“大全”式的“哲學”。這種哲學顯然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對于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起了“范型”作用的“哲學”。那種受過近代科學精神洗禮的、經過了現(xiàn)代理性化規(guī)則的清晰界定、具有了某種準科學形態(tài)的“哲學”，是在17世紀之后才在近代西歐產生的，它傳入中國則是19世紀中葉以后的事。在這一傳播過程中，日本起了中轉站的作用，日本學者西周扮演了一個先行者的角色。與日本相比，中國接受歐洲形態(tài)之“哲學”大概晚了30年左右的時間。1905年前后，“哲學”這一譯名方取代“理學”等舊名而得以流傳（西周是1874年使用哲學這一概念的）。1914年以后，“中國哲學”作為現(xiàn)代大學中的一門課程始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的最早范式可概括為“以中釋中”。其特點是：反對以西方研究哲學史的觀念和方法治學，主張延用傳統(tǒng)的治學理念、采用經典注疏的方式建構中國哲學史。運用此范式治中國哲學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陳黼宸、謝無量等。該模式雖然堅守了中國哲學的民族性，但卻難以將“中國哲學”與“經學”區(qū)分開來；不僅與中國哲學現(xiàn)代性的訴求無法適應，而且也面臨諸多難以解決的學術問題。而用西方哲學框架去整理和研究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學術著作的問世、學院化的“哲學”體制之建立、現(xiàn)代學術型的“中國哲學”之論述范式，是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實現(xiàn)的。在胡適之前，雖然有王國維、蔡元培等人做過一些建設性的工作（王國維已經將“中國哲學”的系列文章分別刊載在1904—1908年間的《教育世界》（上海）雜志上，可能是現(xiàn)存最早的研究中國哲學的文獻；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1910年）雖較系統(tǒng)，但倫理學僅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因而難言“中國哲學”之全體。），但卻未能實現(xiàn)學科化的“中國哲學”范式之建立。20世紀初，隨著胡適將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范疇及與之相關的一套學術規(guī)范的引進，中國學者才開始用“哲學”和“哲學史”等概念來表述和研究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的相關思想和內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說是最先具有現(xiàn)代理論形態(tài)的中國哲學史專著。較之諸如明清學者的“學案”、“宗傳”以及20世紀初章太炎先生的“諸子學”等，其詮釋模式、研究范式發(fā)生了重大變革。《大綱》在新的時代和新的觀念背景下，用新引進的學術規(guī)范，對中國傳統(tǒng)的“義理之學”進行了歷史的、學術的改造和詮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意義，就在于它開創(chuàng)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范式，開啟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現(xiàn)代轉換之先河。馮友蘭晚年強調：“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過程中，胡適的創(chuàng)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191頁。228撇開西方哲學的影響不論，事實上，自漢代佛學傳入中國后，中國哲學已經受到外域哲學的影響，已經不“純粹”了。如果我們在今天的學術和時代背景下，還硬要去追求所謂純粹的“中國哲學”，大概就只能回到先秦去了。而這就已經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哲學了。因此，在理解和處理中西哲學的關系時，應避免兩個極端：既不能以西方哲學去附會中國哲學，從而喪失中國哲學的民族性特質；也不能完全拋開與西方哲學的聯(lián)系去追求那種所謂的純而又純、自說自話。那樣，只能使中國哲學固步自封。在此意義上，我們嘗試從以下兩個方面去思考中西哲學的關系問題：1．在立足于中國哲學的基礎上，通達他民族的哲學智慧，將西方哲學作為一個參照背景或系統(tǒng)反觀中國哲學，在中西比較的視界融合中去重新解讀、闡釋傳統(tǒng)哲學的經典文本，以獲取新的理解和意義；2．以中國哲學自身發(fā)展的思維成果去回應西方哲學在其演化進程中所面臨的一些內在問題。譬如更寬泛意義上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分野或對峙，這與思維方式上的主客二分的特點是相聯(lián)系的。中國哲學無疑蘊涵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思想資源（天人合一）。上個世紀初，王國維就如是說：“學無中西”。意思是：在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國學者，要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就必須了解、研究西方學術，做到“學貫中西”。對此，中國學術界已表現(xiàn)出明顯的融會中西、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趨向。 三、“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關系《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在此所講的“形而上”，不是指黑格爾或馬克思說指謂的與辯證法相對立的思維方式，而是指相對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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